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新聞媒介模式」與中共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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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次的監督明顯較少。33
綜合以上文獻，大多數文獻都顯示兩種輿論監督的解釋方式，一為媒體是作 為黨的權力延伸；另一種則是代表社會公眾對權力的監督。前者是由上而下的監 督，指的是媒體以「政府喉舌」的名義監督社會亂象；後者則是由下而上的監督，
代表媒體以「公眾意見」為由負責監督政府施政，此較符合民主國家的新聞媒介 的運作原則。
由於本研究以《焦點訪談》為研究對象，因此本文所謂的輿論監督等同於「新 聞輿論監督」。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認為新聞輿論監督的定義為：透過新聞媒 體之報導，針對涉及公共權力的國家各級權力機關、決策機構的不當運作，包括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及其相關人員、其他社會團體、機構和公眾人物，或是針 對涉及公眾利益相關的腐敗行爲和重大社會問題進行的揭露和批評等。
第二節 「新聞媒介模式」與中共輿論監督
在政治傳播中，新聞媒體扮演了政府和受眾之間連繫的重要角色，政府必須 藉由媒體將政策綱領發佈到社會中，民眾也可從媒體的訊息獲得政府所頒佈的政 策意見，或者是將社會輿論、民意傳達給政府。然而，國家掌控媒介的控制手段 都有所差異，最大的用意是促使新聞媒介傳播符合社會「公眾利益」的訊息，並 防止新聞媒介散播危害國家及社會整體利益的報導。綜覽各國的媒體體制可以發 現，其新聞體制必然與國家的的政治形態、社會價值觀及媒介市場化程度息息相 關，使得新聞自由的實踐上各有所差異。例如，美國的新聞媒體體制較為自由；
而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依然受到政府嚴格管控等。
在冷戰時期，學者塞伯特（Fred S. Siebert）等人曾對當時世界上的媒介體制 劃分為四種模式，34分別為自由主義理論（libertarian）、社會責任論（socially
33 孫旭培，中國傳媒的活動空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57-160。
34 戴鑫譯，Siebert 等著，傳媒的四種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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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威權理論（authoritarian）、和蘇維埃共產主義報業理論（Soviet）。
這四種報業模式被視為冷戰下的產物，並以一種概括的方式論述國家與媒介之間 的關係。至今，由於全球經濟與科技發展迅速，此理論已不適用，但對於理解各 國媒介與政治關係依然可提供初步的認識框架。
隨著傳播科技發展與全球化影響，許多傳播學者與時俱進紛紛提出更貼近實 際媒介模式，例如丹尼爾‧丹尼爾‧哈林（Daniel Hallin）和帕羅‧曼其尼（Paolo Mancini），比較了西歐和北美地區 18 個國家的媒介制度，歸納出三種模式：自 由主義模式、民主統合模式與極化的多元主義模式，35以較為精細周延的經驗性 比較分析試圖理解現今媒介體制的運作。然而，此模式的研究對象多為歐美等國 家，當這三種模式被套用至非西方國家時，便可能成為規範性的模式，因此較難 適用於本文對中共媒介體制的理解中。
相對於此，馬奎爾（McQuail）主張「超越四種報業理論」，補充了民主參與 理論與發展理論，其中後者在媒體支持政府運作的立場上則更貼近東亞發展型國 家的模型。而改革開放後，中共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走向傳媒市場化，逐漸形成 獨特的「共產資本主義」模式。以下本文將針對自由主義理論、新自由主義模式、
社會責任理論模式、發展理論與「共產資本主義」模式作討論與比較。
壹、自由主義理論
西方新聞自由的緣起來自於其自由主義的思想。1791 年批准生效的美國憲 法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訂法律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36美國民主 之父傑佛遜（T. Jefferson）也曾說過：「若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 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這段話被視為西方新
35 Daniel C. Hallin,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0~13.
36 「權利法案」（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至第十條），美國在台協會，
http://www.ait.org.tw/zh/the-bill-of-righ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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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言論自由的圭臬。37美國憲法保障了人民的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目的是希 望藉由大眾媒介的監督，使政府的施政能更加透明化。
在民主政治體制中，大眾媒體被喻為「第四權」，擁有監督政府的權力，38因 此西方新聞媒體也被認為應該扮演「看門狗」（watching dog）甚至是「扒糞者」
（muckraker）的角色。美國在 20 世紀 60 年代，由於民權、越戰等問題造成社 會衝突問題，調查性報導便開始風行於美國。因此，鑒於美國等民主國家對新聞 自由、言論自由的保障及其傳統，調查性新聞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常被 新聞記者視為是媒體專業的表徵及典範，調查性報導被全球新聞界高度推崇的普 立茲新聞獎，每年獲獎的大都為調查性報導，其中，例如 1974 年發生的「水門 案」更是著名的案例與典範。
傳播學者麥克奈爾（B. McNair）即認為，媒體在理想的民主社會中的功能 之一，應要能夠「曝光政府和政治機構的黑幕，對公共權力形成監督。」39因此，
西方民主社會的新聞媒體是透過公開發表言論以及調查性報導，監督政府以及揭 發社會黑暗面。40因此，新聞自由、社會責任以及報導客觀性可以說是西方民主 社會新聞媒體的報導原則。41政府透過大眾傳播媒介使政治事務公開化、透明化，
必須在公民享有知情權的條件下作出決策，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監督，使政府施 政更加透明化。另外，政府官員也隨時處在公眾的監督之下，人民享有透過大眾 傳播媒介表達對政府的意見和批評的權利，而此權利也受到憲法的保障，政府可 接納多元分歧的意見並進行政策的改善，輿論監督便構成制衡政府權力的一股體
37 許新芝、羅朋、李清霞，輿論監督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年），頁 22~24。
38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臺北市：元照書局，1999 年），頁 69~131。
