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子女形成背景與圖像

本節將探討新移民及其子女在台歷史與背景，而後嘗試以主流觀點來呈現出 新移民家庭在大眾眼中的樣貌與圖像，並對比新移民子女的相關研究，呈現新移 民子女的多重樣貌。

一、 新移民及其子女在台歷史與背景 (一)新移民女性的形成背景

台灣新移民女性來台的歷史，起源於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隨政府來台的 大批軍人中，有許多是留下新婚的妻子獨自一人來台。為因應這些老兵面臨擇偶 的困境，有少數在台的東南亞華僑媒介印、菲、泰、馬等國的東南亞華僑婦女（黃 森泉、張雯雁，2003），形成跨國婚姻。另外，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兩岸探親後，

許多在台未婚或未再婚老兵終於回到故鄉去尋找其妻或原配，兩岸人民開始往 來。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首次以正視法規開放「滯留大陸 台籍前國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返台定居」，對於這個因特殊時空背景而造成 的婚姻，即成了最初的兩岸婚姻(江亮演等人，2004)。

民國八十三年台灣資本大量外移，政府宣布南向政策，公開鼓勵人民到東南 亞投資，隨著台灣資金的外流，工廠紛紛關閉，加上政府引進外勞，大批本國勞

工失業，其中來自農村的失業勞工遂返回農村，以非正式部門的工作維生。基於 中國人普遍存有的傳宗接代的觀念，這些已屆適婚年齡的青年，紛紛轉至距離以 及生活習慣皆與台灣較為接近的東南亞尋找結婚對象。在民國六十九年代中期主 要是以泰國和菲律賓配偶最為普遍，自七十九年開始，印尼配偶開始有顯著增 加，至八十五年起，越南配偶則越升為首位（江亮演等，2004；夏曉鵑，2002；

黃木蘭，2004；黃森泉、張雯雁，2003；楊艾俐，2003）。

邱琡雯(2005)指出，由於台灣與日本兩地無所不在的父權制結構以及資本主 義世界體系的結構，使得台灣與日本的女性婚姻移民現象有許多雷同之處；夏曉 鵑（2002）亦主張，台灣的女性婚姻移民現象與其他國家的「郵購新娘」現象有 所關連，都是低度開發國家婦女嫁往較高度開發國家的全球性現象的一環，亦即 二者皆隸屬於全球資本化下的「跨國婚姻商品」。以下將從全球化造成的台灣婚 姻市場質變、東南亞經濟壓力與地理位置因素，及南向政策和婚姻仲介三個向度 來探討台灣跨國婚姻形成的結構因素。

1. 全球化造成台灣婚姻市場的質變

五十餘年來，台灣隨著全球經濟的高度發展，高科技工業取代勞力密集的傳 統工業，一反早期的勞力輸出國，轉為勞力的輸入國，而這個全球化的現象導致 大批台灣的勞工階級男性因失業而返回鄉下，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活。經濟上的 弱勢、離鄉創業未成，返鄉後所招致身份地位上的污名、農村生活的清苦、中國 傳統「上嫁婚配」的婚姻觀念、以及國內女性教育程度及能力提昇且不婚意識日 漸高漲的交錯影響，間接影響到他們在台灣找到適合的結婚對象，只好向外尋 求，與東南亞女性的跨國婚姻因應而生。乍看之下這樣的結合似乎只涉及跨國婚 姻的兩方，但其實根本上則代表著結構上的壓迫與不平等，而不論是台灣中低階 層的男性，或東南亞來台的女性，都只是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產品，核心與邊陲兩 地的邊緣者以婚姻作為生存交換的移動所形成的『婚姻移民』，其實是將抽象的 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具體的化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關係(龔元鳳，2007；

江亮演等，2004；王宏仁，2001；陳庭芸，2002)。

2. 東南亞經濟壓力與地理位置因素

東南亞與台灣同樣，都因為全球化之私有化、去管制化與自由化，致使絕大 多數的勞動者面臨失業、飢荒、疾病等危及基本生存條件的威脅，資本國際化造 成農業破產、本國工業無法發展以及公共投資削減等情況。在如此扭曲的發展 下，各國農工階級的生存空間日益窄化，除了出國打工以外，婚姻成了女性脫離 困境的選擇之一。東南亞女性願意接受跨國婚姻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因素，

由於原鄉的生活環境太差，他們希望透過婚姻改善，藉此改善娘家的環境，因此 東南亞經濟較落後的地區成為婚姻市場的供應地(夏曉鵑，2002、1997；蕭昭娟，

1999)。

另外，在全球地理位置分布上，東南亞距離台灣的距離最為接近，也造就了 台灣男性就近取東南亞女子的原因。此外，東南亞的華人分布也較多，由於東南 亞華人在文化、生活層面與台灣相似，因此台灣男性娶外籍配偶除考量東南亞國 家距離台灣較近外，其華人原鄉的生活與文化相近也是一重大考量原因 (江亮演 等，2004；陳庭芸，2002)。

