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分析典範

(一) 協商的意義─文本與閱聽人

被視為「閱聽人研究的新趨勢」─接收分析，在理論部份企圖整合社會科學 和人文學的理論觀點，在方法學上則同時對閱聽人與媒介內容作資料的蒐集，而 研究旨趣則在閱聽人解碼（decoding）的探討（Jensen ＆ Rosengren, 1990）。接 收分析典範強調意義是透過文本與閱聽人協商而來，閱聽人具有主動建構意義與 歡愉的能力，此種主動性來自閱聽人本身的主體意識，亦是閱聽人批判思考的展 現。

11所謂「拼盤式」的主題綜藝節目，指的是一個綜藝節目是由數個不同主題的單元加以拼湊而 成的，內容具有多樣性質，也可隨意變化增加或減少。 

接收分析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視閱聽人為有能力自文本中解讀意義的主 情形，文化研究學者 Stuart Hall（1980）提出製碼／解碼的模式（encoding／

decoding model）來加以說明，Hall 認為閱聽人具有主動詮釋的能力，會根據本 身的認知結構及經驗給與訊息內容相異的解讀，顛覆了傳統統治霸權體系的觀 點，同時因為文本是多重的，會不斷變化及延伸意義，如同 Fiske（1986）強調 文本的多義性，在既存的主體位置與文本本身之間，閱讀電視文本是一個協商的 過程，而這樣協商的平衡權力來自於讀者。

文化研究的學者反對主流劇情一定可以將其意識型態完全加諸於閱聽人身 上的想法，也堅決反對創造單一、預設的位置，電視文本與閱聽人關係的相反看 法，可以稱為「優勢閱聽人」（dominant audience）觀點，它將文本視為非整體 的，雖然文本中無可避免的具有優勢的意義，但同時也是多義的，包含有若干可 能性的解讀意涵，因此，閱聽人有其詮釋的範圍，閱聽人並非被動，而是積極主 動的討論和分析文本，閱聽人不只具備文本多樣詮釋的能力，他們也積極地抵抗 這些文本中所蘊含的優勢意義（Abercrombie 著，陳芸芸譯，2004）。

文化研究的學者認為，閱聽人在觀看電視時，會伴隨著社會歷史與自身的價

的行為。

(二) 接收分析相關研究

閱聽人理論主要典範中，「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關心閱聽人對 文本意義的解讀，其中最重要的課題包括，哪些因素影響閱聽人的解讀結果，與 日常生活脈絡的關係為何，以及閱聽人如何解讀、與文本互動，甚至建構出不同 的意義，本文希望利用上述面向，分析閱聽人對音樂娛樂節目的解讀，以下先介 紹過去與接收分析的相關研究。

Stuart Hall 於 1973 年所發表名為《電視論域的置碼與解碼》（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V Discourse）一文中指出，閱聽人具備解碼的能力，而其解碼 的過程不一定等同於製碼者所欲傳遞的訊息，他視閱聽人為有能力自文本中解讀 意義的主體，Hall 的模式雖然看似簡單，但其用簡要的方式表明收訊在文本的重 要性，若與早期的傳播模式相較起來，Hall 的「製碼與解碼」模式並非那麼具有 原創性的改變，就像其它舊有模式一般，接收分析的架構與其他的大眾傳播模式 相近，譬如：接收分析沒有連結電視或是其它媒體當作其為社會結構的一環，也 未指出媒體訊息是本質上，或是閱聽人接收後才有影響的，但是，Hall 卻將模式 的研究方法提升至符號學的研究方法，訊息不在單單被視為一個封包（package）

的訊息；相反地，節目製作者製碼、訊息接收者解碼，傳達的訊息與接收的訊息 之間其意義，並不是那麼明辨可析的，而且，不同的接收者其解讀的訊息也不盡 相同， Hall 並不駁斥媒介訊息有影響的論點，但是，他用符號學的架構取代一 般的刺激反應架構，成為其研究閱聽人詮釋媒體文本的架構。

因此，Hall 的研究無疑是關於閱聽人主動性研究的先驅，Hall 提出了閱聽人 解碼的三種理念模式（本研究在下一章節將會討論），延續Hall 的概念，David Morley 在 1980 年的著作《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 Audience），這項研究 原本為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 CCCS）計劃中的一環，目的在於檢視閱聽人對於電視訊息特定的詮釋，

和其社會位置階級間的關係。

在此時期，Hobson（1982）《十字路口》（Crossroads：The Drama of Soap Opera）

觀眾研究，也與 Morley 抱持著相同的觀點，相信閱聽人有能力處理電視文本，

此外，Ien Ang（1985）《朱門恩怨》（Watching Dallas）研究也認為，閱聽人對 於文本的詮釋具有其顛覆和革命性的意義，並非完全落入被動於臣服的角色，如 他分析一群觀看電視劇後的觀眾的信件後提出，「逃避的愉悅」與「通俗劇想像 的觀點」，Ang 指出，「逃避」的觀眾，並非「逃避現實，而是在玩弄現實…在 這樣的遊戲中，一個人可以討論虛構與真實的界線，使其流動不定。在這樣的遊 戲當中，所謂的歡愉就是在想像中參與了虛構的世界」（Ang, 1985：49）。

