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第三節 教廷實務運作文獻
文獻，主要聚焦兩個主題，教宗(the Pope)和教廷與個別國家的外交關係(traditional diplomatic engagement of the Holy See)。因為教廷與兩岸主權爭議國家的外交關 係，也是教廷外交的其一面向，因此本文文獻回顧遂從教廷外交著手。
筆者認為，雖然教廷是神權專制(Theo-absolute monarchy)國家，不過教宗的 行為仍然受限於世界主教團、樞機團的制肘及協助(Allen Jr., 2004, p. 16)，特別是 長久以來天主教會累積的歷史傳統與教會文獻，尤其是大公會議(Ecumenical Synods)的文件，應當仍對教宗行為形成限制。3 因此，深度瞭解教廷的外交關係，
不能停留在對教宗本人偏好的研究，必須探究教廷外交的決策機制和實際運作媒 介。所以，近年媒體輿論單就教宗方濟各個人背景，論斷現任教宗將對共產國家 採取寬容政策的預判，並非研究教廷外交適切的方法。
教宗是天主教會牧首（杜筑生，2014，頁 91），4 更是教廷面對社會大眾的
「看板人物」；2013 年，天主教會迎來新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頓時，關 於新任教宗個人特質、生涯事蹟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中英文出版市場。
例如，阿根廷記者 Elisabetta Piqué (2014)撰寫的「方濟各的生平及改革 (Francis: Life and Revolution)」。Piqué 從她的視角，描述剛獲選為新任教宗的阿
3 有關教宗與世界主教團成員意見相左的案例，過去曾發生在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Concilium Vaticanum Primum) 於 1869 至 1870 年間關於教宗無誤論 (Infallibility) 的決定。縱然教宗基於其 地位在公告教會文書和任命職權，既往被尊崇無誤，但基於1869 年羅馬城陷落，教宗庇護九世 (Beatus Pius PP. IX) 提出教宗無誤論，引起部分主教反對，最終對於教宗無誤論的決定限縮在教 宗公布信仰教理必須無誤，而非教宗永遠無誤，詳細論述見Francis Rooney (2013, pp. 57-61)。
4 依據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天主教法典》譯本，關於教宗身份及地位，天主教法典第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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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人伯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他的生長背景、他擔任阿根廷神父及主 教期間的重要事件，以及他被選舉為教宗的過程(Piqué, 2014)。Piqué 的作品，不 僅是第一部關於教宗方濟各的傳記作品，這本書更被翻拍為電影「平民教宗方濟 各(Francis: Pray for Me)」，相當具有傳播影響力。
此外，「伯格里奧的名單(Bergoglio's List)」作者 Nello Scavo 則是投身調查 教宗方濟各過去在阿根廷「骯髒戰爭(Dirty War)」期間，暗中透過個人網絡救助 受軍政府迫害異議人士的事蹟(Scavo, 2014)，顯示當時由伯格里奧領導的阿根廷 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如何面對人權侵害事件。
另外，Rosario Carello (2018)則是透過 80 則故事介紹教宗方濟各，其中關於 政治參與，Rosario 指出教宗雖然從未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並曾清楚表明自己沒 有加入共產黨，但他閱讀不少政治書刊，尤其是共產黨出版的期刊 Nuestra Palabra 和 Propositos，並重視奴隸和窮人遭遇的不公平待遇。Rosario 引述教宗方濟各，
「參與政治是基督徒的義務，我們基督徒不能像彼拉多(Pontius Pilatus)那樣洗手 撇清責任。政治有時確實很骯髒，但若捫心自問，為什麼骯髒？問題是不是出在 基督徒沒有按照福音精神投入政治呢？」 （Carello，2018，頁 156–157）。從 Rosario Carello (2018)的論述可以看出教宗方濟各對不公平待遇的關注，以及他 可能與共產黨間的淵源，這是瞭解教宗方濟各主掌教廷外交方向的可能研究路徑。
雖然教宗以往的生活經驗，會影響教廷與意識型態差距較大國家的互動。透 過前述這些以教宗為核心的研究，我們可以瞭解某任教宗「可能是怎樣的一個人」， 並藉此預測或解釋他對教會、國際政治議題可能偏好的立場。然而，這些關於教 宗的研究，較少觸及教廷外交直接運作的流程，我們也無法從這些文獻知道教廷 內部攸關外交決策的機制，畢竟教宗本人不可能僅靠個人瞭解和處理教廷與 180 餘個邦交國的外交關係(Allen Jr., 2004, p.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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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潔芬及郭文般（2020，頁 178）在「台灣天主教主教團催生橋樑教會」文 中，述及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與臺北教區前總主教狄剛的閒談，教宗聖若望保祿 二世指出，