3. 南向政策及婚姻仲介

在南向政策提出前，台灣已經透過東南亞華僑介紹，而有外籍配偶的出現。

民國七十三年之前台灣資金外流至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到了民國七十六年，政府 解除各種外匯的管道，資金外流的情形更為顯著。與此同時，不僅僅是台商前往 東南亞投資的增加，也帶動跨國婚姻的形成。此時，跨國婚姻也由原本早期的當 地華僑介紹認識，轉變成職業仲介，甚至轉換為觀光旅行團到當地進行相親活動 的形態。在上述背景情境的交織之下，復以熟稔三地所需的婚姻掮客的穿針引 線，大批女性婚姻移民因而湧入台灣（江亮演等人，2004；黃森泉、張雯雁，2003）。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稱新移民女性的形成原因，起源於全球化、資本國際化

在全世界產生的重大影響，在台灣，全球化導致台灣婚姻市場的質變，中國傳統 上嫁婚配與傳宗接代觀念的影響，再加上台灣女性教育程度及能力提昇，不婚意 識抬頭，使得台灣鄉村男性轉而尋找其他的婚姻管道。同時，資本國際化現象也 窄化了東南亞及大陸農工生存空間，形成推力，使得東南亞女性也希望可以藉由 婚姻改善自身環境。再配合政府推動南向政策，增加了與東南亞國家接觸的機 會，而東南亞及大陸距台灣較近且生活習慣與台灣相近，再加上婚姻仲介者的推 波助瀾，使得跨國婚姻因應而生。

從歷史脈絡及社會學角度來看，跨國婚姻不論是政治因素或經濟因素，皆隱 含著權力、階級、經濟、文化、性別等議題在內，不僅是新移民女性必須融入主 流社會所產生的生活、文化等適應問題，當新移民女性人數占一定比率時，其對 主流社會所引起的生活習俗、文化衝突之影響甚鉅。台灣目前四十餘萬的外籍人 口，其中東南亞新移民女性佔了大多數，她們多半散居於各角落，默默的扮演台 灣媳婦的角色；但是有愈來愈多的新移民女性在另一半及社會大眾的支持下，走 出家庭為自己發聲（林照真，2004），讓台灣社會正視她們的存在，尊重她們的 權利，這些都在促使雙方文化、價值觀的交流，對台灣社會的生活、文化、價值 觀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 新移民子女人口分布現況

在前述背景下，藉由婚姻管道進入台灣的新移民女性，每年在台灣的婚配比 例中也逐漸增加，根據內政部統計，新移民人數已由93年底的33.6萬人，快速成 長至99年底44.4萬人，其中以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女性配偶最多，約占六成三，

其他外國籍女性配偶則占三成。而其新移民子女比例也隨之攀升，從九十三年的 4萬6千人成長至九十九年的17萬6千人，遽增12萬9千人，占國中小學生數之比率 也由1.6％快速增加至7.2％；其中國小一年級新生數近2萬7千人，平均約每8位 國小新生即有1人為新移民子女(教育部，2011)。

隨著社經環境的變遷，台灣人口結構也快速改變，尤其台灣的出生率從民國

87年開始急速下降，已在93年開始直接衝擊國小的新生人數，並將逐步波及其他 教育階段，其衝擊程度堪稱既深且遠。而新移民子女的人數增加，有效紓緩了台 灣出生人口數與未來生源減少的衝擊。

若依外籍配偶之原屬國籍及在國內居住地區觀察，近8成7國中、小外籍配偶 子女之父或母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其居住地區之分布則略有差異 性，如在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等農業縣，以越南、印尼籍有較多且 集中之現象；至屏東縣則因地緣性以來自菲律賓者相對較其他縣市居多；都會 區及鄰近都會區之外籍配偶則以中國大陸為主(教育部，2011)。

表2-1 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按學年別分

(教育部，2011)

表2-2 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按地區別分

(教育部，2011)

由此可見，臺灣的新移民女性及其下一代的誕生帶來人口結構的改變，成為 繼閩南、客家、1949 年遷台之中國籍及原住民之後，第五大新興族裔（陳建甫，

2003）。

二、 新移民家庭樣貌與圖像

後現代理論受到社會建構論、民俗方法論以及形象互動論影響，主張社會事 實是社會行動者不斷的建構而成，社會世界被視為由無數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 義所建構出的世界。「這個社會世界並非是一個存在那兒的客觀事實的社會世 界，生活其中的成員也並非臣屬於它；而是行動者在理解世界的過程中，透過現 有的理解模式，將其外在化並客觀化了」(夏曉鵑，2002)。在這樣的脈絡下，社 會世界及其形式是經由日常談話及互動而變成有意義。這種觀點駁斥實證主義將 語言視為透明的中介物、毫不模糊地反照了穩定、單一的意義。當台灣官方、媒

後現代理論受到社會建構論、民俗方法論以及形象互動論影響，主張社會事 實是社會行動者不斷的建構而成，社會世界被視為由無數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 義所建構出的世界。「這個社會世界並非是一個存在那兒的客觀事實的社會世 界，生活其中的成員也並非臣屬於它；而是行動者在理解世界的過程中，透過現 有的理解模式，將其外在化並客觀化了」(夏曉鵑，2002)。在這樣的脈絡下，社 會世界及其形式是經由日常談話及互動而變成有意義。這種觀點駁斥實證主義將 語言視為透明的中介物、毫不模糊地反照了穩定、單一的意義。當台灣官方、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