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意思能力之概念
2014；吳建昌，2016)。
依據英國法律委員會(Law Commission)所指出的三種意思能力判定方式，分別為結 意思能力(李沃實，2007；李沃實，2007)。
壹、 個人意思能力確定之過程
確定個人的意思能力，是一項複雜的跨學科工作，涉及醫學上對於病症的診斷、臨 床上的評估及法學知識。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67 條第 2 項所指，意思能力的鑑定應有精 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而意思能力之判定，是法官 依據鑑定人「臨床上能力判定」結果，來做「法律上能力」之判定(吳建昌，2016；李沃 實，2007；楊熾光，2010)。
一、醫學上鑑定意思能力
醫學上對意思能力之判定考量因素主要包含表達決定的能力(為意思表示的能力)、
了解資訊的能力(受意思表示的能力)、評估資訊對自己利弊的能力、使用相關訊息分析 能力(部分包含辨識意思表示效果的能力)四種要件(陳炳仁，2018 等；吳建昌，2016；
楊熾光，2010)。
在鑑定人評估程序中，必須注意到三個層面：第一為「個人處理財務之能力」」－包 含基本用錢功能、財政概念知識、金錢交易、支票使用、銀行帳戶管理、財政判斷、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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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單等；第二為「個人健康之照顧能力」－包含有無能力溝通及表達、有無能力理解醫 療資訊、可否評自己病情與資訊的重要性等，而根據個人價值系統判斷以做出合理抉擇；
第三為「獨立生活、社會性與交通能力」－包括居家清潔及維持、洗衣、購買飲食、個 人衛生等；社會性為評估與他人聯絡、溝通；交通之能力為包括開車或使用大眾交通工 具等相關知識與執行；而在評估被鑑定人之精神狀態時，亦可採取結構式訪談、心理測 驗或量表等測量工具並行(Moye & Marson.,2007；McSwiggan, Meares, &Porter, 2016；吳 建昌，2016；台灣精神醫學會，2014)。參考上述可得知鑑定人意思能力程度之判定，源 自於受鑑定人對於個別事件行使功能的程度(吳建昌，2016；台灣精神醫學會，2014；
Moye et al.,2007)。
二、醫學鑑定意思能力結果與法律要件的關聯
受鑑定人之精神障礙程度，固屬精神醫學上之專業判斷，但法律學上「不能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 識其意是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判斷，法院仍需以精神醫學鑑定結果為基礎，
且參酌受鑑定人及其他事證結果，為法律上意思能力之判斷（楊熾光，2010)。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66 條與第 167 條所指，我國法院於法律上意思能力之判斷有 三：第一，受鑑定人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證人之陳述；第二，鑑定人之鑑定報告及其證 言；第三，法院於鑑定人前訊問受鑑定人之陳述情形(楊熾光，2010)。從第一點和第二 點可看出，法院所考量之依據除了受鑑定人疾病之診斷，亦包含鑑定人之鑑定報告，可 見我國法院對於受鑑定人之意思能力之鑑定方式為「狀態－機能判定法」。
然而，法院如何使醫學上之鑑定與法律上的判定相結合，在判斷意思能力上，有 主要五個原則：第一為「能力推定原則」－當事人除被證實不具意思能力外，均有法 定權利決定自己事務，重視殘存能力的活用；第二為「自己決定權的尊重」－在證實 當事人無決定自己事務能力前，不能認定無意思能力；第三為「個別性原則」－不能 因當事人會做出異常決定，就認定缺乏意思能力；第四為「最佳利益原則」－為或代 表無意思能力者做出行動與決定，必須慮及最佳利益的維護；第五為「最少干涉原 則」－為或代表無意思能力者所做出行動或決定，必須慮及其基本權即自由最少干 涉，監護宣告為最後的手段 (李沃實，2007；楊熾光，2010；陳炳人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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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監護宣告(Russ et al, 2016)。即便是透過一連串嚴謹的過程以判定個人是否需監護 宣告，仍有所爭議，如Marson(2004)與 Mills(2007)提及在 21 世紀中，意思能力欠缺之 議題中，醫療自主權與財務管理，最被廣泛討論。以下就較為常見之醫療自主權與財 務管理作為論述。貳、失智症者醫療自主權
根據Marson(2004)指出，於失智症者中，意思能力損傷程度因人而異，對於醫療 決策的認知能力程度差異最大，特別是在對於醫療決策的理解(understanding,)、醫療 決策中的利弊分析(reasoning)與決策結果的評估(appreciation)。