他（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既認識波蘭，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既對全 部過程知曉，亦可以依照教廷對波蘭的政策全程操盤，作最後決定。可 是在中國問題上，他不能深入參與談判，因為他對複雜的中國情況不太 清楚，所以要放手給下屬官員去處理。
筆者 2020 年訪問梁潔芬(Sr. Beatrice Leung, Ph.D)修女，她進一步指出，因 為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Pope Saint John Paul II)自己懂俄語，因此面對東歐問題 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可以直接與東歐國家和蘇聯政治人物溝通，無需仰賴教 廷官僚的翻譯協助；然而現任教宗方濟各，出身中南美洲，政治文化背景傾社會 主義(pro-socialism)，而且教宗方濟各青年時期的 1980 年代，教廷和當時歐美國 家一般，傾向接納社會主義，而對敗於共產政權的中華民國予以輕視，因此教宗 方濟各自然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較為親近。
不過，教宗方濟各不懂中文，必須仰賴教廷官僚的翻譯，使得教宗方濟各處 理中共事務時，無法像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那樣直接面對蘇聯政府。由此可見，
為瞭解或甚至推測教廷外交，單靠對教宗本人的認識與研究並不足夠，教廷機構 對整體外交政策的形塑更是關鍵。
（二）教廷與個別國家外交互動的研究
研究個別國家與教廷關係外交史的著作，長久以來是教廷研究文獻大宗。綜 觀教廷雙邊關係研究，教廷與兩岸的三角關係有最豐富的中文文獻，包含梁潔芬
（1992；1994；1996；2016）、陳方中（2003；2003）、李存娜（2003）、左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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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Tso, Y. E., 2011)、吳佩軍（2011）、鄭天龍（2012）、雷火劍（2012）、陳聰 銘（2012, 2016）等。
另教廷與愛爾蘭、波蘭、巴爾幹半島、以色列、英國、義大利、美國的雙邊 關係，亦有專書或期刊論文，其中又以與義大利、美國的雙邊關係受到最多研究 者的重視，例如，尹建龍和陳曉律（2008）、王亞萍（2013）、王靜（2015）、
Coppa（1999）、Pollard（2005）、Gallagher（2008）、Gayte 等（2017）、Dagnino
（2017）等著作。
這些研究教廷雙邊關係的外交史作品，為後輩教廷外交研究者，提供豐富的 實證資料。不過，他們主要的研究目的多半是為回答教廷與各國外交關係的癥結 點，因此往往著重在歷史研究，缺乏跨國比較研究的視角，似乎難從個別案例為 教廷外交行為提供通則性的解釋。
此外，各國駐教廷大使的回憶錄，以及派駐教廷記者、學者的研究紀錄，雖 然並未運用國際關係理論解讀教廷的外交關係，或者並非全盤解析教廷的運作機 制，然而，他們的著作提供與教廷直接接觸的第一手紀錄，並且解析外界對教廷 既有的迷思——例如梵蒂岡與教廷的差異、誰主宰教廷、教廷只有教宗說的算等 議題。
例如，中華民國大使杜筑生（2014）、美國大使 Francis Rooney (2013)等兩 位前駐教廷大使，從外交人員視角，寫出他們認知到的教廷、教廷外交，以及教 廷與一般俗世國家的差別。Francis Rooney 提到，教廷本身特殊的國際法身份，
造就教廷得以對國際間衝突事件，站在道德權威地位，遊說各國放棄武力衝突，
教廷追求國際和平與信仰實踐的行為，顯示出教廷與俗世國家追求各自國家利益 的差別。
在杜筑生和 Francis Rooney 的著作中，除回憶個人派駐經驗外，杜筑生系統 性地整理教廷歷史、國際法地位、外交概況等相關資料，豐富地介紹教廷這個跨 國宗教組織與主權國家共生的獨特小國，他的著作是近十年來首部專門研究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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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文獻。而 Francis Rooney 在著作中，則是透露教廷與邦交國外交交涉的運 作過程，鉅細彌遺描述他代表美國政府與教廷交涉「不要公開反對美國出兵伊拉 克」的談判歷程。這些個人回憶錄，為教廷外交研究，提供豐富而縝密的談判案 例，並可以幫助研究者克服缺乏教廷一手檔案文獻的研究限制，讓研究者透過各 國外交官的回憶錄、解密的外交檔案，反向檢證教廷的外交決策過程。
然而，即便是有多年派駐教廷經驗的外交官，對於教廷特殊的國際法地位與 外交關係，仍然未必有精準的理解，比如對於「梵蒂岡(Vatican city-state)」和「教 廷(或稱聖座, Holy See)」兩者，Francis Rooney (2013)認為梵蒂岡僅是教廷維繫政 府運作的地點——將梵蒂岡視為地理名詞——並將梵蒂岡比喻為輿論藉「白宮」
或是「華盛頓」來指稱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和整個美國政府。不過，Francis Rooney (2013)的理解，錯誤忽略梵蒂岡城國實際具有的主權國家地位。因此，從外交官 的回憶錄的理解也可以發現，教廷外交研究的困難度，光是涉及教廷主權的名詞 就受其長久歷史發展的影響存在。
最後，曾派駐教廷的記者或作家，如 John Allen Jr. (2004)和 Benedict Rogers (2015)則是藉著他們的派駐經驗，描述對教廷的一手觀察，特別是 John Allen Jr.
針對教廷的雙重國際法人格、組織架構、決策體系、思想體系全面地介紹，提供 筆者作為教廷外交研究的基礎。不過，這些著作關注的是教廷整體運作的機制，
較少著墨教廷外交的運作方針，因此，對於認識教廷外交的作法仍有其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