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討論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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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益的問題，她感覺政府對移民姊妹超好的，給了很多福利，結果還是很多姊 妹不願意去上：

我現在沒有當通譯兩年了，很多新的法規我也不知道，其實我也滿關心的，

所以有時候她們（專線人員）在裡面回答別人權利的時候，我會注意一下。政府 都越改越好，越來越對我們外籍的...臺灣的政府對我們超好的阿，他們幫我們開 課都是免費的，而且還可以托育，而且附便當，對啊，這麼好，但是妳看很多人 都不願意去上，可能工作吧、賺錢吧、沒空吧。我覺得政府是讓我們增加知識嘛，

對不對，可是她們沒有去上課的話，也是太可惜了，因為我們緬甸政府怎麼有可 能照顧我們，對啊！不用說外籍了，自己國民都沒有照顧了，比如說妳去醫院生 小孩，一個不小心怎麼樣了，沒有人管妳，妳也沒有辦法去追究誰的錯，沒有阿

（覺得在臺灣比較有保障一點？），對對，不只是一點點，多很多！（丹秋，131114）

從言談之中，可以感覺賽珍珠的姊妹是很支持政府的移民措施，也很認同政 府作為，但是當這些公民權利不是自己爭取而來的時候，她們也就難以感覺到公 民權利的價值，這些也都反應在她們的政治態度和參與上。

2. 政治討論和參與

在公共參與上，前面就如黃督導提到的，他們通常是以動員外籍配偶來參與 政府或團體舉辦的活動。丹秋形容她參與這裡的活動，「這邊我會參與阿，但是 就是要看這個活動要幾個工作人員，他們叫我去，我們才可以去」（丹秋，

131114）。而阿珂形容以前她在母國不會參與公共生活，在臺灣才開始會想，然 而她的公共參與則傾向去服務性的機構擔任志工，例如醫院。其實，丹秋和阿珂 都有一定的公共參與程度，只是這種公共參與的型態可能是一種被動員，或者屬 於服務性的公共參與，而不是轉為主動的政治參與。參與賽珍珠的經驗，並沒有 轉變她們怎麼認知自己和政治的關係，對統治者和政治還是有過去母國的影子，

來到臺灣之後，並沒有改變這樣的政治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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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也一樣阿！政治不要來問我！（阿珂，131114）

因為沒有轉變自己和政治的主從權力關係，所以當她們在社團中獲得的訊息 是臺灣政府關心新移民權益以及照顧措施等，這些姊妹對公民權的詮釋是這些權 利是被給予的，感謝政府對新移民的恩惠，也就對政府更加支持。這些認知也都 反應在姊妹的政治參與上，轉為一種支持性的政治參與模式，例如投票是一種義 務，「我應該去做的」：

（妳有去投票嗎？）有，（第一次投票的感覺？）興奮是沒有，會緊張啦，

就是怕會蓋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都沒有投票過嘛。（那妳有感覺我終於可以投 票了？）不會！就是「應該」（強調語氣）我可以做的，我「應該」要做的，我 去做，沒有想別的，我先生說「ㄟ妳拿到身份證了，可以去投票了」，好，去阿，

就投。應該是我要做的，我就去做了，那輪到我可以做了，我就去做，很自然的 去。（妳覺得是義務，妳就去做？）對對對，沒想什麼，那現在，里長也去投、

什麼都去投，總之人家說那個什麼...去投票的單來了，去投里長去投什麼阿，好，

去，在哪裡，地址在哪裡、怎麼走，好就去投。（阿珂，131114）

這種支持性的政治參與模式是建立在她們感覺政府對新移民的照顧，但是對 於「個人是否可以影響政治」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反而較低，也較避免與人討論政 治：

感覺好開心，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人，那是我第一次投，我長那麼大第一次 投票。家裡會說這個人不好、那個人不好，我是覺得說自己喜歡誰就投誰嘛，他 們做得好不好，我們也管不了阿，誰上都一樣，我們還是要靠自己過生活，對不 對。（丹秋，131114）

他們會說要投誰，家人他會拉妳的票，重要啦，外面拉妳的，不好啦！別人 我不知道，是我的話，聽聽就好，對我來講，沒什麼意思啦。（阿珂，131114）

除了投票這種最基本的政治參與之外，對於遊行或抗議的集體行動方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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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秋和阿珂而言，她們的回應都是十分肯定的說「不會參與」這樣的行動。她們 認為這樣的抗議行動可能破壞了社會秩序，而這正是倡議型姊妹經常採取的發聲 集體行動，從政治參與的模式來看，兩者也出現了行動差異：

我是不會考慮。（為什麼？）像我們緬甸人...就是我們國家什麼都不能講，

就是政策或是政治的事情我們都不能講，共產黨國家嘛，妳隨便在家裡講被人家 聽到，妳就完蛋了，會被抓去關，所以我們那邊的人就覺得說，只要遇到任何的 事情就算妳倒楣，認命。後來在臺灣的時候，就遇到一些事情啦，然後我們就說

