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憫時代的見證─知識份子

在洪醒夫的創作中，以「知識份子」為角色的人物約佔其創作的 42%，將近 半數的高比例透露了作者一貫的觀察視角。對於時代變遷最為敏銳的知識份子，

成為作家借重的觀察之眼，對於變與不變孰優孰劣的問題，知識份子也在心裡反 覆的辯證著，時代下價值觀的轉變、生活形態的改易都刺激著知識份子。知識份 子的角色扮演相當複雜，既溝通了執政上層，又要面對為了生存而努力的大眾，

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們處於對於權勢利益的掙扎與妥協狀態中，既受到良知的驅 使，卻又不滿於貧苦的現狀，構成了知識份子獨特的性格。²⁸洪醒夫作為一位知 識份子的角色，意識到自己有書寫的權利與義務，在書寫的過程中，記錄生活成 為其終生的使命，在作者筆下的知識份子不是以蒼白、困惑的虛無形象在找尋生 命的真意，就是淹沒於時代浪潮中隨波浮沈卻常和自我良知交戰的現代青年，到 了作家晚期的作品，他開始記錄生活，成為一位文字寫真者，利用文字刻劃生活 於農村的田莊人，這三個時期的摸索與變化，同時也是作者同為知識份子的認同 摸索過程。洪醒夫說：

27 發表於《台灣日報》副刊，1980 年 4 月 15 日~16 日，後收入《田莊人》（台北：爾雅出版社，

1982 年），後收入《洪醒夫全集—小說卷五》。

28 參見薩依德（Edward W.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 11 月初版），頁 63~83。

一個作家作最重要的就是責任感，他覺得對人類應該負有什麼樣的責任，

就往往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來。²⁹

對於社會有紀錄的慾望，有探索問題的決心，於是選擇寫作，這是洪醒夫在 其文字中透顯出來的訊息，因此，筆者將對洪醒夫筆下的知識份子圖像作一探 討，挖掘其書寫的脈絡。在〈打胎〉、〈不是蚯蚓〉、〈渴〉中，透過「我」─敘事 者的觀點，在焦慮、反叛、虛無的成長情感中找尋生存的意義。存在主義盛行的 年代中，探尋生命的意義成為知識青年成長所必備的要件，〈打胎〉中對於生命 存疑的「我」─唐欣欣、〈不是蚯蚓〉中的「我」與凌昭昭、凌浩之、〈渴〉中的

「我」與萍水相逢的小姐，對於生命都有著共同的疑問，洪醒夫刻劃的這些青年 學子對於社會具有莫名的敵意，對於生活充滿莫名的憤怒，對於「目前」都處在 極端的不滿之下，這些人物呈現出一種抗拒、冷漠的臉孔，也呈現找尋生命定位 的猶疑與不安。〈不是蚯蚓〉中的「我」對於生命中的出路在反覆的自我質疑著，

選擇了師範學校的生命，與選擇普通大學的生命哪一樣才算真正的出路？放棄普 通大學便是放棄真正的生命嗎？文中的「我」，實際上是作者的自我辯證，同樣 身為師範同學的凌浩之，對於生命的意義則另有感想，在追索生命的意義中，這 位青年對於所處的家庭以及父母的狡獪充滿憤怒，然而，他以埋首書堆企圖蛻 變，極力的想掙脫家庭牢籠來解決生命中的困惑。〈渴〉中的我與那位女孩，一 位覺得生命無味，想尋求理想的地方壯麗的死亡，一位在聯考的失利下，為了躲 避壓力，也選擇了死亡作為解決的方法，洪醒夫在這裡採用了相當有趣的手法，

讓兩位萍水相逢的人，在「死亡」的追求點上相遇，並以詼諧的情節來烘托其對 死亡追求的荒謬，一方面也探討了人的主體性建立問題，我以無奈的口吻說：

做人實在是很乏趣的，人永遠不能統治他自己的，冥冥中總要受一點什麼

29 見〈從拒絕聯考說到當作家〉，《明道文藝》12 期，1977 年 3 月 1 日。

或者無所謂什麼的什麼支配者，這是何等無聊。(〈渴〉，頁 203。³⁰)

對於總是受到宰制的生命，作家藉由這位憤怒學生的口中點出作為社會人必 須受到的制約的無奈，以及生命無法自己掌控的憤怒。這是作家早期在定位自己 人生的探索過程。

隨著作家的步出校門，開始意識到社會生活的現狀，以及理想與現實妥協 的糾葛，這時期的創作，如：〈陰錯陽差〉、〈傻二的婚事〉等篇。在〈陰錯陽差〉

中作者預設了幾位人物作為敘述的軸心，其中有小學生、家庭主婦、警員以及身 為知識份子的小職員，對於同一事件以不同的敘述視角來展現，作家以人物作為 主軸之稱情節的發展，並依據個人的經驗處理同樣的事件，在這種敘述遊戲中，

