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al.，2014；Lave et al.，2018；Robins，2012；Mitchell，2013），「身體」、「毒物」等貨真 價實的物質，開始取代了原先的關於 GDP、濃度、風險等數值與統計，並帶動了地理學、人 類學家更細緻對於環境毒物與人體間「跨物種」關係的探討。

化學地理學探究人類與化學品的關係（Romero et al.，2017），隨著這個領域的誕生，Galt

（cited in Romero et al.，2017）呼籲在化學地理學中應該重視元素地理（elemental geographies）、 綠色化學地理（green chemistry geographies）等領域，其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強調研究者應「專 注於對人類生存和福祉至關重要的特定要素」（Romero et al.，2017: 162）。

最著名的化學元素與身體間的關係，莫過於化學毒氣的使用。在抗爭空間（spaces of contention）中，「大氣恐怖（atmosterror）」被創造（Sloterdijk，2009），催淚瓦斯（lachrymatory gas, tear gas）作為 20 世紀起最著名的非殺傷性武器，這種大氣恐怖攻擊的目標不同於傳統武 器直接瞄準與攻擊人的身體，相反的，大氣恐怖利用攻擊身體所處的「環境」，來危害浸潤 在環境中的「身體」。瀰漫在大氣中的化學物質從口鼻與眼睛進入，這些化學物質所引起的 灼熱、刺痛感，逼迫身體逃離、另覓舒適環境，藉以驅散人群，化學物質也成為治理術的一 環。回力鏢效應也將催淚瓦斯這樣的化學武器，從邊將維穩殖民地的工具，帶回到第一世界 的市中心，對付抗爭、佔領空間的人群與身體（de Larrinaga, 2016；Nieuwenhuis，2016）。

然而除了上述化學物品作為武器，惡名昭彰的以化學影響環境、進而攻擊人體，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了化學物質與人體間，善惡糾纏的複雜關係。

2風傳媒（2019/3/28）「寧願被毒死，也不願窮死？」響水大爆炸的工安反思：中國的 GDP 成長為何帶著血。

2019/6/15 瀏覽。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1113182?srcid=73746f726d2e6d675f32336231313765623662323966633836 _1560999461

Agard-Jones（2013）以加勒比海中，法國所屬的馬丁尼克島之農藥使用，來探究身體、

商品鍊、國際政治間的關係。法國政權雖然限制某些殺蟲劑不得於法國國土內使用，然而這 些使用禁令卻未擴及邊疆殖民地，馬丁尼克島上的許多男性農民，身體因而暴露於殺蟲劑中，

進而導致體內雌激素過高，性徵開始日漸女性化、甚至導致不孕。這種關於化學物質的政治 決策，直接介入了身體的運作，更進一步將化學物品從國際政治經濟尺度、跨越國家、地方 尺度，延伸到人體尺度。這種人體尺度的化學交纏，在 Feser（2015; cited in Povinelli, 2017）

的研究中則有著更複雜的愛恨情懷。Feser（2015）在倒閉的柯達工業區進行研究中發現，儘 為北美洲大陸上，受到重工業污染最深刻的族群。Murphy 指出污染地理的歷史因素，當白人 來到這片大陸上，並宣稱原住民土地為「無主地」後，這些「無主地（實為原住民土地）」

3 原文：” Between the rising tides and chemical burns, our bodies are stew pots cooking up a new form of posthuman politics with new forms of posthuman corporealities.” （Povinelli，2017：509）

貧的他們利用廢棄物創造出屬於他們的「救贖感覺中樞（salvific Sensorium）」。

身體是與化學物質交會的關鍵，Stewart （2007、2010；cited in Willis, 2018）認為人體 的情感附著（affective attachment）充斥並構成“worldings”，身體穿越世界時並非作為一個主 體，而是作為一種感覺身體 （feeling body），當充滿情感的身體在某個權力與歷史地景之中，