39 Brian McNair,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18~21.
40 陳建雲，「自由新聞業的民主『看門狗』功能：理想圖景及現實審視」，新聞大學（上海），第 2 期（2013 年），頁 1~2。
41 陳芸芸、劉慧雯譯，Denis McQuail 著，特新大眾傳播理論（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03 年），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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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外的力量。
貳、新自由主義模式
1980 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影響無遠弗屆，市場化及私有化 的民主模式教條被廣泛運用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治理等應用層面，新聞傳播媒體亦 然。於是，該模式下的傳播媒體與其它產業一樣，媒體組織儘可能不受到政府控 制，國家扮演的角色相對微弱，媒體享有完整的自主權，其公共性在於監督政府，
新聞價值的取向也由市場對閱聽眾的喜好所決定，任何對閱聽人來說有趣或重要 的新聞都可能成為新聞報導的對象。這樣「商業化」的模式以美國的媒介市場為 代表。
然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傳媒資本主義模式過度強調市場化的結果，導致新 聞專業主義逐漸受到侵蝕，以往對於公正客觀、獨立的報導及對公共事務的理性 討論的新聞價值倫理也逐漸被市場利益收編。媒體組織所有者也因廣告收入的競 爭壓力，新聞焦點也從過去所著重的公眾利益轉變為商業利益為主，使得新聞專 業主義理想產生質變。由於商業主義的驅動下，媒體記者經常為了商業利益報導 具有煽動性的新聞，表面上是提供一般大眾認為重要的資訊，但卻間接破壞社會 穩定及加速社會價值崩解。「新聞自由」也全然未促進民主的發展，相反卻成為
「媒體大亨」等新興資本主義階級用以賺錢和宣傳的手段。42
由於此種模式相當依賴媒介閱聽人本身的新聞自我審查，並自行過濾重要訊 息，但過度信任閱聽眾的自我審查能力也可能導致人們會選擇挑選具休閒娛樂性 的議題而非重大嚴肅的訊息。此外，沒有經過體制篩選的新聞報導也可能加重社 會大眾的恐慌與不安，對社會造成許多後續影響。因此，社會責任模式所重視的 公共利益導向可作為自由主義模式的參考對象。
42 陳芸芸、劉慧雯譯，Denis McQuail 著，特新大眾傳播理論（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03 年），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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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責任理論模式
由於自由主義報業模式造成媒體成為少數資本家壟斷的工具，媒體時常屈服 於廣告主，新聞也呈現娛樂化、煽情化的趨勢，也侵犯他人隱私，進而損害社會 公共利益。對此，1942 年芝加哥大學校長霍金斯（Robert Hutchins）便成立了「新 聞自由委員會」，認為新聞自由的實踐應該要履行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責任和義務，
禁止對新聞自由「惡意性的濫用」，對社會責任理論作出莫大的貢獻。43
社會責任的新聞模式視新聞媒體為社會公器，而非無限制的私人財產。其認 為新聞產出的目的是為了支援公民社會的運作，並且反映社會所關注的公共議題，
而不該傳播違反或煽動社會整體利益的觀點。44社會責任模式提供社會公眾免於 受到具有破壞性的新聞報導，必要時可藉由政府公權力的介入，捍衛公共利益。
因此，整體而言，社會責任模式與自由主義模式的出發點不同，後者的目的是獲 取最大商業利益，但可能會破壞社會的穩定發展；社會主義模式則有助於建構社 會共識，促使新聞媒介符合社會的真實需求，因此其公共利益的優先性高於商業 利益，其主要服務的對象為社會公眾。
此種模式以過去的公共廣播電視（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或目前 逐漸演變的公共廣播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為主，後者除了保有公共 服務使命外，更提供數位公民多樣的媒體服務，以英國的公共廣電機構「英國廣
此種模式以過去的公共廣播電視（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或目前 逐漸演變的公共廣播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為主，後者除了保有公共 服務使命外，更提供數位公民多樣的媒體服務，以英國的公共廣電機構「英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