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的東南亞外交政策
第一節 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發展
日本學者如波多野澄雄(Sumio Hatano)等人認為，日本外交關係會隨著外部 環境改變政策議題和步調，這樣的行為被稱為是「對應型外交」(対応型外交，
Reactive Diplomacy)，對應型外交並非指國際議題設定、創建規則、彰顯特定的 意識形態，而是根據國際情勢將風險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依照他國做出的行為 採取相對應的措施，因此被看作是消極的外交政策也不為過。1 這種對應型外交 主要是根據國際上的「大國互動」而變動，面對東南亞這些區域國家，日本大都 採取經濟手段，形成與這些國家的良好互動。
簡言之，1950 年代日本希望透過修復與東南亞國家關係、重回國際社會；
1960、70 年代日本推動東南亞區域機制的形成，透過多邊的方式參與區域事務，
但此時日本遭受到東協的反彈，美中間的關係改善使日本不得不調整區域外交政 策；1980 年代至今日本啟動政治、經濟的全方位外交。分述如下：
一、 1950 年代
—回歸國際舞台，致力於經濟復甦戰後美國在亞洲建立圍堵共產主義的島鏈，在日本扶植吉田茂親歐美保守勢
1 波多野澄雄，<総説>，《日本の外交―第６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井上壽一、波多野澄雄 等編，東京：岩波書局，2013 年，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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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又稱亞非會議)是亞洲與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於 1944 年 4 月 18-22 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國際會議，也是第一次沒有殖民國家參與討論亞非事務的大型國 際會議，討論的議題主要為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等，促進亞非國家間經濟交流，促成對美 國與蘇聯的不結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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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菲律賓的賠償，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建交，改善對中共的貿易關係。6 1957 年岸 信介兩度拜訪東南亞與南亞希望能討論賠償問題以及外交正常化，他主張不將經 濟視為唯一的外交動力，追求日本外交的自主，並以東南亞作為中心的亞洲主義，
又被看作「岸信介主義」(Kishi Nobusuke Doctrine)。此外在該年的外交青書中提 出「與自由國家合作」、「堅持亞洲一員的地位」、「聯合國中心主義」的「外交三 原則」，這三點原則是日本從戰後以來一直奉行的外交思想，那時的岸信介認為 只有日本成為亞洲的代表才能與美國平起平坐。7
二、 1960 年代
—多邊途徑，參與國際合作1960 年代中期隨著越戰衝突升高，美蘇在東南亞的競爭日益劇烈，中國也 積極擴張軍備並且發展核武。1960 年代日本成為在亞洲最大的資金提供國、貿 易夥伴以及企業投資者。美蘇意識形態競爭關係影響日本與東南國家的交往，此 時期的目標是解決日益顯著的南北問題、穩固經濟，並且樹立日本的聲望，1960 年代日本以出口為優先，援助的背後也是商業利益為主，不過已經開始嘗試進行 政治領域的合作。1961 年設立海外合作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海外技術合作機構(Overse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1965 年日本正式成 立亞洲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作為國際貿易和工業部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管轄的經濟外交專家訓練中心 等經濟相關組織。另外日本於 1964 年成為 OECD 的正式會員，代表日本的經濟 已經漸漸回復水準，並且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逐步穩固自身在國際上的地位。
1966 年日本與東南亞各國舉辦亞洲暨太平洋理事會部長級會議(Asia Pacific Council，ASPAC)8，這是在戰後首次一同參與的政治性會議，同年 11 月亞洲開
6 高塚年明，<国会から見た経済協力・ＯＤＡ（２）>，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annai/chousa/rippou_chousa/backnumber/2006pdf/20061027145.pdf
7 荒井利明，《ASEAN と日本：東アジア経済圏構想のゆくえ》，東京：田中出版，2003 年 12 月 10，頁 184。
8 該會議之成立始於 1966 年韓國總統朴正熙(Park Chung Hee)提議以對抗共產主義擴張。不過 在第一次會議的聯合公報中，焦點就逐漸轉往經貿議題以及定期舉辦會議的規定，針對共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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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9成立，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成為最大股份國，
作為經濟性的區域組織，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增加顯現出日本已經拉近與東南亞 國家的關係，然而東南亞國家也在思考如何擺脫美、蘇、中、日霸權對峙與威脅 的局面。1967 年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 成 立 東 南 亞 國 家 協 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ASEAN)，強調東協屬於經濟合作，避免激怒蘇聯、中國、越南等共產國家。此 外東協成員還簽署《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宣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 和 《 東 南 亞 友 好 合 作 條 約 》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
三、 1970 年代
