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公共領域的結構與其（再）轉型
第三節、 數位民主？新科技為弱公共領域帶來的契機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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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本文研究目的有二：首先在於呈現一個社會議題如何由民間、社團等弱 公共領域討論過程逐漸擴大意見並改造，拼湊這樣的圖景後次從 Habermas 對公 共領域的規範性想像回頭檢視這過程中各面向「實際表現」與「規範性想像」間 的差異，兼而討論這差異代表之意義。
將台灣公共領域「實際表現」與「規範性想像」兩相對照的重點不在評斷孰 優孰劣，而是希望能以台灣在地經驗資料為基礎從而與 Habermas 發展的公共領 域概念對話，一方面回頭審視台灣社會情境浮現之議題以及可能改進之處，另方 面也嘗試藉由與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概念對話而建構適用於當代台灣的公共領 域概念。
整體而言，在建立了媒體公共領域研究架構後，本文欲藉由描繪當代弱公共 領域實際運作的細節踏出第一步，讓經驗資料與理論能夠彼此對話。而當代弱公 共領域之樣貌因為網路的興起已然引發許多討論，因此在前文確立了本文理論的 基本視野以後，下節將略費篇幅回顧近年討論網路如何影響弱公共領域運作的相 關文獻，初步拼湊當代弱公共領域之樣貌。
第三節、數位民主？新科技為弱公共領域帶來的契機與危機
在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2002／Habermas, 1962）
一書描繪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運作機制中，媒體扮演的是資訊傳遞者的角色，無 論小冊子、報紙、廣播或是電視基本上都仍是單向的傳播工具，近用門檻較高，
因此高度仰賴那些負責寫作的知識份子、負責報導的記者、編輯以及媒體組織的 擁有者整理訊息、傳達意見；換言之，那是一個由特定少數菁英決定資訊流通內 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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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出現後，大大地改變了媒體的社會角色，除了降低人們近用媒體的 門檻外，也促使其成為雙向對話空間：意見能夠大量地在網際網路世界流傳，資 訊的接收與傳遞跨越了時空限制，人們能夠自在且不受限地表達想法與評論時事
（黃啟龍，2002）；這是新科技帶來的民主契機。然而危機也在契機的另一面：
海量資訊瞬間灌入資訊市場，選擇日益增加的同時猶要判斷資訊之價值與真偽卻 越來越難，商業與政治力量的介入更是史無前例（van Dijck, 2009; 2013）。整體 而言，跨越時空的交流剝奪了人們的社會線索（Sproull & Kiesler,1986; Putnam, 2001），在網路上匿名發表意見讓人們更敢說話的同時卻也更易卸責。
由前述可看出，網路對公共意見形成過程的影響尚處於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 階段，隨著社群媒體與行動媒體興起，也引發越來越多研究者投入討論新傳播科 技在公共意見形成過程所帶來的影響。本文欲探索由各種傳播媒體連結起的當代 網絡公共領域樣貌，而正如大眾媒體出現帶動公共領域結構轉型，網路新媒體是 否又再次為公共領域運作邏輯帶來轉變呢？下文將藉由回顧相關討論初步拼湊 網路時代公共意見交流之樣貌與邏輯，由此發展本文進行弱公共領域分析之觀察 標的。
一、日常生活的政治
Wright（2012）曾將網際網路與政治審議的相關研究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
「革命階段」（revolutionary phase），即網路能夠革命性地改變政治溝通形式，重 新帶動公共領域的運作。在第二階段，反駁革命階段各學派的研究越來越多，如 網路實在論者（cyber-realist）與規範論者（normalization school）藉由大量經驗 研究而將研究焦點集中在政治討論的網路論壇上，發現這些政治論壇並未構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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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瑪斯所稱的公共領域特色，也未能達成理想的公共審議。於是在第三階段中，
研究者們將焦點轉向分析政府贊助的、設計目的在於鼓勵政治審議的「數位民主」
（e-democracy）實驗。Wright 認為目前正處第四階段，因為網路技術的成熟、
進入 web2.0 階段、社群網站的崛起等因素已促使研究者改將焦點放在「正式政 治空間」（formal political spaces）如政治候選人的 FB、部落格造成的影響以及人 們為什麼要造訪這些網站。
然而 Wright 認為，若僅將焦點放在正式政治空間勢將無法有效地捕捉人們 日常、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實際狀況，而應改將新的重點放在網路上的非 正式、每日政治對話。Wright 並曾引用 Kim & Kim（2008: 51）指出，原因在於 這種非正式的每日政治對話是「支撐審議式民主的基礎」，因為「透過每日的政 治討論，公民建構它們的認同、達成相互理解、生產公共論述、形塑深思後的意 見、並為審議式民主創造規則與資源」（Wright, 2012: 7）。
