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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想像的共同體與離散國族主義

一、想像、想像的共同體與國族主義

在討論到「國族主義」的概念之前,值得一提的還有「想像」的部 分。承第二節所提到離散與認同相互關係中,對原鄉的「想像」是在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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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一環;加上上一節論及離散群體在現居住國使用民族媒體能夠與原 生國創造連結,並且持續穩固對家鄉的「想像」,皆可見此概念為在國族主 義與認同中甚為重要,並可以理解為當他們藉由觀看原生國產製的媒體內 容,能夠讓他們保持對家鄉一定程度的連結和熟悉。憑藉著這樣的說法,

我因此有興趣關注離散群體使用社群媒體創造並分享母國景觀,是否也同 樣達到以上所述之對於家鄉想像的建構與鞏固。

根據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91)《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的 論述,「想像的共同體」之所以形成,「印刷資本主義」扮演了一個重要的 角色。資本主義企業家為了提升銷售量,進而使用本地方言在傳播媒體 上。而這樣所引發的結果是讓各種本地方言的讀者開始可以了其他同樣使 用方言的人,「共同的論述」因而產生(吳叡人譯,1999)。安德森不僅說 明了「印刷資本主義」何以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成為一個關鍵角色,更 將想像的共同體連結到「國族」情感的產生,國族這種集體關係也是由

「想像」而來的,個體在腦海中把自己和其他人「想像」成都歸屬於某個 民族。

這樣的民族概念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 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

(王菡,2015)。因此對國族的情感也因想像的共同體的建構而更加深 刻。而「想像」則透過共通的地方性語言(vernacular language)和印刷等 新傳播科技,更加地擴大,傳播科技能夠在文盲和使用不同母語的人口中 招喚出想像的共同體(吳叡人譯,1999)。

因此,安德森為我們提示了媒體與國族建構的密切關係(轉引自關志 華,2012b),同時也指出了想像的共同體與國族情感的連結。而在更早 期,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在其著作《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1964)中及提到印刷術的出現,造成十六世紀的個人主義與國族主義

(鄭明萱譯,2006)。也就是說,大眾媒體成爲一個重要的「再現」國族 管道。透過各種再現,媒體試圖形塑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對國族集體的 認同,進而鞏固國家的存在和國家權力的合法性(關志華,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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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ley(1992)也指出:「如果不參考傳播科技的角色,就無法適當體會 國族認同的建構和出現。」時至今日,可確信傳播科技與國族認同有著連 動關係。

同時,在本研究中也將延伸「傳播科技」、「大眾媒體」這個角色至 網際網路的範疇來討論,期待能看到網際網路而興盛的社群媒體對於離散 群體想像與國族認同的作用。

二、國族主義與國族認同

擁有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形成國族的條件之一。如 Bhabha(1990)所 指,國族和國族認同是透過各種代表國族的「共同意義」的「敘述」

(narration)建構起來的。

若單論「國族主義」此概念,國族主義是作為集體的統一性與認同方 面,一般人大致認為它的構成跟一個社群的種族性與文化性(ethnicity)有 關(李金梅譯,2000)。就像台灣運動與國族主義連結的研究多半聚焦於 棒球(王玉柱、陳子軒,2016),因為歷史性使然,棒球是台灣人認為有著 共同意義的運動。有趣的是,還有一個情感來源能區別出真正的「國族主 義」,那就是羞恥感,一個真正的國族主義者,會對於自己國族的所作所為 有羞恥感,因為你愛它,沒辦法從它身邊逃離(王菡,2015)。因此當一個 人的國族主義情感被顯現時,儘管不認同自己國家的所作所為,但仍然不 會允許別人去批評。如同Fran Martin(2016)對在墨爾本的中國留學生的 研究中發現:雖然中國的學生會認為自己有保護中國聲譽的責任以及愛國 的態度,因此去反駁在外國留學時所遇到一些對中共政權的批評,但這樣 的愛國主義,並不是對中國政府和中共的直接認同。

至於國族的認同指涉的為個人確認自己歸屬於哪個國族的概念,是個 人形成「我是誰」之自我認識與自我定位的重要層面之一(江宜樺,

1997)。紀登斯(2001)年的著作《社會學》中同樣道出國族的認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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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家的人們建構出歸屬該國的歸屬感,是一個國家建構的目標,也是公 民經過長期社會化所建構的概念,憑藉國家提供資訊、接受國家的文化,

