第二章 孤戀花開未？主人話語下的文本轉向
第一節 悲情孤戀花：主人話語下的成家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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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雖說即如李歐梵所指出，文學與電影係因語言模式不同，後者只能用相對 等或不同的電影技巧去重構前者，因而使兩者間必然有所差異；2但當電影作為 一個視覺性的產物，是以一個更為直接的方式在面對大眾之時，改編電影所面對 者，就不再只是文學文本與自身的關係，而必然地將文化語境——也就是本文所 稱的大他者——考量在內。因此，1985 年由林清介改編、執導的電影《孤戀花》，
其雖以白先勇原作為底，但若仔細對照，則不難發現在人物角色的安排、情節發 展的細節上，皆有所差異；更有甚者，其間或易時代背景，或改人物關係，或增 添場景者，可謂不勝枚舉。有鑑於此，透過「閱讀」這些在改編文本中的種種更 動，便能替我們在理解其所欲達到的效果之外，揭露出導演甚或是編劇的意圖，
並顯現出改編電影改變原著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筆者所認為，乃是創作主體在文 化語境此一大他者中，尋尋覓覓，最終所得的幻想產物。
職是之故，本章乃藉由話語結構去重新分析小說與電影文本，並試圖指出小 說因其本即建構於一個以異性戀、男性霸權為主人能指的主人話語之上，故作為 話語產物並帶有痛感的小它物「家」，實則早已蘊含了「命定悲劇」的要素於其 中。另一方面，改編電影在改編原著的過程中，由於未能超越文化語境此一大他 者欲望的束縛，以致於最終遊走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脈之時，形成對自身的挫傷。
在這重意義下，改編電影遂顯現出其在另外一重主人話語結構下的運作面貌：它 一方面是一種資本主義式的邏輯，是「向錢看」的商業話語；而另一方面，它則 顯現為異性戀霸權論述的再次復刻。
第一節 悲情孤戀花：主人話語下的成家幻滅
正如本文前述所言，過往的研究評論之所以未能切中核心，乃是因其迴避了 原著中的同志情愫。因此，本文對該小說的研究，勢必重回此一關鍵，以啟下文 之開展；而有關此一面向，實際上可從小說中的「家」作為切入的要點。在小說
2 李歐梵：《文學改編電影》（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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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先勇透過雲芳的自白，來講出關於「家」的祈願：
從前我和五寶兩人許下一個心願：日後攢夠了錢，我們買一棟房子住在一 塊兒，成一個家，我們還說去贖一個小清倌人回來養。……「娟娟，這便 是我們的家了。」我和娟娟搬進我們金華街那棟小公寓時，我摟住她的肩 膀對她說道。五寶死得早，我們那樁心願一直沒能實現，漂泊了半輩子，
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頭。3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敘事者雲芳在上海與台灣有過成家的念頭，且其對象，
皆為在酒女生涯中遇見的另外一名女性。甚至，在最初的成家願望之中，這個家 還以一個具有近似於親子關係的長幼結構形象被想像著。正是這樣的畫面，方使 我們理解到，這個家並非只是一個純粹的、基於互相扶持的友誼產物，事實上，
它還帶有私密情感的成分在其中。如同曾秀萍在近期的討論中所指出，〈孤戀花〉
不同於其他同志小說，不以「性」的表現作為同志情誼的展現，相反地，白先勇 則是藉由「成家」一事，來確認角色之間流動的女同志情愫。除此之外，作家陳 雪也認為，小說中雲芳與兩名女性的互動，已不僅僅是姊妹模式，而有著戀人的 關係。4再者，朱偉誠更指出這種排除男性的未來想像與具體實踐，其實頗近似 英美文化與文學中的「浪漫友情」（romantic friendship）與「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又或者是中國南方的「惠安女」與「自梳」：藉由指向一種強烈的 情感甚至是堅定的共同生活，即已替同志揭示該種型態是為自我歷史軌跡的一部 分。5由是可知，雲芳之於五寶，或者之於娟娟，其間確有流動的女同志情愫。
不過，小說中的「家」除了為我們確認女同志情愫的流動之外，更重要的是，
3 白先勇：《台北人》（台北：爾雅，2002），頁 191。
4 〈青春欉誰人害，變成落葉相思栽——電視劇「孤戀花」座談會〉，收於白先勇原著：《孤戀花》
（台北：遠流，2005）。按：該書為〈孤戀花〉於 2005 年重新改編為電視劇及電影的影像集結，
另收錄導演、演員、作家等人的訪談，不著頁碼。
5 朱偉誠：〈〈孤戀花〉‧文本解析〉，收於朱偉誠編著：《台灣同志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
2005），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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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貫穿整篇小說的核心要素：因為唯有這個「家」的想望，小說中三名人物 的命運才能產生連結；也唯有在「家」的牽絆之下，小說的情節最終才會走向宿 命的悲劇。就「家」的想望所造就的人物命運連結，上述小說的引文已概略地指 出這層關係，因此本文於此暫且按下；但在後者的部分，筆者則認為，我們可以 藉由紀大偉對於本篇小說的解讀，以獲得進一步的啟發和闡釋。
在〈愛錢來作伙——1970 年代台灣文學中的「女同性戀」〉一文中，紀大 偉援引美國經濟學家齊利澤（V. A. Zelizer）所強調，經濟活動對親密關係的促成，
