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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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事實發現：《焦點訪談》報導原則的確立
藉由本研究第三章分析 2013 年《焦點訪談》共計 605 則的報導內容後，可 得出以下幾項事實發現：
首先，在輿論監督的比重上較過去有所成長，且議題對針對社會民生方面。
由於中共強調現行的新聞事業要堅持「黨性原則」及「正面報導」為主，因此造 成了輿論監督類報導的數量相對偏低的現象。而本研究觀察報導內容並對照過去 的研究後發現，2013 年《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類比例達 38.5%，較過去的研究 有所成長。199而觀察報導內容上發現，大部分多集中於社會層面的議題居多，有 將近八成的比例集中在社會民生、公共衛生、文化科教、社會安全與災害事故類 報導。顯示近年來，隨著社會熱點事件切換速度愈來越快，為了因應社會熱點事 件頻發、民生問題日益受到關注以及拉抬節目收視率，《焦點訪談》歷經將近 19 年的時間首次進行改版後，在報導內容上將輿論的焦點更多地轉向「社會民 生」方面。顯示《焦點訪談》在官方既有的制度堅持下，節目轉而將輿論監督的 焦點轉向了社會層面的監督。
其次，本研究針對節目內容進行分析、歸納，統整出政治性、正面宣傳報導、
維護公共利益及反貪肅腐等四大報導原則。本研究發現，這些原則皆反映了國家 政策、意識型態對於輿論監督的立場和規範，間接形塑了《焦點訪談》的輿論監 督報導的邏輯。由於《焦點訪談》為國家級電視臺下的新聞節目，因此較省級或 地市級電視臺將更具體呈顯出這些原則。本研究也認為，《焦點訪談》藉由這些
199 陳君、郭妍，「輿論監督類欄目的現狀、問題與對策—以《焦點訪談》為例」，新聞世界，第 8 期（2012 年），頁 52~53；楊嘉嵋，我國輿論監督類電視深度報導研究（上海：社會科學出版 社，2010 年），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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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進行議題設定時，也進一步整合社會共識，促成社會環境對於國家的認同與 合法性認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主流的意識型態話語以及國家領導統治的重 要性或合法性，都藉由《焦點訪談》的報導具體呈現出來。因此，一旦將國家的 角色考慮進來，可發現國家對於新聞輿論控制的強大力量的基本事實。
貳、理論發現：修正式的文化霸權論
如圖 6-1，本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部份探討其中兩個環節的影響過程。分別於 第四章分析了《焦點訪談》背後的國家、意識型態因素，從中藉由中共輿論監督 相關的政策、威權國家性質及意識型態探討這三項變因對中共大眾傳媒的影響；
接著於第五章進一步探討《焦點訪談》輿論監督對政治及社會的影響。本研究認 為這樣的過程形塑了「修正式的文化霸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6-1：具「中共特色的文化霸權」架構
葛蘭西藉由文化霸權的概念，解釋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如何維持不墜的原因，
不是單憑強制性的武力壓制，而是尋求被統治者的積極同意，將符合統治階級的 道德、觀念和知識轉化為具以「普世性」的意識型態，使他們在情感上產生認同 並接受統治階級的支配。而本文針對葛蘭西的文化霸權進行修正，首先，中共的 威權政體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共的媒體是在「黨管媒體」的組織控制下 運作；其次，中共也牢牢掌握了主流意識型態「話語權」的控制。在這兩個因素
國家層次
1. 中共威權國家性質 2. 中共輿論監督的政策 3. 中共傳媒的意識型態
《焦點訪談》
報導內容
政治、社會影響
1. 鞏固政治合法性 2. 社會團結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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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本文認為中共的輿論監督是在「中共特色的文化霸權」框架下運作的。
過去以來，中共掌控了意識型態話語權的控制，並將之視為行使權力的「合 法性」依據。這是由於「意識型態」與「合法性」本身是一種相互共生的概念，
一方面，中共透過政治意識型態解釋他們在政治體系中的領導地位是合理、合法 的，並將之轉化為具正當性的「權威」，而另一方面，合法性又有利於中共的對 意識型態的塑造。
由於文化霸權的「合法性」建構是透過制度化的建立，以形塑被統治者對統 治階級意識型態上的「同意」，因此，它包含了一種「情感」的面向，按照中共 官方的說法，也就是政治領袖想取得文化霸權領導權，必須要說服「人民」的情 感，絕對不能脫離群眾。可以說，文化霸權是具有將意識型態「內化」的功能，
即使民眾面對不利於自己的國家意識型態，也會理所當然地接受而毫無知覺。因 此，本文認為《焦點訪談》具有「洗腦」（brainwashing）的作用，形塑人民對中 共統治權力的「認同」，藉此鞏固了中共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促進能了社會 的團結和穩定。
參、中共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媒介模式的差異
如第二章所述，本文認為中共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媒介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 異。西方新聞媒介視媒體為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第四權」，並扮演「看門狗」
（watching dog）甚至是「扒糞者」（muckraker）的角色，享有對政府進行監督 的權利。而中共輿論監督是在「黨管媒體」的原則下進行，必須堅持「黨性原則」
與「正面宣傳為主」的輿論導向，不能進行西方新聞媒介的「扒糞運動」。 中共在進行「輿論監督」時有其獨特之處，既融合了西方媒體的市場特性，
也強調媒體必須維護政治、社會與經濟穩定的公共性質，在允許媒體投入市場競 爭獲取利益外，也強調新聞媒體必須要擔當起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責任。然而，
另一方面，中共的傳播媒體屬於國有資產，不同於西方媒體以私人所有制為主的 形式。因此，媒體受到中央嚴格管制，媒體在黨的監督下，輿論監督的範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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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度的新聞自由」。
由此可知，中共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媒介在輿論監督的概念上有部分的相同 之處，但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中共輿論監督始終是作為執政黨的「執政工具」， 不同於西方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角色。
最後，目前中共媒體已不完全扮演中共官方的「傳聲筒」，而是一種混和了中、
西式的輿論監督。《焦點訪談》的新聞輿論監督的出現，成為中共在政治、社會 環境下的一個「出氣孔」，適度緩解了中共過去緊張的社會壓力，能接受適度的 輿論監督出現。然而，本文也發現，《焦點訪談》在「硬焦點、軟著陸」的報導 策略下，不管批評內容為何，報導不能將炮口指向黨及政府，或者挑動社會矛盾，
這也導致了中共輿論監督始終被形容為「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根本性原因。
由上述的事實發現與理論發現，本文進一步修改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下 頁圖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