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也就是話語結構中的癔症話語（the discourse of the hysteric）。
在四種話語中，癔症話語以異化／分裂主體為其動因，顯示出主體對於權威
1 Mark Bracher,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Language: Lacan’s Theory of the Four Discourses,” in Mark Bracher ed., Lacanian Theory of Discourse: Subject, Struc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22.
2 T.R. Johnson, Lacan's Four Discour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 Wri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p. 169.
3 Jacques Lacan,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2001), p. 254. 中文翻譯引自楊小濱：《欲望與絕爽：拉 岡視野下的當代華語文學與文化》（台北：麥田，2013），頁 245。
4 Paul Verhaeghe, “The Collaps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Father and Its Effect on Gender Roles,” in Renata Salecl ed., Sexuation: Sic 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 轉引自楊小濱：《欲 望與絕爽：拉岡視野下的當代華語文學與文化》，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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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構上來看，癔症話語不曾出現在前述原著與改編電影間的關係討論，實 屬必然的結果，因為電影在結構的四個代數中只能是小它物，是影視工業所生產 出來的產物，而當它在癔症話語的結構中處在隱而未顯的真相位置時，其所涉及 的討論範疇，就不會是自身與其原著間的種種關係。換句話說，在這個意義下，
改編電影只能作為一個其他事件的根源被討論，而無法進入自身的探索，因此使 癔症話語不存於筆者在前述三章的討論脈絡之中。
但另一方面而言，這並不表示癔症話語便缺席於前述的討論脈絡；事實上，
除了《風櫃來的人》沒有明顯地有這重面向外，另外兩部原著或電影，都還是能 見到癔症話語的結構於人物情節之中。例如在〈孤戀花〉中，不論是小說還是改 編電影，娟娟此一人物即是癔症話語中的異化／分裂主體（$）；她最後瘋狂殺人 的行徑，實際上就是去逼迫男性中心論的社會（S1），去回應她為什麼總是被男 性當作是逞慾的工具而失去自我的存在意義，甚至是小說裡，她必須一再面對的、
完滿家庭（a）的不可能建構。相似地，在〈我愛瑪莉〉裡面，最後一反過去懼 怕陳順德的打罵，以抗拒的姿態質詢著陳順德，並且毅然決然地攜子離家的玉雲，
不也就是那因為被賦予的理想面貌無法達成，而背負著挫敗與焦慮的主體嗎？她 對在家中扮演權威的、資本主義代言人的陳順德，所提出之愛人或愛狗的質詢，
不就是對這個權威的主人能指提出控訴與抗議嗎？更甚者，從一個寬泛的視野來 看，改編電影《我愛瑪莉》的失敗，不也可以看做是導演柯一正的某種挫敗與焦 慮的源頭，致使他在質詢以資本主義為領導的電影工業時，獲得了一種新的電影 拍攝構作的知識，而最終在 1997 年時拍出了與過往截然不同，帶有濃厚實驗性 質的電影《藍月》5嗎？
職是之故，我們便能明白，雖然筆者在前述三章的論述中，並沒有在改編電 影與其原著的關係裡涉及到癔症話語的結構，但事實上，癔症話語仍隱伏在文本 的某處，等待我們對其進行更深刻的挖掘；而這個結果，其實也就應和了當代以
5 該部電影將劇本寫成成紅、橙、黃、綠、藍五本，並各自拍成短片，在電影放映時，可任意排 列組合，而產生 120 種不同影片結構，但整體仍是一部完整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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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結構進行法學研究的施蘿德（Jeanne Lorraine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般：「沒 有人只在一種話語之中言說，每一個人都是從一個話語移動到另一個話語」。6唯 本文的核心關切終究不在此上，故只能在此以簡略的篇幅，提供一個初步的輪廓，
以期未來或有研究者，能再繼續深入申述。
至此，我們方能重回本文的探索目標，進行最後的總結。在第二章與第三章 中，筆者藉由考察原著與改編電影的內在結構，依此指出改編電影對於原著的改 編，係因在不同程度與面向上，受到了文化語境此一大他者的影響，因而改易了 原作。在第二章中，筆者以〈孤戀花〉為代表，指出小說中雖然有著以主人話語 結構所呈現出來的、對異性戀霸權的控訴，但電影在改編的過程中，由於不僅受 到 80 年代影壇以犯罪、性、暴力為主流的電影風潮影響，再加上狹隘的性別觀 點並未隨著時間更迭而有所轉變，致使改編電影在以女性大量暴露胴體為其賣點 的同時，還全面地抹除了原著中本即有的同志情愫，因此使改編電影最終在「靠 向」文學的同時，又背離了文學本身，甚至因此形成了對自身的批判。正是在這 個情境下，才使我們意識到改編電影實際上即是一個主人話語結構下的小它物，
它體現出了文化語境作為一個大他者，如何使主體追求它對商業利益的欲望，而 罔顧電影最終將對自己形成的挫傷。