「算了啦、沒關係啦，算了」，然後我姐夫就說「妳們怎麼會這樣子阿，這是妳 們的權益耶，妳們怎麼可以不爭取？」…在自己的國家，妳想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很好阿，但是有時候我看到那個...因為有一些民眾會嗆聲總統，或丟鞋子，這樣 子是不對的，妳要抗議就正正當當的抗議就好了，幹嘛丟鞋子！（丹秋，131114）

喔，我不參加，總之我沒有那個心耶，我們每個人的心不一樣，那有些人他 喜歡這樣，那他就走出來（街頭），我，no、no、no。（阿珂，131114）

雖然代理型社團的姊妹也呈現出參與公共的賦權樣貌，但卻是一種非政治上 的賦權面貌、政治冷漠的情況，在賦權意識和行動上則和倡議型社團的姊妹截然 不同。丹秋和阿珂並沒有出現像青青和利亞一樣，會回頭去關注母國政治發展的 情況，其實這是延續了她們以前對政治的態度，一種無能為力、保持距離的政治 認知。也就像前面談到的，丹秋和阿珂並沒有因為參與賽珍珠之後，而轉變個人 和政治關係的認知，反而可能因為受到更多政府照顧新移民姊妹的資訊與服務，

強化她們對政府的支持。也就是，當這些移民姊妹遇到壓迫或不公的對待時，她 們選擇的可能也就是算了、認了，歸因於個人不幸，而當她們感覺上位者重視新 移民時，她們也就感覺這個政府非常好，更加支持統治者，排斥體制外的政治參 與。當這些姊妹處於與政府合作密切的社團脈絡下，接觸到的資源與網絡是一種 權力者的價值觀點。姊妹的政治意識和行動依舊被動，對於公民權的認知也是國 家給予個人的恩惠，而非權利爭取的過程。基本上，沒有轉變權力上的主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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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無論參與哪一種社團，語言是這群東南亞姊妹來到臺灣首先要共同面對的挑 戰。因為語言資本的弱勢，也因此提供她們踏出家庭、進入團體的機會，透過這 樣集體性的參與，發展出姊妹們個人參與社會的賦權能力，例如法令知識、技能 等。參與團體之後，姊妹們都感覺自己比以前更有能力、更有自信，但也因為姊 妹們選擇進入到不同的社團類型，往後也開始在政治上發展出不同的賦權意識和 行動差異。

不管在家庭或社會上，姊妹們幾乎都有被壓迫經驗。但是被壓迫經驗不一定 能轉為反抗壓迫的意識，團體參與不一定能讓姊妹認知到壓迫結構，而重點是她 們參與了哪一類的團體性質。姊妹會和TIFA 這類社團與國家的關係，她們通常 是向政府進行倡議，改善移民人權的團體。這些倡議團體透過課程和活動讓姊妹 瞭解到政策法令、性別、階級等對姊妹們的壓迫結構，同時也讓姊妹相信有機會 可以改變這樣的不平等情況。社團也建立一種團體對話空間，讓個別姊妹連結彼 此經驗，發展出群體意識，並對現有的社會政治權力結構提出批判，也透過團體 內的會議或討論讓姊妹們學習到公民參與的能力。倡議團體提供姊妹集體行動的 政治經驗，藉由集體行動強化賦權意識，改變她們過去和政治的關係，重新詮釋 過去姊妹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政治事物。由於婚姻移民多為女性，這類團體也會更 注重打破性別公私界線，例如，將母親照顧孩子的教養責任從家庭私領域帶入社 團公共領域，小小公民的課程、或帶孩子一起參與社會運動，從小接觸公共事務。

處在倡議團體的脈絡下，這些姊妹會重新認知自己和政治有著密切關係，重新詮 釋以往覺得理所當然的壓迫結構，將個人處境提升到結構問題，對於公民權的概 念視為基本人權，姊妹們自己成為政治參與的主體者，爭取基本權利，認為集體 發聲力量大於個人力量，透過團結可以改變社會不公平的權力位置，使得她們在 政治上呈現的是的有賦權意識、也積極行動的理想公民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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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賽珍珠則是另一種類型的社團。透過執行政府方案、協助國家提供移民服 務，成為國家功能的延伸，提供的新移民課程或活動。例如親子課程，強調了姊 妹作為母親、妻子的角色，公私角色劃界清楚的團體脈絡。而賽珍珠並非特例，

只是呈現了目前台灣許多新移民社團的普遍現象。因為當政府將資源挹注在國家 想要的項目上，經費補助這類價值的活動方案時，也就促成這類強調家庭和性別 化價值、服務或是聯誼性的社團不斷出現。姊妹們在這樣的團體脈絡中，接觸到 的資訊網絡可能是單一化，是權力優勢方的詮釋和立場，也形成這個脈絡下的外 籍姊妹較難發展出對壓迫結構的認知和反抗意識。雖然透過社團參與，學習到個

只是呈現了目前台灣許多新移民社團的普遍現象。因為當政府將資源挹注在國家 想要的項目上，經費補助這類價值的活動方案時，也就促成這類強調家庭和性別 化價值、服務或是聯誼性的社團不斷出現。姊妹們在這樣的團體脈絡中，接觸到 的資訊網絡可能是單一化，是權力優勢方的詮釋和立場，也形成這個脈絡下的外 籍姊妹較難發展出對壓迫結構的認知和反抗意識。雖然透過社團參與，學習到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