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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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它把各種這類的空間交織成一個更大型的非集會空間。我們今天所進行 的論辯、明天某人的嚴肅交談，以及星期四報紙上出現的訪談等等，【皆】被認 為是在進行同一場公共討論」（李尚遠譯，2008：139／ Taylor, 2004；添加語詞 出自本文）。

根據上述視野，公共領域不僅是空間或媒體，而是由各類媒體中介起眾多討 論場域的公共意見「網絡」。在特定時間發生在特定場所的討論在參與成員以及 討論時間上勢必有所侷限，然而在「後設論題共同空間」中，媒體傳遞著發生在 不同時間、空間的討論內容，意見交流因此得以跨出特定時空延續下去，圍繞著 特定議題展開的論理、分析、論證與駁詰在網絡中進行跨時間、跨平台、跨媒體 的援引與辯論，這就是本文所謂的「網絡」公共領域（networked public sphere）。

第三節、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一、跨平台、跨媒體的公共領域視野

若從網絡公共領域觀點回頭去看媒體，問題也就不再是「某媒體是不是公共 領域」，也應重新思考「網路是不是公共領域」此一提問是否適切。劉慧雯（2008）

研究「東海劈腿事件」時，發現 BBS 平台 PTT 使用者共同遵守的特定文化模式 使其在整體意見流動的過程扮演了特殊角色，也造就其在台灣公共領域網絡中的 特殊地位。可見公共領域實乃由不同場域的不同參與者根據不同文化規則進行討 論所組成，所謂「網路」實乃由無數「平台」所組成，這些平台連結起來再加上 發生在實體場域之討論，方構築而成「後設論題的共同空間」。

前引 Taylor 之「後設論題的共同空間」概念不只打破了特定時空的面對面辯 論想像，同時在試圖決定某一特定媒體夠不夠格稱作公共領域的研究途徑之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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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開闢了一條嶄新道路，要求研究者採取跨平台、跨媒體的視野，進而觀察不同 媒體平台甚至實體空間展開的各式討論如何在時空中接續，如 PTT 的討論究竟 透過何種方式整合化作文章發表於臉書引發網友分享，甚至吸引主流新聞追蹤報 導、成為談話性節目主題或提供立委質詢題材。

根據此種視野，本研究認為「某媒體是不是公共領域」可以改寫為下列兩個 問題：一方面，各個實體、虛擬空間的討論如何透過媒體中介而匯集起來、傳遞 出去，繼而如同公共領域所強調的，最終在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另 一方面，在上述過程中，不同媒體在何種狀況與條件下發揮 Habermas 所述之公 共領域社會功能，促成公共討論的累積、流通、接續與發酵並進一步影響公共政 策？首個研究問題之焦點係在公共討論之形成並如何影響公共政策決策「過程」， 次者則討論影響著此過程的各種社會、文化、技術「條件」。

二、兼具意見串連與論述深化任務的公共領域

此外，在《公共領域結構轉型》（曹衛東譯，2002／Habermas, 1962）以及其 後的《溝通行動理論》（Habermas, 1984）、《規範與事實》（Habermas, 1998）幾本 著作中， Habermas 對公共領域概念實有著不同強調面向。如《公共領域結構轉 型》一書試圖建構的是一幅公共意見與討論如何流通、接續繼而發生影響力的機 制圖像，重點是公共討論間的串連。人們在咖啡廳、沙龍中的討論雖然也是重點，

但直至《溝通行動理論》Habermas 才開始為「溝通理性」建立理論基礎及規範 準則，並將重點放在理性溝通以及溝通過程所能達成的意見深化，試圖建立真誠 性、正當性與真實性概念做為評斷溝通有效性的判準（Habermas, 1984）¹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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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對 Habermas 而言，公共領域有著雙重任務：首先必須透過對話 者間彼此觀照、對焦的理性溝通與辯論方能深化論述，同時也要讓各種論述能夠 跨越不同虛擬或實體平台傳播出去，因為唯有不斷流通與接續才能讓任一意見在 龐大而瞬息萬變的意見洪流中存活下來，進一步發酵並引發更為龐大的公共意見 而強迫政治體系之決策者回應。

為何要強調跨平台的資訊流通與接續？回頭想像 Habermas 原書描繪的公共 領域初見的 18 世紀歐洲，當時人們深化論述的主要場域有二，一是與自我對話 的內心場域，另一則是與他人面對面討論的實體場域。識字者透過閱讀而與自身 既存的視域對話，並在過程中深化意見進而化作語言，於咖啡廳或沙龍中與他人 面對面地進行辯論。然而，提供實體辯論的咖啡廳總有物理限制，所能參與之人 數也有限，若討論始終侷限於此時此地參與者的小社群，那麼論述將難以獲得深 化機會，更難有效地引發社會大眾注意，遑論形塑更大社會力量。

於是，在口耳相傳之外，報紙、小冊子等新興媒體扮演了關鍵角色，讓發生 於實體空間的辯論過程與結果得以再次化作文字並打破時空限制地傳散出去。這 時另一群閱讀者被引薦了進來，他們獲得與既有意見對話的機會並能再次深化，