醫療自主權與醫師讓病人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醫療過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Russ et al, 2016)，由於醫療決定為牽涉病人之身體健康，應屬基本人權，而讓病人能夠 決定是否須接受治療(戴瑀如，2018)，而醫療決策所依循的倫理與實務原則亦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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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陳炳仁等人（2018）指出，臨床人員時常以受監護人為由而無了解病人尚存的決定 能力與自主意願，選擇與其家屬或代理人做醫療決策的溝通並做決策。
民法第 1112 條中雖明定監護人行使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與財產管理時，
應尊重受監護人，亦即受監護人可對於特定醫療照護決策事項具備意思能力，監護 人、醫療團隊或法院皆不可違背受監護人之意願。然法條中僅提及須尊重受監護人意 思之外，則對於監護人職務範圍中如何行使護養療治無相關規定，倘於涉及重大或具 侵入性之醫療行為時，其同意權決定及判斷，應倚賴何種制度規範（李佩如，2017）。
黃詩淳(2017)亦提出監護人之行為規範或法院的裁判規範經常將「本人意願尊 重」與「本人(最佳)利益」二者並列，然從民法條文中難以判斷其優先序位；而受輔 助人行為能力之限制雖僅限於重要財產行為，然陳炳仁等人（2018）指出受輔助人須 進行侵入性身體醫療行為時，雖於臨床上病人自行同意接受醫療處置，但容易被輔助 人、家屬等其他關係人而質疑。
以上臨床決策情境中，於法律中並無明確的核心判斷原則供法界、醫療人員得以 依循；醫療人員在決定受宣告人醫療決策時，所需要面臨的不僅是受宣告人的監護人 /輔助人或是親屬，更考驗醫療人員如何在最佳利益與意願尊重間取得平衡。
參、失智症者之財務管理
近年來，在意思能力相關之議題中，智能障礙者、精神病人與失智症者的自我決 定權日益受到重視，尤其是與他人簽訂有關財務方面之契約，會被懷疑是否有足夠的 判斷能力。(Yutaka Mizuno etc，2003)。而Griffith等人（2003）研究中指出輕度失智症 者能處理較簡易的財務管理，僅在複雜財務中管理較有難度；而中度失智症者對於簡 單財務能力喪失，以及所有金融活動的嚴重損害。與健康老年者相比，老年失智症者 對於財務管理能力損害程度較高(Marson，Sawrie等，2000)，且名下若有不動產，常遭 到有心人士之覬覦，常見詐騙手法有高價賤賣、設定抵押權借款、移轉過戶給予第三 人(臺灣失智症者協會，2017)。
失智症者所面臨之議題，皆脫離不了財產保護之例子，且許多案例亦出現、專 書、實務工作中、法院判決書或媒體的報導之中，以下分享兩則案例(見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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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財產保護案例
案例一 民97 年 11 月間甲夫離家出走不知去向，而乙妻發現甲夫將匯豐銀行與花旗 銀行多年來之存款提領一空、向勞保局申請退保病請領老年給付、銀行保險 櫃的貴重財物也不翼而飛，且於98 年間，甲夫竟然以名下價值三千萬元的 房子向銀行貸款一千五百萬元、並隨即過戶給林姓大陸女子、隨後林姓女子 即予以轉賣，前後近三千萬元之現金，皆存入林姓女子之銀行帳戶。經臺大 醫院鑑定，案主自97 年 11 月即罹患失智症，且因心智缺陷與情緒障礙已達 嚴重認知缺陷，因而受他人刻意誤導並做出衝動、不符內心意思之決定。(臺 灣失智症者協會，2017，頁 81)
案例二 案主為輕度失智症，育有1 女 1 子，目前與案子同住，且聘請外籍看護全天 照顧。銀行行員發現案主原有2 千萬元之存款，僅剩 130 多萬元，而案子仍 持續要領案主存款100 萬元(定存解約)乙作為投資。案主是由案子帶至銀行 提款，而案主亦向銀行表示要領錢給案子，但不知案子領錢之用途，銀行人 員基於保護案主財產，並通知當地里長，由里長通報社會局協助處理。(吳玉 琴，2010，頁 44)
資料整理自：研究者自行整理(臺灣失智症者協會，2017；吳玉琴，2010)
成年監護制度為基於保障之經濟安全，使其免於受到財產上詐欺或虐待，並得於 晚年享受，達成老有所終之理想而訂定；我國與失智症者有關之財產管理制度，為民 法委任制度與信託制度(李佩如，2017)，信託制度的兩大特色在於信託關係4不因委託 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亦即，即使委託人喪失行為能力，受 託人仍可依當初信託目的繼續管理財產；吳玉琴(2010)亦提及社工對於財產信託及管 理、相關法令規定等，也需要有充分的了解，以維護失智症者之權益及保障，並受到 良好的照顧，且要求主管機關應鼓勵將其財產交付信託。
4 參照信託法第八條：「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 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因解散或撤銷設立登記而消滅者，適用前項之規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