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的緣起是研究者大五教育實習時，在某國小帶領了一個新移民子女的 自我探索小團體，當團體在分享家庭經驗、對母親的感受時，其中一位小五的成 員，用著一種輕視的口吻問了研究者一句：「你是說那個＂外籍新娘＂嗎?」，而 後看了研究者與其他成員一眼，帶著極為矛盾、複雜的眼神。這樣的一句話、一 個表情，其中可能代表的各種意涵與情緒，至今仍深深種在研究者的心中，也讓 研究者開始興起了想要更了解他們的背景，及從他們的眼睛中所看到的世界…。

在深入了解新移民家庭的背景與所遭遇到的困境後，研究者覺察到新移民在 台灣面臨著極嚴厲的考驗，而最大的困境就是來自於社會大眾對其主觀、刻板的 印象。2004 年七月，全國縣市教育局長會議中，教育部常務次長會上公開呼籲 外籍與大陸配偶「別生那麼多」，並於書面報告中指出，跨國及兩岸婚姻多以社 經地位較差、年紀較大或身心障礙等弱勢者為對象。因此，未來台灣生產主力的 新移民之子在教育程度較低、經濟較不富裕，與語言、文化差異等因素下，學習 發展過程易有適應困難或受排擠情形，形成代代弱勢循環、少年犯罪率增加等潛 在問題。而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新女性移民的刻板印象也導致 2003 年《大地雜誌》

所進行的調查報告中，有半數受訪者對新女性移民現象感到憂心，六成民眾認為 應限制女性配偶來台人數，而兩成民眾認為台灣社會對待東南亞和大陸女性配偶 並「不平等」但卻是「適當」的(李國基，2008)。

家庭與社會對新移民家庭的偏見，深深影響子女對母親、甚至對自己身分的 態度(顏錦珠，2001；莫藜藜、賴珮玲，2004 )。更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在新 移民家庭出現：「媽媽不聽話，叫爸爸再買個媽媽」、「他們都說我是菲傭的小 孩」……這樣的歧視語言。莫藜藜等(2004)便因此而指出新移民子女不因為有著 文化上的雙重優勢，而感受到優越感，反而她們在外或在家中，目睹他人或家人 對自己母親不對等、不尊重的對待，不瞭解為什麼媽媽常常被罵或被數落，因此 產生認同的迷惘。

王君琳（2005）提到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延續到對其下一代發展 遲緩的污名。而這樣的歧視不但是錯誤的，也忽略母親因社會／家庭壓力不敢和 小孩說母語，以致於小孩缺乏語言刺激的可能。尤其因目前學校教材缺乏對跨文 化家庭的注重或社會污名，使得新移民女性的小孩在就學時，容易成為被同儕歧 視的對象。李維純（2007）的新移民子女研究中，也直指環境壓迫與歧視、標籤 化與污名化、經濟弱勢等系統脈絡壓力對其自我概念發展上造成影響，環境傳遞 的壓力更耗竭了他們的精力。

李國基(2008)的研究中更不斷強調，新移民子女建構母方族群意象的訊息來 源很有限，以致新移民子女容易對母方族群形成刻板印象。而新移民子女也會因 為母親身分受到嘲笑，而造成其對母親的賤斥；甚至，東南亞外籍母親的尷尬身 分認同也會滑移至其子女身上。

綜合以上所言，台灣的社會存在著對於這些新移民家庭的歧視、刻板圖像，

而這些主觀圖像影響著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自我概念、以及族群認同；再連結到 研究者本身與新移民子女接觸的經驗，使研究者想要探究，新移民子女是如何解 讀與因應這些與族群相關的正或負向經驗?另外，在探討族群認同的向度上，他 們如何看待自己母親或父親的族群？又如何看待自己，及與自己同樣身分的族 群？

二、 雙族裔流動與情境式認同

在本研究正式開始前，研究者因為要找尋適合的受訪者，而至某國中又帶領

了一次新移民子女的小團體，基於對新移民子女族群、文化上的好奇，因此本次 的團體以＂多元文化＂為主軸，藉由團體成員們母親均來自不同國家的優勢，設 計一連串各國文化有關的活動，也與成員們共同閱讀相關繪本，討論他們與母親 一同回外婆家、因為母親的口音而被他人注意等經驗與感想。在這次的團體帶領 過程中，研究者感受到成員們從一開始的小心謹慎，對描述自己身份的不自在，

甚至會猶豫是否要透漏那麼多、強調自己的父親，而較少談論母親；到後來感受 到團體的開放，以及對於多元的鼓勵與欣賞，因此開始樂意分享自己從母親身上 所學習到的各種事物，對於擁有一個可以空間可以彼此分享共同的經驗，得到支 持與普同感，也均感到興奮與好奇。

團體前期與後期的差別協助研究者覺察到，新移民子女們其實是同時繼承父 親台灣人，以及母親東南亞或大陸籍兩方的文化與血統，是具有「雙族群性」的 族群。過去接觸到主流對其家庭評價的經驗，使得新移民子女對母親身分的認同 是具有情境性與選擇性的，他們學會評估環境以決定要展現＂多少＂與母親有關 的面向，而這樣的情境選擇與流動，正是新移民子女族群認同中的一大重要特色，