呈現多元的對話視角，讓情節更形生動。其中透過駱克平這位在生活壓力下的知 識青年的信件中，可以窺見作者對於社會的深刻體驗：

猴子，我不知道我是否變得麻木不仁了，離開學校才兩三年，我竟然發現 我以前所堅持的那些做人做事的原則都已經慢慢在剝蝕了！……歸究起來，我們 還是以保有這種赤子之心為榮—

但是現在，這些我都沒有了，何消逝之速也！……我需要留學，我需要結 婚，這筆錢數目不大，卻能給我很大的幫忙。……我想到長大確實是一件相當不 幸的事，如果我是那孩子，如果我像他那麼小，如果我不避去擔心我的生活，如 果我還沒有投入社會，我也會聽老師聽長輩的話……但是我不能。(〈陰錯陽差〉， 頁 199。³¹)

30 刊登於《這一代》月刊，1970 年 5 月 1 日，收入於《懷念那聲鑼》，本文引自《洪醒夫全集—

小說卷一》。

31 原發表於《中國時報》，1972 年 10 月 26 日~27 日，原題為〈陰差陽錯〉，後收於《市井傳奇》

（台北：遠景出版社，1981 年初版），改題為《陰錯陽差》。本文引自《洪醒夫全集—小說卷二》。

作家藉由小說宣告生命分水嶺的產生在於社會的浸染與否，在社會打滾的越 久，生命中堅持的理想，會隨著現實的壓迫而消逝。懷抱理想卻又在現實壓迫下 不得不作改變的知識份子們，對於生命的無奈僅能以同理心來瞭解。

〈傻二的婚事〉中的傻大與傻二，是高中時代的難兄難弟，在同儕競爭的 良性互動下，冀望著能夠有所成就。對於未來懷抱濃厚期待的傻二，在聯考時的 一場大病的打擊下，失去競爭的力量，隔年捲土重來，又考上私立大學，在繳不 起昂貴學費的壓力下，放棄了大學，選擇當兵，等到傻大等當年的一票同學都大 學畢業了，這位受到命運捉弄得青年成為紡織工廠的男工，晚上在一家很破的私 立大學鬼混，對於理想的追求已經放棄，傻大對於再見他時的轉變說道：「那時 見他，已無當年神采，只覺言詞閃爍，行為乖張。」放棄理想的這位青年開始談 論女人，自卑、誇大，毫無自信，言詞輕浮，以玩世不恭的態度生活著，洪醒夫 筆下所描寫的知識青年在受挫後的轉變實際上是社會轉型中常見的現象，隨著生 活的普遍改善，教育普及化之後，知識青年成為社會中佔了最大比例的一群，卻 也是對於社會壓力感受最為敏感的一群，他們無法像過去農村中不識字的農夫、

農婦一般的樂天知命，即使生活困苦卻還是堅強的生活，他們所處的世界是工業 化後，利益掛帥的社會，價值觀的改變、生活方式的改變，都讓作家重新思考人 生，同時也檢討了自身在面對生活壓力下的改變，新一代受到教育的青年們在時 代的遽變下，掌握了時代的發言權，如洪醒夫一輩的知識份子具有紀錄台灣變遷 的時代感，尤其是走過現代主義追求生命存在意義的時期。七０年代的作家對於 家鄉的破敗，以及生活的窮困，人物的卑微都有深刻的感觸，作為社會的一份子，

以悲憫的雙眼來記錄人生，並在記錄中找尋生活記憶的圖像。

洪醒夫的晚期作品如《黑面慶仔》、《田莊人》中的各篇作品，都是洪醒夫 這位從農村到都市的知識青年之眼的展現。這位從小出外求學的青年，在學成之 後回到農村中的所見所感。對於瑞新伯、牛姑婆、四叔、豬哥旺仔、半遂湖仔、

清水伯、父親等成長中熟悉的人物，洪醒夫以其成長後的視角重新審視回顧這些 鄉村的人物，不同於知識份子特有的批判眼光，洪醒夫筆下所記錄的鄉村人物每

一位都是作家以熱眼重新回顧的圖像，並以此編織鄉村的人物誌。洪醒夫筆下的 知識份子與眾不同的是以溫情來理解過去，而非帶著解剖的利刃來剖析農村。作 家在小說中曾經提及：

一直到我長得夠大時，我才了解，窮人有時實在是脆弱不堪的。這樣的景 況往往使我低迴不已。然而，現在的人已經逐漸無法想像那個味道了。 (〈豬哥 旺仔〉，頁 228。³²)

洪醒夫在其「田莊人」系列的書寫時，筆下的「我」這位敘述者採用的是全 知的敘述觀點，與其說是洪醒夫的小說創作，毋寧是其「說書」的展現，在前面 兩段時期的創作中，洪醒夫以同樣身為知識份子的一員，寫出知識份子對生命意 義價值的追尋過程，而在「田莊人」系列的摹寫中，洪醒夫從知識份子的角度重 新審視故鄉中人物的際遇，帶著一雙悲憫的雙眼，寫出農村情調中既卑微又莊嚴 的人物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