通俗劇的想像力是一種收看方式的闡連，並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經驗中；在 生活的歡笑與痛苦中；勝利與失敗中，發現一個具有深刻意義與涵義的世界，誠 如她所說：「…閱聽人明顯的偏好確實是受限於所提供的範圍，但這並不是說 Dallas 的消費視一種被動與順從的型態，事實上，觀眾投入了許多情緒與力量在 文本當中，並且從中感受到愉悅」（Ang, 1985：24）。

在這部份，Radway（1987）針對羅曼史女性讀者的研究發現，閱聽人得到 對「愛情的歡愉、共生的圓滿、自我認同的確認」幻想之滿足。有六成受訪者表 示，偶爾需要先讀小說的結局，以確保這本小說不會拒絕她們所想要得到的滿 足，而「在闔上書本的當下，她們可以相信，男人和婚姻對女人終究是件好事；

這種情緒上的滿足，使她們回到日常生活的責任後，對自己的價值產生信心，並 且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她知道必須面對的事情」（Radway, 1987：184）。

Press（1991）在其《女性觀看電視》（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的研究 中，探討了社會結構和閱聽人如何解讀間的關聯，Press 訪問了中產階級和勞工 階級的女性，分析她們的背景，以及其對性別意義的態度、看電視的經驗和偏好。

在研究中發現，中產階級女性在看電視時，不同於勞工階級的女性，她們使用不 同的標準來評價節目和確認電視的特質，勞工階級的女性對於她們認為真實的畫 面高度的肯定，而中產階級的女性卻不認為電視是真實的；另外，中產階級女性 對於電視中的女性形象與自我認同形象相近，反之，勞工階級的女性則有對立的 解讀傾向（轉引自湯允一等譯，2004）

Stacey（1994）分析一群年齡多在六十歲以上且多屬於勞工階級的英國白人 婦女，於1940 年至 1950 年代進電影院觀看好萊塢電影的情形。她發現好萊塢電 影提供了一種烏托邦的可能性，對於閱聽人所經驗的社會問題，提供、演出了一 種文本解決的方式，另外，好萊塢電影中美國女星的開朗、果敢的特質，讓她們 開始思索抵抗英國傳統對女性角色的約束與限制，即「將觀看電影視為一個意義 協商的過程，去協商好萊塢電影的優勢意義，非消極的被定義為文化祭品」

（Stacey, 1994：12；轉引自郭慈芬，2005）。

(三) 閱聽人解讀位置

Hall（1973）發表的（Encoding／Decoding）一文，跳脫早期在法國哲學家 Althussser 結構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影響下，認為文本結構將主導閱聽人訊息接 收結果的看法，轉而主張傳播系統會事先建構論述符碼而形成「偏好閱讀」

（preferred reading）的可能（魏玓，1999）。然而符號意義並非全然由媒體的語 言結構和形式產生，而主要是透過閱聽人的解讀來實踐，亦即須透過閱聽人的解 碼過程重新詮釋其社會意義而得（Hall, 1973；轉引自陳慕君，2003）。

Hall（1980）進一步分析閱聽人的詮釋結果與文本的意識形態，發現閱聽人 的解讀與文本的意識型態不一定相同，文本的多義（polysemic）並不完全的多元

（plurastic），閱聽人的詮釋仍是有其限制的，因此，Hall 認為閱聽人面對編製 成碼的訊息建立在三種不同的價值體系上：

I. 「主流文化主導權立場」（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閱聽人從媒介 訊息直接、完全取得訊息其中隱含的意義，並且從經過製碼的符號參考角 度，進行對訊息的解碼。

II. 「協商式符碼或立場」（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閱聽人透過自身的 處境判斷，主流文化立場對事件的主導性定義，但是也保留權利，針對局 部性的狀況，進行協商式的應用，雖然承認世界上確實存在有主導性定義，

但仍舊會在特定的情況下，表示對這些規則有所例外。

III. 「對立符碼立場」（oppostional code position）：閱聽人了解到媒介訊息已 遭建構，但會以其它另類的參考架構來重新全部檢視訊息，閱聽人會對訊 息採取反對的立場解讀，甚至這種解讀的方式會與原本訊息所欲傳達給閱 聽人的意圖正好相反（轉引自張君玫，2001）。

Morley 於 1980 年首將 Hall 三種解讀策略的分析架構，應用於經驗性研究─

「《全國》觀眾」，該研究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製碼過程研究，即對《全 國》這個公共事務評論節目進行文本分析，探討該節目之視聽論域如何建構閱聽 人意識型態或常識。第二階段為解碼過程研究，Morley 運用團體討論法（group disscussion），訪問依「社會人口學變項」及「涉入正式（如學校）、非正式（如 青少年次文化）文化結構制度情形」所區分的二十九組《全國》節目閱聽人，根 據 Hall 的三種解讀型態架構，去分析檢視不同社會階級及種族背景的閱聽人，

在解讀《全國》的異同情形，結果發現閱聽人的解讀型態與其社經地位並無直接 的相關。

Morley 隨後出版的書中修正：閱聽人的解碼方式並非直接取決於其社會階 級的位置，而是在社會位置上加上「特定的論述位置」，進而產生了特定的解讀

Morley 隨後出版的書中修正：閱聽人的解碼方式並非直接取決於其社會階 級的位置，而是在社會位置上加上「特定的論述位置」，進而產生了特定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