也再次化作語言而奔馳於實體辯論場域；如此週而復始，論述深化以及意見串連 兩者的互補及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三、多媒體時代的串連

但若將時空拉回當代，網際網路以及 Web 2.0 的發展使得上述狀況更加複雜。

在前述「美麗灣」、「文林苑都更事件」以及「反核運動」等社會事件的萌芽過程 都可看見，透過臉書及其他個人媒體、社群媒體與獨立媒體進行串連並引發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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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報導已是新型態社會運動的常見現象。

跨平台串連如何能夠運作，關鍵技術便是網路技術的發展。簡單來說，自從 Web 2.0 的興起搭配社群網站的普及後，資訊傳播已從一對多的「單向傳播」模 式轉向多對多的「分享」，如此改變為許多弱勢、議題性等不受主流媒體青睞的 公民團體帶來新的機會，不再只能等待被報導或僅將議題包裝成符合主流媒體的 框架以迎合媒體組織的新聞價值，反可透過自己的平台說自己的故事、創造自己 的價值，並透過社群網站的分享而由那些認同價值者協助傳散（盧沛樺，2012；

Ashuri, 2012）。更重要的是，網路與社群網站不僅提供了發言空間，更強化人際 串聯、降低資訊傳播的技術門檻，使得這些資訊在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小世界中（Milgram, 1967；胡守仁譯，2003／Buchanan, 2003）更 有機會很快地擴散出去¹⁸，達成遠較主流媒體更為加強大的傳播力，或是在激擾 出相當程度的討論後進一步引發主流媒體的跟進報導。

於是，這裡的核心問題似已跨出早年的「特定媒體是否符合公共領域規範條 件」而轉為「各類媒體如何透過資訊串連與改造而形成力量」，因為在多對多的 社群網站傳播模式中，訊息必須透過一再轉貼才能逐步擴散，而意見則在接連轉 貼過程中獲得存活下來的能量；另一方面，轉貼過程的改造則成為意見的「營養 劑」讓其得以深化。

在這樣的觀點下，引進「網絡」視野有其必要，因為唯有使用資訊網絡方式

18美國心理學家 Milgram 在 1967 年提出「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概念，指出世 界上任兩人之間僅需經過 6 個人中介便能產生關連。Milgram 寄信給內布拉斯加與堪薩斯州隨機 選出的人，並在信中請他們把信轉寄給波士頓某位股票經紀人，信中沒有提供該股票經紀人的地 址，只請他們將信寄給最有可能認識那位股票經紀人的朋友。最終 Milgram 發現這些信件平均僅 須轉寄六次就能夠寄到那位股票經紀人的手中，因此得出「六度分隔」概念（可參見 Milgram, 1967；

胡守仁譯，2003 / Buchanan, 2003）。而根據 2012 年 Facebook 與米蘭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ilano）合作發表的一篇學術研究指出，Facebook 已經使得人際之間的六度分隔縮小成為四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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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思考當前媒體環境，才能更清楚地看見社群媒體、個人媒體與大眾媒體間的資 訊流動特性，也才得以看出它與傳統大眾傳播研究的典範差異。

「網絡」乃由眾多「節點」（node）與節點之間的「關係」（link）所構成，

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都發現，在一個複雜網絡中，節點之間的關係既非「有序網 絡」，亦非「隨機網絡」。有序網絡會造就群聚與團體，是以 Granovetter 所稱之

「強連結」（strong tie）構築成的網絡，群聚度（degree of clustering）極高，但 分隔度（degree of separation）也非常大。也就是說，在此網絡中之任兩點相距的 平均步數多，距離所謂六度分隔小世界非常遙遠。而隨機網絡則以弱連結（weak tie）組成，雖然分隔度低，但其群聚度也極低，不存在社區、社團、朋友圈、工 作團隊這類小團體，與實際上的社會網絡組成模式相去甚遠。

Buchanan（胡守仁譯，2003）指出，世上許多複雜現象背後其實有個共通秩 序，它們都具有「小世界網絡」的特性：既有很強的「群聚度」，又具備很低的

「分隔度」。複雜網絡的組成模式介於有序網絡以及隨機網絡之間，在有序網路

（強連結）裡面加上幾個隨機網路（弱連結），就成了小世界網路。

華茲和史楚蓋茲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們設定了一千個節點且讓每個節點與 十個距離他最近的鄰點相連，由此建立了五千條連結。在這樣的有序網絡中，群 聚度為 0.67，分隔度則為 50 左右。接下來，他們這樣的網絡中在用電腦隨機加 入五十條連線，創造了一個大量有序網絡與少量隨機網絡共同組成的複雜網絡。

加入了這些連線後，網絡的群聚性僅從 0.67 降到 0.65，但分隔度馬上從 50 驟降 為 7。

1999 年，美國聖母大學的物理學家 Albert, Jeong, & Barabási（1999）計算全 球資訊網 10 億份文件之間的距離，發現該直徑的估計值約為 19；也就是說，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