這些 moody body 就被捲入圈（spheres）與政權（regimes）中（Willis, 2018）。從上述的文獻 可發現，化學物質與身體產生的纏繞，往往在生計、身體、情感、物質等多種層面上，環抱 著個體，這些都絕非數字、統計可以反映出來的人與化學關係。在撇除單純的污染、需要遠 離污染的簡化論述之後，這些學者已經刻畫出地方居民的身體活力、利益、與商品流等交錯 纏繞的生命之網。

因為這種身體與污染物質的交纏，Nixon（2011）提出了「緩慢暴力（slow violence）」

這一概念，來指出在時間尺度上非常緩慢的污染或環境問題，雖然稱之為暴力（violence），

然而這種暴力與以往所定義短暫的、具有明確時間點、明確傷口之身體上的積極攻擊不同，

Nixon（2011）強調此種暴力的時間面向：緩慢。因為緩慢的時間特徵，緩慢暴力往往「漸進 但沒人看到」，而使暴力得以穿透時間與空間地作用在特定人口身上，並且有著傷害的累積 以及延遲毀滅的特性（Davies，2018），這種暴力可在氣候變遷、化學污染等事件中發現。

此外，這種危害往往具有不可流動性和壕溝特性（immobility and entrenchment）（Galtung，

1969），也使得這些暴力具有鑲嵌性、固定性，更使得緩慢暴力分佈在特定區域而不受外人 察覺（Davies，2019）。

Davies（2018）就以緩慢暴力的概念，探究美國南方因石化產業群聚而導致的「癌症谷」，

Davies（2018：1540）將今天活在嚴重空氣污染、水污染中的黑人民族，與同塊土地上，早 期殖民栽培園內的奴隸做對比，不論是當年的奴隸還是今天黑人族群，他們都在受傷狀態下 維持存活狀態（kept alive but in a state of injury），這些永久性的傷痕卻不會立即造成死亡，

但卻是緩慢暴力的「延遲死亡」。此外，當這些特定族裔的身體暴露在悲慘的環境下，他們 都存在於一個圍城的狀態（a state of siege）（Mbembe，2003：22；Davies，2018：1541），

對今天密西西比河癌症谷、座落在石化基礎設施旁的黑人社區而言，緩慢暴力也沿襲了過往 栽培園圍城與壓迫的歷史，持續形塑著一種箝制與幽閉的空間恐懼感受（Davies，2018）。

今天，這種緩慢暴力以不同形式發生在許多原始住民中，並由國家發動、資本力量的持 續介入而延續。Nixon（2011）以象徵現代性的水壩在東亞、東南亞、南亞的擴張為例，說明 現代性進程下被移除（displace）了的身體與聚落：也就是那些被稱為現代性的多餘人士

（surplus people）、發展型難民（developmental refugees）、無可居住者（uninhabitants）（p.159）。

值得注意的是，這群被遷離的居民往往是生態系民族（ecosystem people），依賴著季節的循 環與相應的生態系而生存，這些人與環境的關係往往有很深的歷史縱深，然而在法律上卻不 被認可，也因此在國家發展敘事中被驅逐。在媒體大肆渲染宏大建設與經濟發展的趨勢下，

這些社區的實際情況往往難以被外界所想像，也成了無法被想像的社區（unimaginable community）（p.151）。

在人類世的當今，暴露在一些形式的毒物中，己經不可避免的成為每日生活的必要，然 而不均分佈、歧視性聚集在特定群體的污染地理，讓部分的群體更容易受到死亡的影響。但 這些受歧視區域的季節性民族、生態系民族，真的無法察覺其中的污染嗎？雖然 Nixon（2011）

強調這些緩慢暴力「看不見」，然而 Davies（2019）以美國南部的田野調查資料指出，緩慢 暴力並非如同 Nixon（2011）所說「看不到」，而是「不被當權者所看到」。地方居民確實 發展出緩慢觀察（slow observation）來回應緩慢暴力（slow violence），這種緩慢觀察包括地 方居民能察覺到環境的惡化、動植物的組成與樣態改變、污染之時空分佈等（林鴻揚，2019；