而這樣的認同方式，也很直接的呈現了認同其實並非一個固定且絕對的事實，認 同其實是充滿著變動性、持續進行的歷程(王志弘，2000；孟樊，2001；Hall,1996)，

且與社會、文化脈絡息息相關，若從此觀點看待族群認同時，就可發現，認同本 身的變動性與情境考量因素，其實就是一種呈現認同的方式。因此本研究相信，

從理解新移民子女如何變換、選擇與呈現自己的族群認同身分過程，也可看見新 移民子女更多主動性與有意識選擇的過程。

最後，從文獻的觀點來看，多位研究學者主張雙族裔族群學童發展出健康的 雙文化認同是很重要的（Cross,1987; Vaughan,1987），而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雙 族裔、甚至是更多元的組合也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新移民女 性子女「雙族群性」的基礎上，理解其發展出的雙族群認同樣貌，以及此樣貌與 環境之間是如何交互影響、形塑。若說新移民女性為台灣的第五族群，那麼新移 民子女他們的族群認同圖像又會是如何?是較偏向父親還是母親的族群？亦或是

另立門戶為第六族群，形成一個獨特的樣貌？新移民子女面對台灣社會處境，其 族群認同的過程又是如何、會以怎麼樣的方式展現等，都是本研究想要藉由訪問，

邀請新移民子女自己去述說的部份。

三、 多元故事的重要性

「單一故事的產生就是以同一種方式描述同一種人，一遍又一遍，最後他們 就會變成那樣…。故事是建立在權力的原則上，故事如何傳遞、誰來傳遞、什麼 時候、多少次都是由權力控制的。權力不只能述說故事，還能創造決定性的故事。」

(Adichie,2009)

主流社會對新移民家庭的建構圖像，相信符合很多人的印象，而這樣的故事 一再被重複敘說、＂選擇性＂的重述，時間久了，彷彿就成為了真實。但這樣的 單一故事背後，不僅僅涉及了權力，其中所創造出來的強勢印象，更壓迫了許多 其他的可能性。

從學術研究來看，針對新移民子女們在學業、家庭與自我等各方面的研究結 果中，有大半部份的結果呈現正向且豐富的資料，包括學業上儘管新移民家庭經 濟並不富裕，但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高，因此不會吝嗇對子女在學業上的協助，包 含安親、課輔班的協助，使其子女在學業上並沒有落後的表現(陳碧容，2004；

鍾文悌，2004；陳雅雯，2005；張秋慧，2004；施奈良，2004；黃雅芳，2005)。

而此部分與現在本國籍雙薪家庭中，大部份的學業指導責任也都放在安親班的狀 況，並無差異。而在自我概念的狀態上，也有許多研究顯示新移民子女與本國籍 配偶子女的自我概念與人際關係上沒有差異，且新移民子女社會支持、自尊、生 活滿意情況良好 (熊淑君，2004；陳美容，2005)。

但這些打破單一故事的其他選擇，卻很容易讓人忽略，或視為＂例外＂，其 原因或許就與非洲女作家 Adichie(2009)在她的演講中提到的一個權力與故事 的經驗有關：「我最近到一所大學演講，有個學生告訴我，真是可恥，奈及利亞 的男人都很暴力，就像我小說中的父親一樣。我告訴他，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說，

書名是“美國殺人魔＂。真是可恥，美國年輕人都是殺人魔…。我從沒有因為我 讀了一本關於連續殺人魔的小說，就認為所有美國人都是殺人魔，當然不是因為 我比那個學生好，而是因為美國的文化，經濟地位，所以我對美國有多重故事。 」 而 Adichie 的心聲，似乎也是新移民家庭共同的心聲與命運，在台灣，本國籍所 生的孩子就被＂允許＂有多重故事，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低學業成就或低自尊的孩 子，就把所有的孩子都視為低學業成就或低自尊；但新移民家庭與子女，似乎就 較缺乏這樣多重故事的可能性，更危險的是，這樣的單一故事也極有可能成為新 移民子女對自己的定位與認同。

而就如同 Adichie(2009)所述，單一故事不是不正確，而是不完整，缺乏彈 性、也缺乏許多的可能性：「幾年前我得知，描述悲慘的童年故事書籍才會暢銷，

我就開始想要編一些我父母虐待我的故事。但事實是，我有個快樂的童年，充滿 歡笑和愛，家人很親近。但同時，我生活在高壓統治，政府不重視教育，我父母 有時是領不到薪水的。而最嚴重的是政治恐懼侵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些故事 造就了我，但如果我堅持只寫這些故事，就簡化了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也忽略了

我就開始想要編一些我父母虐待我的故事。但事實是，我有個快樂的童年，充滿 歡笑和愛，家人很親近。但同時，我生活在高壓統治，政府不重視教育，我父母 有時是領不到薪水的。而最嚴重的是政治恐懼侵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些故事 造就了我，但如果我堅持只寫這些故事，就簡化了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也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