在第三章中，筆者乃藉由〈我愛瑪莉〉及其改編電影，進一步申論這種大他 者的力量，如何以一個現代化知識的面貌，隱藏自身的權威，但仍對逐漸走入商 業文明的消費社會進行掌控，致使改編電影最終陷入複雜的話語處境。在小說中，
我們透過大學話語的結構，看見黃春明對資本主義、對以經濟力量進行實質控制 的新式殖民進行批駁，並企圖喚起台灣人反思自我矮化的現狀。然而，在改編電 影中，雖然其內文本曾企圖以一種倒錯話語的結構，使得那既要剝削又要假裝中 立的資本主義，能以一種更為直接且殘酷的方式被顯現出來，進而強化原著的批 判力道，但由於它在形式方面的喜劇手法，反使得電影最後仍逃不開大學話語的
6 Jeanne Lorraine Schroeder, The Four Lacanian Discourses: or Turning Law Inside-Out (New York:
Birbeck Law Press, 2008),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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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而又回到資本主義所掌控的路線之上。因此，改編電影對於原著的改變，
反而弔詭地重現了原著所欲批評的核心精神，而變成了某種特殊意義的「忠實」
改編。如此，改編電影作為一種手段，實際上反使我們看見文化語境作為一個大 他者，如何達到它強化自身的目的。
本文的第四章則以〈風櫃來的人〉為例，指出改編電影雖然無處不受到文化 語境的影響，但創作主體面對這個大他者，依然能因為他自身的體悟與領悟，而 跳脫出本來既有的欲望框架，而產生出新的可能型態。因此，本文透過對小說與 電影細部式的分析，指出無論是小說抑或是電影，都描繪了對於現代性，意即大 他者的追求與肯定，希冀在象徵界中尋得自身的位置。然而，小說與電影的差異 在於，小說透過對象徵界的觀察，使得主體體認到大他者本身亦存在著空洞與漏 缺，進而探知到欲望滿足的不可能性；而電影雖然具有相似的情節發展，也呈現 出對象徵法則漏缺的探知，但最終卻了悟這種空缺的必然性，走出對大他者欲望 的幻想，重新在現代化社會中展開生命歷程的探索，進而呈現出一種分析師話語 的結構。同時，也是因為這樣的結果，才使我們明白改編電影實際上就是侯孝賢 對這種體悟的投影，並在他從文化語境的桎梏中脫離之後，所進行的具體實踐。
如此，原著樣貌的轉變，便不在僅有文化語境此一大他者的影響；創作主體對於 大他者欲望的超越，也就使得改編電影，有了新的型態可能。
透過上述三章的討論，本論文以四種話語的結構，重新檢視了 80 年代文學 改編電影的三種型態：它可能是主人話語結構下，追尋大他者絕爽的改編，可能 是大學話語下對文化語境完全臣服後的錯亂，但也可能是創作主體在穿越大他者 幻想之後，所形成的超越式改編。這種由內而外式的觀察，使我們終於能夠離開 過往以「忠實」為原則時所陷入的困境，並且得以在互文性的基礎上，不僅關注 在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互動，同時更擴大到文本自身與文本所處的文化語境的關係。
而這樣的結果，也使我們能以一個更為宏觀的視野，去對文學文本與電影文本進 行分析，而翻轉出兩類文本在內涵意蘊的方面，或許有著更幽微的深意向度。
通過探討 80 年代的文學改編電影，並導入拉岡學派的精神分析作為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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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論文期望這樣的嘗試，能替改編電影的研究帶來一種新的、可能的方式。
雖說精神分析作為一種閱讀文本的方式，或許已非創舉，然而，通過四種話語的 結構，將精神分析導入文化語境與文本分析的交互關係研究，或許仍是一個值得 且尚待擴展的研究領域，——畢竟本論文受限於學養與篇幅，無能對 80 年代的 改編電影逐一檢視分析，甚至是進行統合與歸納；但若能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通 盤考察，並且以本論文所建立的三種型態為基礎模版，或者，我們便能更全面地 看見文化語境與改編電影間的互動，而勾勒出一個更為細緻的電影時代圖象。更 甚者，這個研究或者還能在經由這個模版的穩定建構之後，再更進一步地往 90、
甚至是兩千年後影壇邁進，去探究當 80 年代文學改編風潮過後，文學改編電影 的處境將如何變化，乃至於對自身改編的過程，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同時，也 能夠在文化語境的更迭易轉之中，更清楚地看見大他者對改編電影以及創作主體 的影響，如何在這個變化之中，有著細微的勢力轉移或平衡。這些課題，都是本 論文在探討 80 年代改編電影過後，期望今後能繼續延伸探討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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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 中文書目
（一）專書
白先勇：《台北人》，台北：爾雅，2002。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劇本）》，台北：遠景，1985。
白先勇原著：《孤戀花》，台北：遠流，2005。
安德烈・巴贊著，崔君衍譯：《電影是什麼？》，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
朱天文：《朱天文電影小說集》，台北：遠流，1991。
朱天文：《朱天文電影小說集》，台北：遠流，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