Shklovski & Valtysson（2012）曾研究哈薩克的線上論壇，也發現日常生活 的討論蘊含了政治意涵，如汽車同好在論壇討論汽車話題時，就常因哈薩克的基 礎建設不良而論及相關政策等公共議題。Wright（2012）則將社群媒體等日常討 論場域視為政治審議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25，認為相較於政治性論壇，
這些第三空間成員異質性高，言論極化（polarised）現象較之立場明確的政治性 社團為少，因此具有促進更大程度資訊分享與辯論的潛力。而 Tufekci & Wilson
（2012） 更直接地認為，在網路發展下這些非政治性平台將可促進新公共領域 的形成。
25 「第三空間」源自於 Oldenburg（1999）提出的「第三地」（third place）概念。對其而言，「第 三地」是一個在「家」和「工作場所」之外的公共空間，在那裡人們可以非正式地互動，扮演了 社會與社群發展的關鍵角色，幫助強化公民身分，因此是民主政治過程的核心。基於「第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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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關日常政治的文獻呼應了前述 Habermas 後期對弱公共領域的討論，
即弱公共領域乃持續運作的「預警系統」，其討論內容較強公共領域雜亂且分散，
不同平台、不同場域各有規範，但總加起來卻能發揮創造論述、形塑認同且擴大 議題的效果。
而前述 Wright （2012）、Shklovski & Valtysson （2012）以及 Tufekci & Wilson
（2012） 等文則皆發現弱公共領域指涉的並非僅是專注於討論政治事務的場域 與平台，也分散在非正式的日常討論場域。因此，若要研究弱公共領域的運作，
便須擴大研究視野至如社群媒體、部落格、網路論壇等政治審議的「第三空間」
方能進一步接近公共領域實際運作之全貌。
二、網際網路作為弱公共領域的機會與限制
論及網路是否為公共領域帶來新的可能性時，許多研究均曾強調網路動員、
傳散以及形塑反抗論述的潛力。如 Lim（2012） 研究埃及革命的新媒體角色時 指出，雖然其成功有政治、經濟等背景因素，但社群媒體之動員貢獻仍不容忽視，
不但幫助成立、擴展社群以及動員，也連結過往未能凝聚的團體、傳播共同憤怒 與認同、將該國國內民主改革的訴求傳至全球各地。Sima（2011） 則以北京草 根環境團體為個案，認為網路科技有效地讓缺乏資源的行動者在自我再現、資訊 中介、建立網絡、公眾動員以及建構論述社群上獲得賦權（empower），藉由促 成能與經濟發展論述對抗的另類論述而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帶來貢獻。呼應 Sima 的研究，Xing（2012）也指出中國境內之黨國媒體無法反映勞工利益，網路的出 現使得勞工得以創造一個「反布爾喬亞公共領域」（counter-bourgeois public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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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ofo, Anstead, & O'Loughlin（2011）則研究 2010 英國普選第一次舉辦電 視辯論賽過程的公民 Twitter 實踐，發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競合關係使得民主 論述更顯擴張。在這次辯論中，傳統媒體不再獨占資訊來源，而與來自電子郵件、
社群媒體或鄉民的資訊一同爭取社會大眾的關注。如 Twitter 上就曾出現許多相 關討論：有人質疑民調方法的紕漏，也有人提出菁英陰謀論，認為政治人物與媒 體企圖操作選民的意識。Ampofo et al.因此認為公民乃因這些新科技的出現而得 透過網路參與公共議題討論或提供資訊解釋，不但蒐集了各方資訊，也主動回應 主流媒體內容並企圖補救民主的失敗，從中可看見媒體菁英與公民媒體行動者彼 此互動。
由此觀之，藉由網路新科技的動員足可讓更多人參與社會議題之討論且在集 結過程中持續互動，進而發展與主流意見不同的另類論述，其中擴張政治過程的 包容性（inclusion）常為網路公共領域相關論者看到的重要機會。
沿著這條路線，Bruns（2008b）進一步認為科技環境的改變將為民主運作帶 來新的可能並朝向更為自由、更為主動的政治參與模式前進，因而促進更具批判 且自我反思的文化，其因在於大眾工業時代的政治乃由資訊生產者（producer）
與傳佈者（distributor）掌控，過程中只需透過意見調查探詢民眾喜好。這時的 政治運作如同市場而講求利益最大化，政治目標就在於迎合最多大眾喜好以獲取 最多選票。這種政治的工業化導致了不同政黨的同一化，也進一步導致仰賴政治 名人形象而非產品（政策、訴求）成為行銷的實質差異；尤有甚者，人們選擇政 黨就像是挑選不同廠牌的可樂一樣，端看代言人的魅力而定。而他認為「生產-使用者」（produser）模式的出現能夠將「政治如產品」（politics-as-product）的 模式轉換為「政治如過程」（politics-as-process），讓政治與政策成為人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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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續修改協調的過程，而非由上而下的既成決策。
Bruns 將這種因新科技所帶來的「政治如過程」民主模式稱之為「生產-使用 者」民主政治（produsing democracy），強調某種流動的公眾集合體，這些公眾 之立場多有差異，卻因特定議題而聚集起來並暫時拋下彼此不同而合作協作政策。
Bruns 認為這樣的發展改變了民主形態：在「生產-使用者」民主政治的合作關係
Bruns 認為這樣的發展改變了民主形態：在「生產-使用者」民主政治的合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