逐漸培養出對國家的認同感(趙旭東等譯,2003:41)。

國族主義式的認同則是以具備相同血緣的種族、語言、宗教、文化、

共同的歷史記憶、生活經驗等為基礎,以情感結合的方式,據以構成「我 群」的認同基礎。當群際差異(intergroup differentiation)出現時,「我群」

成員易生成一種「榮耀我群、貶抑他群」(in-group favoritism, out-group derogation)的我群偏愛傾向,當此傾向變成團體認同時,團體成員具有一 種自我標籤(selfcategorization)與符號化的傾向,不僅會產生出對「他 群」的刻板印象,也更強化了群際之間的差異性(Ellemers et al. 2000;Tajfel 1974; 1978; Taylor and Doria 1981; Turner et al. 1987;轉引自蒙志成,

2015)。當一個離散群體在海外時,這樣的「我群」思考會因此出現,去分 辨自己與所在居住地的不同。

以有關本研究主角「馬來西亞人」為例,也有許多有關他們「國族主 義式的認同」的研究案例,如關志華的研究中指出非常多淨選盟14的集會 活動參與者的筆述都熱衷於「敘述」他們與其他族裔在這場活動中美好和 睦的相處經驗,再從中建構他們與其他族裔參與這活動的「共同意義」─

那就是族裔之間本來就不應該心存猜疑、相互對立,而必須共同聚合,大 家不論種族都一致認同自己為「馬來西亞人」,共同建設馬來西亞的未來

(關志華,2012b)。然此類國族主義的研究與本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主 體是旅居海外的離散群體,而這些人是如何利用自行在社群平台上產製的 母國景觀,達成國族情感與認同的形構。

14 淨選盟(Bersih),馬來語中代表乾淨。2006 年,大馬在野政黨及非政府組織成立淨選 盟(Bersih)。其後一年,大馬人民為求選舉改革,穿著黃 衣走到街上,以和平集會的方 式爭取真正公平的選舉和民主。不過,於 2007 年首次 Bersih 集會至今,大馬當局仍未 有正視人民訴求之餘,更屢屢以不同手段限制市民表達自由。(資料來源:《從「淨選盟 5.0 集會」看馬來西亞人權》,關鍵評論,2016)。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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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離散國族主義

Anderson(1998)指出離散國族主義基本上與「遠距離的國族主義」

有密切的相關。揭露出地理距離在討論離散國族主義時為基本的立論基 準。因此,此概念經常被使用在離家而居者的國族主義與認同的討論與研 究中。

本研究中的在台馬來西亞留學生,有關旅居海外的離散群體對於國族 主義的形成與國家認同,同樣通過上述討論中包含確認具備共同記憶、了 解「我群」與「他群」的差異等方式來確認自己的歸屬國族。然後因為離 散群體位處於異國環境,媒體即成為離散群體用來確認上述「共同記憶」

或「差異」的渠道,而離散國族主義就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在離散群 體中加以形成。

「離散國族主義(Diasporic Nationalism)」在 Kim(2011)研究中有相 當程度的討論。其研究中標示了離散國族主義的構成包含參與了「跨國的 流動」,同時接受到了現居住國「社會的排斥(social exclusion)」與作為異 鄉人的陌生感。甚至延伸至媒體使用上,離散者對於「媒體的使用」能夠 消除因遠距離所造成的「難以接近母國」。研究中旅居於英國的東亞女性成 為離散群體,他們在民族媒體(ethnic media)的大量使用下,擁有了在跨 國流動中保有與母國連結的契機,跨國經驗中的科技媒體使用,為「離散 國族主義」的形成提供了絕佳的情境。而反應式的族群國族(reactionary ethno-nationalism)的提出,則是離散國族的另一衍生。當離散者體驗如上 所述接受到社會的排斥,或是做為跨文化的協商者時,對其身為離散者遭 遇產生各式反應,此反應過程也是形成離散國族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

離散國族主義或許正是適合討論本研究的概念。與前述學者霍爾討論 認同的立基點是長期處在異國環境中的混雜認同有所不同,本研究中研究 主角的情境,更偏向於Kim(2011)其研究中的狀態,屬於離散群體的一 員,在跨國流動的過程中藉由媒體使用,提供了充足的跨國母國情境使離 散群體形構其離散國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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