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歧視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壹、族群歧視的定義

Fishbein曾對歧視提出一個簡單的定義，認為歧視是一種對於他人的群體身 分，所涉及的傷害行為(Fishbein, 1996; cited from Brown & Bigler, 2005)。而Berry, Poortinga, Segall & Dasen (2002)認為，歧視不只是一種排除(exclusion)行為的展現，

如排斥、種族隔離，也包括強力的包容(inclusion)，如同化歷程。此外Brown &

Bigler (2005)指出，歧視是一種基於個人的性別、族群、身體、出生國或心理能 力等狀態所產生的行為，而外在的歧視行為非常廣泛，包含排斥、不公平對待、

人身攻擊等，這些行為可以是一種曖昧、模糊或明確、公開的形式，對個人而言 皆具有傷害性。另一方面，國內有學者指出，歧視是由偏頗的認識和態度所引起，

進而對受偏見的特定群體或個人施以消極行為，但歧視不一定都是負面的行為，

也有可能是一種對某群體的正向行為表現（薛國致，2009）。

然而，個體的歧視認知往往受主觀因素影響(Brown & Bigler, 2005)，在相同 情境下，新住民子女不一定都會感覺到自己被歧視或者產生壓力。因此，綜合以 上學者的觀點，本研究將族群歧視定義為：個體知覺到自己因具有特定族群身分，

而受到排斥、不公平對待的行為與感受。

貳、族群歧視的內涵

Brown & Chu (2012)指出，社會對於移民家庭子女的族群歧視行為，可能發 生在同儕、教師與社區三個層面上，例如：同儕的排斥與戲弄、教師給分不公或 持以較低的期望，以及在多數族群社區中的反移民情緒等等。Schulz et al. (2000) 在有關歧視的論述上，則將歧視分為個體性的歧視(Subjective discrimination)與體 制性的歧視(Systemic discrimination)，茲以此兩面向進行說明：

一、個體性的歧視 (Subjective discrimination)

個體性的歧視是個體基於特定的族群身分或特質，而受到他人（如：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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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教師、其他成人）的不公平對待或其他歧視行為(Borsato, 2008; Brown &

Chu, 2012; Umaña-Taylor et al., 2015)。此外，主流成員對移民群體的偏見態度，

不但會強烈影響其適應狀況(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個體對這些歧視 經驗的主觀認知，也會與心理上或身體上的健康結果有所關聯(Schulz et al., 2000)，

例如：可能產生焦慮感、憂鬱症、低自尊或身心症(Juang & Alvarez, 2010; Romero

& Roberts, 2003a;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因此有研究指出，對移民群 體與移民家庭子女而言，個體性的歧視是一種具有明顯影響的危險因子和壓力來 源(Fernando, 1993; Juang & Alvarez, 2010)。

二、體制性的歧視 (Systemic discrimination)

歧視不只是個人的偏見，於社會體制之中，或多或少也存在著對少數族群與 移 民 群 體 的 不 平 等 之 處 ， 並 且 可 能 透 過 個 人 主 觀 認 知 的 途 徑 影 響 其 健 康 (Fernando, 1993; Schulz et al., 2000)。例如：2002 年政府曾訂定發布的「優生保 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將「外籍配偶」列為裝設避孕器及結紮手術費用 的補助對象（陳雪慧，2007）。內政部於 2003 年，將生育與優生保健納入「外 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的重點工作之一（內政部移民署，2003）。以及教 育部於 2005 年訂定發布的「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要點」，將學習成就低落並且具有

「外籍、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身分的學生，特別列為受輔導之對象（陳毓文，

2010）。劉行五（2013）認為，這樣的政策可能暗示著國家對新住民子女人口素 質的擔憂，並且官方出自善意的措施，在透過社會過程、媒體負向操弄，以及過 度關注新住民子女身分的影響下，也可能加深或引發出新住民子女容易有發展遲 緩或素質較差的體制性歧視。除此之外，這些國家政策往往是由政府單位，或其 他公私立機構加以執行，因此，體制性的歧視很可能透過與機構的互動及運作過 程下被實踐。然而，這些存在於體制中的歧視，若再由新住民子女的主觀認知作 用下，也可能進一步對其身心發展與社會生活產生不利影響。雖然體制性的歧視 可能難以察覺，但具有的傷害性不見得較小(Brown & Bigl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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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族群歧視影響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一、國外相關之研究

研究者蒐集到一些有關族群歧視的國外文獻，其中有研究發現，多元族裔或 移民家庭子女由於具有的族群身分較為敏感，因此在族群歧視的威脅下，這些不 利的經驗與壓力會對個體的適應結果產生明顯傷害(Brown & Chu, 2012; Choi et al., 2006; Juang & Alvarez, 2010; Romero & Roberts, 2003a; Romero & Roberts, 2003b;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首先，Romero & Roberts (2003a)以 881 位具有墨西哥血統的青少年進行調查發現，雙文化脈絡會使其經歷多重壓力，包 括代間文化隔閡的壓力，以及族群內外的歧視壓力等，當這些壓力越大時，青少 年的憂鬱症狀會越明顯。Romero & Roberts (2003b)與 Umaña-Taylor & Updegraff (2007)的研究也進一步指出，族群歧視會直接導致墨西哥裔與拉丁裔的青少年產 生低自尊或憂鬱狀況。再者，Brown & Chu (2012)雖然發現墨西哥裔的移民家庭 兒童，整體自覺的族群歧視比例偏低，但當這些兒童認知到老師及社區施以的族 群歧視時，會導致較差的學校歸屬感，並且知覺到老師將其視為麻煩製造者、給 予低度期望或視而不見的族群歧視經驗，還會進一步負向影響兒童的學業態度。

