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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論在意識發展和行動採取上，團體參與對於個人的政治賦權發展可能是極為 重要的因素。團體一方面提供了成員更多的資訊與網絡，有助於連結彼此、意識 提升與採取行動，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做為資訊的篩選器，強化了某種價值與行 動。那麼，社團和賦權發展的關係是如何？由於意識化涉及到認知轉變和再詮釋 的過程，身處的團體觀點如何影響到個人的認知？以及團體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 係又是如何形成？這些可能都影響個人的賦權發展過程與型態。
第三節 社團參與和賦權發展
社團通常有形塑成員的態度、價值和動員的功能。社團如何影響政治賦權，
由於政治賦權涉及到意識轉變和行動採取的過程，意識轉變往往與個人認知改變 與否有關，而個人認知框架則常受到本身所認同的團體所型塑，影響個人的政治 意識與行動。社團參與可能產生內外的民主效果，以及型塑成員的政治態度與行 為，但還必須考量參與的社團類型後，才能更瞭解參與社團的行為對個人的認知 價值、以及賦權過程產生怎樣的效果。社團通常可以透過框架詮釋來傳遞組織價 值，影響成員對政治世界的認知和詮釋，這也連結到社團參與能否讓個人產生賦 權意識和行動。在國家移民政策之下，不同社團的立場可能會因為團體和國家互 動關係所影響，社團成為中介效果，影響著成員的政治態度與行動，因此政治賦 權的發展必須放到個人認知、社團和國家三者脈絡中討論。以下我將討論社團參 與和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發展、社團框架與個人認知、以及國家和社團關係的三 個脈絡。
一、社團參與和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
社會團體和組織通常構成公民社會的部分，在民主運作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Tocqueville（2000[1835]）曾於《Democracy in America》強調結社藝術乃是 維護民主社會的重要核心。由於人民自願性的組織各種性質的社團來改善現況，
透過這些社團參與，成員有表達和討論意見的空間，也從中學習到民主政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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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技巧與德行，有助於培養出民主公民。Putnam 的概念也源自於此，他從
《Making Democracy Work》發現南北義大利民主運作差異在於地區有沒有發展 出公民結社的文化（Putnam et al., 1993），到《Bowling Alone》發現美國民眾參 與社團生活的比例大幅下降，喪失了社會資本和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而對美國民 主政治前景堪憂（Putnam, 2001）。社團參與可以產生兩種內、外部效果，外部 效果指的是社團提供了討論和表達意見的場域，內部效果則是指成員在社團內學 習到公民參與的技巧、培養出關心公共事務等的公民德行，以及信任並願意和他 人合作的社會資本。
以往研究移民與團體的關係時，大多關注移民社團和社會網絡如何幫助移民 者適應移入國的社會生活，而較忽略移民者在適應新的政治環境時，社團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其實社團同時也提供了移民者所需的政治資訊（Gidengil & Stolle, 2009：729-730）。Hritzuk 和 Park（2000）針對美國拉丁移民的研究，則發現參 與活躍的團體確實可以增加移民者的政治涉入。Armony、Barriga 和 Schuguensky
（2004:24）也發現移入國當地的移民社團（hometown associations）對移民者融 入新的政治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它創造廣大的社群網絡，提供了參與的學 習經驗以及資訊網絡，有助於鼓勵移民者的公民參與。Stoll 和 Wong（2007）的 研究則是在美國多種族的環境脈絡中，發現亞洲移民和拉丁移民在公民參與情況 的差異，例如在移入國的居住長短、語言技能、公民權取得與否都是影響移民者 政治涉入的主要因素，其中有著緊密社團關係網絡的成員確實會有較高的參與，
因為團體能提供這些移民者政治涉入的資源。
因此，社團有助於移民者發展出政治上的賦權，但對移民女性的也產生同樣 效果嗎？Hardy-Fanta（1993:142-143）認為團體帶來了社會網絡，確實扮演移民 女性意識覺醒和參與公共生活的角色。Gidengil 和 Stolle （2009）探討加拿大 移民女性的社團和網絡如何影響她們在移入國的政治傾向和參與，他們發現移民 女性能利用相嵌在這些社團網絡中的資源，藉此融入加拿大的政治環境。例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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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以提供她們政治學習的機會與經驗，除了政治資訊外，也型塑個人怎麼思 考，這些社會互動會影響人們的政治觀點，以及動員人們涉入政治（Gidengil &
Stolle, 2009:731）。Caidi 和 Allard（2005）認為移民女性的政治傾向確實會受她 們處在哪種社會網絡中的互動所型塑。