來重新看待女女關係的結合：他指出，台灣文學裡的女女關係，往往是建立在這 兩個相互滲透的關係之中。其言：
本地文學中，錢以「照顧」（提供對方生活費）的形式發功：兩女互相照 顧，或是某女一廂情願地照顧另一女，女女作伙的狀態才得以被生產、被 再生產。如果某方不能持續提供利益，那麼女女關係就可能瓦解。6
據此，其進一步指出〈孤戀花〉中的女女關係，實際上是透過女性與男性進行異 性戀式的性交易之後，才能繼續維持這個建立在經濟上的情愛關係。同時，也因 此故，小說中的男女關係與女女關係，實則是彼此相反：前者的關係建立在一種 男性不需考慮成本，將女體用過即丟的糟蹋之上，而後者則是在經濟關係中，撫 慰並安頓女體。因此，建立在金錢關係上的女女關係，便使雲芳在文本中「對金 錢的掛念絕不下於對女體的眷戀」。7
透過此一分析，我們便能更進一步地理解，小說中「家」的構成，除了情感 層面的因緣媒合之外，還有更實際的、經濟層面的因素在其中；而正是這個經濟 層面的因素，才使得「家」一步步地變為通往人物悲劇的門階，——因為排除已 故的五寶不計，小說中被「家」所綑綁牽動的雲芳及娟娟，她們的經濟來源，都
6 紀大偉：〈愛錢來做伙——1970 年代台灣文學中的「女同性戀」〉，《女學學誌》第 33 期（2013 年 12 月），頁 5。
7 紀大偉：〈愛錢來做伙——1970 年代台灣文學中的「女同性戀」〉，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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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這個產業的一部分，而與踐踏她們的男性緊密相關。然而，此二人就現實 的層面考量而言，是全然不可能從此中脫離開來的：就娟娟而言，被父親遺棄的 現實使其在失去所有的依靠之後，只能仰賴此一女性的「本能」生活；而對雲芳 來說，在上海時期積存的積蓄已隨著跑單幫的失利付之流水，而為了建立安穩生 活的「家」給娟娟，在台灣酒樓所賺取的財富，以及放債所得的金錢，也已全數 投入置產，甚至必須將五寶遺留的玉鐲賣掉，才能補足不足的款項。因此，不論 是娟娟或者雲芳，實際上都在「家」的建構中陷入了更艱辛的生存困境，而不可 能自本來的經濟生產模式中脫離。如此，原本在此一情色產業中踐踏女性的男性 力量，便始終隱然地潛伏在她們的生活周遭，而不可能因為「家」的建構完成之 後，就被摒除在外。
這個現象在柯老雄搭上娟娟之後最為明顯：在小說的開頭，雲芳便坦言過去 和娟娟在五月花下班之後，「總是兩個人一塊兒回家的」；但「現在不同了，現 在我常常一個人先回去，在家裏弄好宵夜，等著娟娟，有時候一等便等到天亮。」8 而在其後，她更清楚地講出娟娟一夜不歸的理由，是因為她總被柯老雄帶出場，
以暴力、性虐待的方式對待，甚至因此染上了毒癮。「家」縱使是雲芳耗盡一切 所打造出來的避風港、是撫慰安頓受傷女體的所在，但一旦離開這個區域之後，
所有的庇護之力都成為枉然，而使女體在回歸之後，不斷地撕裂這個安定的所在。
甚至，當雲芳為了娟娟的安危，不讓她再次因為與柯老雄在外苟合，被警察當作 野雞逮捕，而使他們來到此一家中，進行她所不願意見到的行徑之時，本已受挫 的「家」，其傷口就愈被撕裂開來，而再難發揮它本來的功用。為了維持家的完 整與作用，雲芳這個無奈的選擇，反使本是安身所在的「家」，最終引入男性的、
暴力的、霸權式的力量傾門踏戶，而導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在此，筆者將進一步援引拉岡所開展的精神分析理論，來看待這個情境：因 為在小說文本中出現、是雲芳一心所繫且竭盡所能要維持的「家」，正是小它物
a 的化身。在拉岡的闡述中，小它物 a 是象徵界（symbolic order）無法整合的真
8 白先勇：《台北人》，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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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界（real order）殘餘；9它作為欲望的對象原因（object-cause），雖然描繪出主 體的欲望，但卻是「一件原初已喪失的、或根本就是缺失的物體，一件否定性的
10 Richard Boothby, “Figurations of the Objet a,” in Slavoj Žižek ed., Jacques Lacan: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 Vol. 2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60. 中文翻譯引自楊小濱：《欲 望與絕爽：拉岡視野下的當代華語文學與文化》（台北市：麥田，2013），頁 29。
11 換喻是為能指的橫向活動，是從一個能指滑向另外一個能指；而因為能指的不斷滑動，使得 意義的出現越顯困難。拉岡在這個基礎上認為換喻與欲望具有相同的結構，都是不斷指向另外的 對象，而沒有終止。參閱：Jacques Lacan, “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in Écrits,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6), p. 439.
12 Jacques Lacan, “The Instance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in Écrits, trans. Bruce Fink, p. 431.
13 Slavoj Žižek,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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