此外，Choi et al. (2006)從 2082 位具有多元族裔身分的 6、7、8 年級學生身 上發現，這些兒少由於時常體驗到社會中的族群矛盾，以及個人能力被否定的經 驗，因此，比起一般家庭的孩子會有較高的藥物濫用與暴力行為之外，族群歧視 還會增強這些問題行為的發生機會。另一方面，Juang & Alvarez (2010)以華裔美 籍青少年為對象的移民家庭子女研究還發現，由於青春期階段中個人層面的發展 議題會不斷地湧現，因此族群歧視的認知更容易對青少年的自我感覺產生直接地 傷害威脅，並且導致孤獨感、憂鬱症狀與低自尊的現象產生。

從以上研究可知，族群歧視對具有多元族裔身分，或移民家庭子女的適應情 形而言，很可能產生負向影響力，因為身處在一個敵對、矛盾、歧視與不公的環 境中，可能導致這些青少年產生無力感，並逐漸失去自信、抱負與向上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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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對適應結果有不利影響。

二、國內相關之研究

陳毓文（2010）的研究發現，全國391位國中新住民子女整體自覺的族群歧 視狀況偏向中低程度，但其中約四成左右的受訪者，對於社會存有的新住民族群 負面報導會感到沮喪、困擾。另外，侯年陽（2008）的研究也發現，新住民子女 的族群歧視認知狀況屬於中低程度，不過隨著認知發展逐漸成熟下，新住民子女 的觀察能力越趨敏銳，以至於年紀較大的國中新住民子女會有較多的族群歧視感 受。再者，當新住民子女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越嚴重時，可能在 這些歧視的傷害下，漸漸地也為自己貼上偏差者的標籤，因而容易出現自我貶抑 或怪罪母親的行為，另外發生心理困擾或行為問題的機率往往越高，在同儕關係 與學業表現上也可能有較差的現象（侯年陽，2008；陳毓文，2010）。因此，對 新住民子女而言，族群歧視很可能使其產生較差的生活適應狀況（李維純，2007；

陳毓文，2010；陳靜穎，2011）。

以下乃透過國內文獻蒐集期間回顧的相關質化、量化研究，分別探討族群歧 視（包括最近的歧視經驗、歧視壓力感受），對不同生活適應層面可能產生的影 響：

（一）個人適應層面

當社會大眾對新住民女性持有偏見態度下，新住民子女很可能因母親的族群 特徵、說話口音等因素，而遭受族群歧視或異樣眼光，若新住民子女感知到社會 與周遭他人施以的族群歧視越嚴重時，新住民子女也越容易出現負面情緒、沒自 信、低自我評價或心理失調問題（李淑吟，2014；李維純，2007；車達，2004；

夏曉鵑，2007；許殷誠，2005；陳毓文，2010；楊艾俐，2003；蔡榮貴、黃月純，

2004）。特別是處於青春期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其身心正面臨急遽變化，不僅對 他人看法越趨敏感，受壓力影響時多呈現外顯、強烈的情緒反應，也容易出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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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發展上的困擾（陳星孜，2010），因此若再加上族群歧視壓力的影響，新住民 子女的個人適應狀況可能面臨更大挑戰。

（二）家庭適應層面

邱琡雯（2003）指出，在受到社會偏見與族群歧視的影響下，有街坊鄰居會 灌輸新住民子女歧視自己母親的心態。除此之外，有部分夫家人對新住民女性是 抱持鄙視態度，甚至在子女面前也表現出這樣的族群輕視狀況，或不願讓子女學 習母親的語言、文化，在這樣的氛圍下，新住民子女的內心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不僅害怕站在支持母親這方，是否也會被歸類為弱勢並遭受不被尊重的對待，但 若站在父親與主流社會這方，就又如同成為歧視自己母親的人（吳瓊洳，2009；

邱琡雯，2003；莫藜藜、賴珮玲，2004）。這樣的內在矛盾狀態，以及因新住民 子女身分而生的族群歧視經驗與族群歧視壓力感受，容易影響子女對母親的看法 或出現怪罪母親的行為，無形中將進而導致親子或家人關係的疏離（車達，2004；

邱琡雯，2003；侯年陽，2008；張琬涓，2013）。

（三）學校適應層面

王聖雯（2006）、車達（2004）、張琬涓（2013）與黃森泉、張雯雁（2003）

皆於研究中指出，有學童因新住民子女的身分，而遭受老師、家長貼標籤或施以 族群歧視的經驗，這些負向經驗不利於新住民子女的學校生活表現或師生互動狀 況。此一現象，可能是受到主流社會對新住民子女持以學習表現不佳的刻板印象 影響，導致老師對新住民子女的學習狀態產生錯誤解釋，而將其學校表現歸因於 本身能力差（吳秀照，2004；莫藜藜、賴佩玲，2004），或以不適當的管理行為 處理適應不良的狀況（王光宗，2003；王聖雯，2006）。另一方面，有研究發現 在此一刻板印象影響下，新住民子女於學業上經常受到老師關注而備感壓力，可 能進而影響學習自信與在校表現（李維純，2007）。整體言之，將個人表現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