雖然參與社團有助於移民女性發展賦權，不過性別角色也讓社會團體和網絡 出 現 性 別 化 差 異 ， 型 塑 了 移 民 女 性 不 同 於 移 民 男 性 的 政 治 社 會 化 過 程
（Hardy-Fanta,1993; Hondagneu-Sotelo, 1994; Jones-Correa,1998）。Hardy-Fanta
（1993）研究美國拉丁裔移民女性時發現，這些移民女性受過去傳統女性家庭角 色的社會化影響。當她們進入新國家後，為了分享移民中所需要的家庭與孩童教 育、醫療資訊等等，她們會建立出互助的社團，因為母職角色反而讓移民女性比 移民男性有更多機會接觸移入國的政府和政策，從中產生更多的政治技能，而進 入到公共領域。
Hondagneu-Sotelo（1994）針對美國境內的墨西哥移民也有類似的發現，認 為性別關係會型塑出不同的移民經驗與網絡。他發現移民女性至美國後，比移民 男性更容易被雇用。雖然移民女性進入的就業市場依舊是低薪低階的環境，但逐 漸發展出經濟技能和自主性，也透過她的性別角色，負責孩童教育與醫療福利的 責任，開始接觸公共政策與生活，與社會制度與政策產生連結，並且組成互助的 團體來解決她們共同遭遇的問題。性別角色和移民經驗讓她們開始接觸在美國的 公共生活，性別關係開始重新建構後，移民女性往往採取一種更積極主動的公共 和社會角色。因為移民女性越來越自主、以及肯定自己的移民和定居經驗，加上 女性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增加，女性在決策過程中有逐漸積極的角色，即使移民女 性的積極性其實是來自於她們傳統女性責任（為了小孩、家庭等的母職責任），
這些傳統性別角色讓她們與男性發展出不同的移民經驗，確實也讓移民女性培育 出更自主的能力以及有更多機會參與公共生活，例如開始工作、接觸社會制度與 國家資源、建立移民女性的互助社群等，而開始有可能轉變性別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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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Correa（1998）則發現在美國的拉丁裔移民男性在移民國社會經歷了 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的處境。向下流動的經驗讓移民男性在新國家遭受挫折，因此 他們組成並參與自己的移民組織，藉由提供一種原母國的社會氛圍，來肯定他們 先前在母國的社會地位，強調與母國的連結；相對而言，進入移民國勞動市場的 女性先前在母國較無工作經驗，雖然她們在移入國從事的是低階工作，但她們較 少有經濟地位下降的感受。再者，工作所得反而讓女性在家中有了決策協商的權 力，又因為女性具有照顧孩童的母職角色，形成了移民女性的社群共享資訊，也 讓移民女性比男性更廣泛接觸公共機構與政策。移民女性因為有接觸政府機構的 經驗，使得她們有另外動員的管道，反而更能夠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影響她們的 賦權意識與公共參與。
Post 和 Rosenblum（2002:17-19）曾提出社團通常在民主政治裡扮演的三種 功能：「作為抵抗政治壓迫的中心」、「組織人民參與民主運動或民主政治過程」、
「形塑成員的態度與價值」，讓個人透過社團參與得以成為積極公民。Post 和 Rosenblum 一邊指出了參與社團的正面效果，也點出社團其實有著動員組織和型 塑成員價值的功能。對政治體系產生怎樣的效果，社團類型可能是關鍵。例如社 團可能是抵抗政治壓迫的組織，也可能是扮演維護既有體制的角色，不同社團類 型有著不同的動員模式與目標，並且在型塑不同的認知價值給成員，影響著個人 政治意識與行動，而對政治體系的運作產生不同結果。
那麼，社會團體怎麼型塑、詮釋價值給個別成員？框架效果是團體如何影響 個人認知與意識的重要理論。
二、團體影響個人認知與意識：框架詮釋
在認知層次上，人們通常依靠著基模（schemata）來運作。基模是一套有系 統的認知結構，它可以幫助人們簡化訊息與環境，憑藉我們對過去類似情境的瞭 解來做解釋，基模的對象可以是個人、社會角色、刻板印象或是一般常見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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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情況（Taylor et al., 張滿玲譯，1999:55），這樣的認知結構影響了人們怎麼 解讀政治世界。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意義總是被組織而來，資訊和事實也總是 在某種詮釋框架中被理解（Gamson, 1992:65）。
所謂的框架（frame）其實就是一種詮釋後的基模。一開始框架理論是來自 於 Goffman 的研究。以 Goffman 的話來說，框架是一種讓個人可以「定位、認 知 、 辨 識 和 標 示 」 他 們 生 活 周 遭 以 及 世 界 上 發 生 的 各 種 事 件 的 理 解 架 構
（1974:21）。框架概念後來被引用到不同的領域中，通常指涉的是「一種詮釋架 構，它幫助個人簡化外在世界，並且加以符號化，對個人過去或當下環境中的對 象、情境、事件、經驗和行動，做選擇性的強化以及再符號化」（Snow & Benford,
（1974:21）。框架概念後來被引用到不同的領域中，通常指涉的是「一種詮釋架 構，它幫助個人簡化外在世界，並且加以符號化，對個人過去或當下環境中的對 象、情境、事件、經驗和行動，做選擇性的強化以及再符號化」（Snow & Ben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