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將採取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語言學者 van Dijk 之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 CDA）取徑進行第二階段質化分析。試圖從批判語言學的字 彙、語句、傳受動詞（transitivity）以及行動模式（Modality）等微觀分析觀點，與社 會學、傳播學界長久採用之鉅觀分析之意識形態分析進行結合，以歸結出半島電視台 與 CNN 各自如何在戰爭衝突新聞中，對第三者國家進行國族形象建構。
批判性論述分析主要可以探討日常生活中的媒體文本當中的社會與政治脈絡，揭 露出權力濫用、宰制與不平等權力論述的生產關係（van Dijk, 2004: 352）。
van Dijk 與幾位批判論述分析學者 Fairclough 以及 Wodak 皆認為，權力關係是經 由歷史長時間的沿革，並經由論述所型構出來的產物。批判性論述分析可以從文本當 中闡釋出當地的社會問題，亦可以從論述的建構過程中發現論述是如何建構了社會、
文化規範、並且是透過何種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機制來合理化論述與社會階級間 的權力失衡關係（van Dijk, 2004: 353）。
而批判性論述分析自二次大戰後發展以來，已從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語言學界研究 中發展出兩條路徑，分別為：鉅觀結構分析（Macro-structure Analysis）以及微觀結構 分析（Micro-structure Analysis）。
簡單來說，鉅觀分析主要著重的是語義（semantics）層面以及意識型態層面
（ideology）的分析；相對於微觀分析，則是語言學界相當重視的字彙、句法以及語言 結構的分析。除此外，van Dijk 更進一步指出，語言使用、語言互動以及傳播層次皆 屬於社會層次下的微觀層面。而社會團體間的權力、支配與不平等關係等皆屬於鉅觀 層次的分析（van Dijk, 2004: 354）。
然而在探討國族建構的過程與歸納之時，不僅將焦點關注在結果面向的種族歧視 與刻板印象，而更應該重視文本當中是如何運用字句、動詞、角色行動以及敘事是如 何建構出偏誤的國族意象，不僅可維持傳播學界在鉅觀層面意識型態分析的優勢，並
能以微觀層面的元素組合來為語義層面的鉅觀分析提供一套有力的證據與說明依據，
並將鉅觀層面與微觀層面分析交互詮釋，以建構戰爭新聞國族衝突論述的完整視野。
一、國族建構，微觀與鉅觀分析並重
華人符號學者李幼蒸詮釋 van Dijk 之微觀、鉅觀結合分析認為，傳統語義與語法 的結構分析係屬於第一代語言「內結構」的分析。而「語用學」文本分析則涉及了語 言外的環境結構問題，其中包括文本結構語傳播情境的互動關係、傳播者與訊息接收 者的交互作用等社會、心理層面的分析，皆屬於第二代論述分析形式（李幼蒸，1997：
331）。
而李幼蒸（1997）以及 van Dijk（2004）皆認為，第一代文本分析以及第二代分 析模式兩者應趨向整合，將語言結構以及語言情境分析相互結合。van Dijk（2004）認 為，微觀分析以及鉅觀分析應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除了語言學要拉近政治與權力分 析，在實際進行論述分析時也不應忽視語言學微觀層面分析的重要性，並且要在理論 上拉近社會學與傳播學分析上的差距。
二、搭建起微觀與鉅觀結構分析之橋梁
van Dijk 提出了四種結合微觀與鉅觀分析之概念與方式：（1）成員-團體
（Members-groups），（2）行動-過程（Acton- process），（3）脈絡-社會（Context-social），
（4）個人與社會的認知（Personal and social cognition） （van Dijk, 2004: 354）。
以本質論角度來說，搭建起微觀與鉅觀層面的差異，暗示了文本是社會的縮影，
社會是文本的實踐。van Dijk 認為，文本創作者在創作文本時，脫離不了社會脈絡帶 給他的影響。在「脈絡-社會」的部份，文本當中的論述型構（discursive）互動的情境 其實與實體社會結構的建置相仿，從文本以及實體社會各自的「局部連貫性」（local coherence）以及「整體連貫性」（global coherence）其實是緊密相連的。
而在「成員-團體」與「行動-過程」的部份說明了，文本當中個體成員的行為勢
必會影響其他人的行動，換句話說，團體是必須藉由各個成員的行動而組成。即使團 體被簡化成單一成員於文本中再現，但在其角色行為的背後仍反映著成千上萬的社會 團體行動縮影。說明了文本當中個體成員的社會行動，其實都是「團體行動」（group actions）與「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所共同建置的結果（van Dijk, 2004: 354）。證 明了論述是文本與實體社會的行動過程是交互建構，而非獨立運作而來。因此這個部 分需要「角色參與者」、「傳受動詞分析」與「行動模式」（modality）的分析加以詮釋，
以連結傳統在微觀與鉅觀結構的斷層。
而在「脈絡-社會」與「個人與社會的認知」部分則屬於鉅觀分析層面，文本當中 的脈絡與實體社會文化脈絡彼此是互動建構的過程（van Dijk, 2004: 354）。文本當中所 反映出的社會結構與實體社會建置相似，因此文本當中的「局部」以及「整體」連貫 性與實體社會的「局部」以及「整體」連貫性是相關聯且互為主體。