呂欣怡，2015），然而這樣的污染危機卻不被政府所看到。因此 Davies 將責任歸咎在「可以 解決但卻刻意不解決」的政府，控訴政府「暴力的不作為（violent inaction）」、消極的「讓 人去死（let them die）」（Davies et al. 2017：1281；Davies，2019）。

綜觀化學地理學的發展，一個後殖民對受污染地有色人種關懷（Davies，2019），以及 女性主義式的去探討非人與身體間的物質微觀實踐與糾纏（Murphy，2017a、2017b），化學 物質與身體間的親密關係與實踐，成為化學地理學的核心關懷。隨著這些化學物質重新改造 了社會，並且散溢到空氣、水體之中，越來越多複雜的事件在肉眼難以掌握的尺度作用著，

污染區域中地方污染知識的建構，也成為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關注核心。

2. 空污與地方知識形構

在台灣，隨著台灣大型工業地景於 1970 年代設立，1994 年，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終於 實施，地方經濟與環境評估報告日益受到各界重視。空污的再現、污染的風險評估，躍升至 環評與規劃會議中，成為專家與常民競逐的對象。台灣在空污與環境知識的研究，尤以科技 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著墨最深，不斷反思晚期工業城市的地景 中，污染問題與都市的困境（Fortun，2012）。

透過回顧台灣空氣污染監測與管制的歷史，國內學者揭露了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空氣污

染的審議與環評制度設計的後果（杜文苓、周桂田、王瑞庚，2017；杜文苓，2012﹔杜文苓 與施佳良，2019）。當今的環境影響評估，依然以「科學尋找污染真相」的技術官僚、專家 詮釋所主導（杜文苓與施佳良，2014），專家知識與常民知識的競合，也成為環評過程、探 究汙染程度的主要爭議（杜文苓與施佳良，2014；林鴻揚，2019）。也因為管制科學與權力 結構的限制，公民科學應運而生，在空污的再現方面，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civil science）

的興起，幫助地方社區得以填補「嚴謹科學（sound science）」不能也不會進行、但卻是「該 做而未做（undone science）」的科學研究（杜文苓、周桂田、王瑞庚，2017；杜文苓與施佳 良，2019；杜文苓，2019）。「想像出來的常民」也在環境運動中（Maranta，2003），展開 多的科學證據指出，空氣污染深受地球系統作用力所影響（林鴻揚，2019），STS 研究中的 大氣動態，卻通常被視為一種被動的觀察客體，僅僅是行動者觀察證據的背景，或企圖被科 學家或常民理解的外在現實。然而，像「風」這樣的大氣動態，顯然不只是環境知識的內容，

「風」作為大氣的動態，是如何文化性的、政治性的捲入地方的脈動中，甚至如何建構了地

方居民的環境觀點，則鮮少在當前以尋找污染證據的 STS 研究中考究。因此本文企圖以時間 性、大氣流動等大氣與地球力量，重新探究像「風」這樣的地球系統力量與污染流動，如何 影響了地方的污染政治。透過這樣的探究，我們可以在原本 STS 的常民知識研究基礎上，進 一步去探究居民所創造的污染知識以外，更廣的居民環境觀點與想像，以及他們所理解的三

方居民的環境觀點，則鮮少在當前以尋找污染證據的 STS 研究中考究。因此本文企圖以時間 性、大氣流動等大氣與地球力量，重新探究像「風」這樣的地球系統力量與污染流動，如何 影響了地方的污染政治。透過這樣的探究，我們可以在原本 STS 的常民知識研究基礎上，進 一步去探究居民所創造的污染知識以外，更廣的居民環境觀點與想像，以及他們所理解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