而 van Dijk 在論述分析中最強調的部份即在於「個人與社會的認知」的部份。語 言使用者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而言，皆同時具有個人與社會認知基模：個人記憶、知 識、意見會在特定的成員間、團體、文化圈內共享（van Dijk, 2004: 354）。而這些閱聽 人對特定文本所產生的認知基模將影響著個體如何解讀文本，並重製實體社會的文化 價值。
因此「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除代表文本、實體社會出現的權力宰制 的集體行動外，也反映了閱聽人的認知基模是如何複製實體社會的意識形態。以致在 理解文本角色的行動過程當中，閱聽人在解讀特定字彙時會帶著有色的眼鏡來看待眼 前的媒體文本。在閱聽人解讀詮釋的過程當中，也再一次地重製了實體社會的意識形 態與歧視的心態。於是在閱聽人解讀的過程當中，亦同時確立了社會的文化與價值規 範，形成了文本與實體社會的動態、交互指涉之論述實踐。
三、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分析之建構策略
van Dijk 認為論述分析微觀層次可以依循 Roger Fowler 的批判語言學論述方式進 行分析。傳統語言學進行論述分析，強調的是語句、字彙、文法、語調以及句法結構 的細部分析，其次才進入語境的結合分析。
van Dijk 認為當今的批判性論述分析主要多探討句法中的傳受動詞分析
（transitivity）、詞彙結構（lexical structure）、行動模式（modality）以及語藝行為（speech act）（van Dijk, 2004: 361）。而本研究語藝行為將採取 Scollon 的語境文法（Grammar of Context）模式來進行分析。
本研究微觀分析所分析的四個面向，其中詞彙結構分析、傳受動詞分析以及行動 模式分析，皆援引自 Roger Fowler 的批判語言學分析工具。此外在語藝行為的部份，
則採用 Scollon 的語境文法分析13了解情境脈絡式如何對論述微觀結構產生影響，並且 可以從論述語境當中了解「認知基模與腳本」、「通用知識（world knowledge）」與「毗 鄰順序」（Adjacency sequences）14（Scollon, 2001: 68）。
然而進行媒體文本的論述分析，光從詞彙、句意、動詞以及角色行動結構分析，
尚未能充分解釋語言情境、媒體政經結構脈絡與新聞文本語言形成之關聯性。這也同 時是 Fowler 於 1991 針對新聞當中所再現的歧視現象所進行的批判行論述分析較為不 足的地方，特別是新聞編採人員所遵守的編採守則部分將可能造成標題、新聞內文的 文字、句義產生變化，Fowler 在詮釋此部分時，明顯力道較為薄弱。因此本研究在詮 釋文句結構與文本國族形象再現時，將注意媒體編採守則與政經結構對文本所產生的 影響。
13 另名：脈絡文法分析（Grammar of Context）
14相當於「可預測的順序」，過去語言學家發現毗鄰順序多用於論述重點的轉移（Scollon, 2001: 69）。雖 然這些順序在論述的銜接和了解在如何詮釋論述中的意義時相當重要，但卻無法超出解釋論述內轉折 之外的意義 （Scollon, 2001: 70）。
A. 詞彙結構分析（Lexical Structure）
Fowler 認為，文字使用的差異其實含有深層階級差異的概念，往往媒體文本當中 所出現「字彙的範疇化」（categorization by vocabulary），15是媒體意識形態再製與整合 的機制（Fowler, 1991: 84）。
但這非代表文字本身就是一個決定論的機制，Fowler 認為，文字本身會有指涉
（reference）的功能，但指涉的功能並非來自文字驅力，而是在於閱聽人的「詮釋」。
若要產生文、句的意義（meaning），必須要經過閱聽人的「感知」（sense）的「理 解」（understand）的過程方能產生意義（Fowler, 1991: 82）。閱聽人會對不同的文字圖 像產生不同的差異感，閱聽人在感知到不同文字之間的差異時，會產生一種「相對性」
的語感，也就是我們經常稱之為「我群／他者」的相對空間概念。
因此文字符號對人會產生想像的空間感，不同的詞彙符號都指涉著特定的社會目 標與社會意義。而人類在使用文字的過程中，套用 Pierre Bourdieu 的觀點，都會有其 使用上的「文化習癖」(cultural habitus)，人類在使用文字的過程當中會有其特定的文 化意義。所以文字產生的差異空間感，是來自於人的感知（sense）詮釋，而進一步所 產生的指涉（reference）能力。
最後，Fowler 強調詞彙結構分析，更需觀察到詞彙使用的「重覆詞彙化」
（Re-lexicalization）與「過度詞彙化」（Over-lexicalization）的現象（Fowler, 1991: 84）。 重覆詞彙化代表的是中文所說的「抽換詞面」以及「意義改變」通常會藉由「重 覆」同一系列的詞彙而產生的文句結構與意義的轉化。
另外在「過度詞彙化」16的部份，簡單來說，是文本創作者對客體的形容已超越 原始的意義，並達到扭曲、過度解讀的程度。
15 特定的文字會出現在特定的文本脈絡中。
16 目前國內亦有傳播學者翻譯為「過度標籤化」與「過度書寫」，但 lexicalization 尚包括語句結構的重
16 目前國內亦有傳播學者翻譯為「過度標籤化」與「過度書寫」，但 lexicalization 尚包括語句結構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