—東協的反彈，日本提出對等關係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ESCAP)第一屆亞洲經濟合作部長會議提議創建 的區域性銀行，1966 年在東京召開首度理事會，正式宣告亞開行成立，日本成為銀行最大股 東，獲得總裁及其他重要位置。參考：Ming Wan,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acific Affairs》, Vol. 68, No. 4 (Winter, 1995-1996), pp. 5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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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膠論壇，田中角榮出任首相後就開始修改日本的外交路線提出「全方位外 交」。1975 年三木武夫在日美元首會談後的演說中強調促進東南亞地區的局勢 穩定，1976 年日本主動建議與東協建立全面定期的協商制度，終於在 1977 年設 立日本—東協論壇。10
1977 年福田赳夫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表「福田主義」，是日本在戰後第一 次公開發表對東協的外交方針，也是在戰後首次向東南亞國家表示不會成為軍事 大國的表述。福田主義提出的背景除了考量東南亞諸國對被赤化的危機感之外，
也表現出日本希望從精進關係進一步發展到政治與文化交流的目標。11日本在遭 遇東南亞國家的抗議之後，提出 5 點外交主張：共享和平與繁榮、加強與鄰國關 係、尊重東南亞國家自主性、增進相互理解、幫助東南亞國家經濟自主發展、尊 重各國對區域合作的意願。12 日本要與東協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關係、日本 與東協成為對等合作夥伴。在福田主義發表之前，日本與東協的關係都是以經濟 為主，福田主義之後雙方在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的合作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1978 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及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日本在東南亞的重要性被 東協國家所確認。該年建立了「東協-日本外長會議」，針對政治與安全議題對話，
成功解決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問題。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合作構想」(Pacific Rim Cooperation Concept，PBCC)、綜合安全保障論、美日同盟等三個政策方針。1979 年外長會議上，日本宣布停止對越南的經濟援助。13 日本認為若能順利解決區域 衝突，將可以提高在區域的發言權，並且發揮橋樑外交的功用。
四、 1980 年代
—多邊機制與全面外交
10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21-130。
11 西川吉光，《日本の外交戦略―歴史に学べ 海洋国家日本の進路と指針》，京都：晃陽書 房，2012 年，頁 194。
12 荒井利明，《ASEAN と日本：東アジア経済圏構想のゆくえ》，東京：田中出版，2003 年 12 月 10，頁 189
13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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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85 年「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決議讓 美元貶值，結果使日幣升值，為了降低出口成本日本將產業移轉至東南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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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已經擬定不少區域經濟合作的計畫，在 APEC 的組織與原則中也有不 少日本的影響力在其中，在廣場協議後經濟挫敗的日本希望透過東協、APEC 這 類多邊機制建立的規則、規範維持穩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19
五、 1990 年代
—綜合性議題與金融危機1990 年代冷戰結束兩極體系結束，國際關係開始做出調整，美軍撤出東南 亞地區後，「權力真空」、「威脅論」等等的論點不脛而走，日本不得不面臨新 機會與新挑戰。日本首相們紛紛提出與美國共同建構世界新秩序、促進亞洲繁榮 與和平的政策。1990 年 3 月海部俊樹(Toshiki Kaifu)首相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
希望日本透過新國際秩序的建構，與美國有穩固的合作基礎。宮澤喜一在 1991 年在泰國曼谷發表「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宣布日本的「新亞太政策」， 促進日本與東協三方面合作：和平與穩定的合作、開放性經濟與活力性發展的合 作、人類共同課題。1992 年 6 月日本通過《國際和平協力法案》(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Law)，以實際行動做出國際貢獻20，擴大政治影響力的新機會就是柬 埔寨的內戰。
日本與東協重新建構身分認同的契機為 1990 年波斯灣戰爭後，日本掃雷艦 艇在往波斯灣的途中停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象徵東協已經相信日本武 力用途已改善，非軍國主義。21 日本作為維和行動的長期支持者，在 1992-1993 年間在柬埔寨過渡時期進駐柬國監督當地選舉22，希望擺脫以往金錢解決國際問 題的形象，促進未來日本與東協發展空間。1992 年宮澤內閣在「ODA 大綱」、
「ODA 中期政策」規範下以經濟援助方式進一步深入東南亞事務。在宮澤主義
19 C K Yeung, < Japan’s Role in the Making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1, pp. 137-153
20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86-87。
21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83-85。
22 白如純，《日本の対アセアン政策と中日関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19 日，頁 3。
50 內也在 1993 年由非自民黨的八個政黨組成細川護熙(Morihiro Hosokawa)政權，
結束「1995 年體制」，此時日本的對東南亞方針政在改變。橋本龍太郎因為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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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其中 150 億提供中長期需求的基礎，另外 150 意是用在短期經濟改革)，也 就是所謂的「新宮澤倡議」(New Miyazawa Initiative)。26 透過援助當地日本企業、
加強金融制度的新宮澤構想，這些援助有來自政府與民間機構的計劃，從援助金
加強金融制度的新宮澤構想，這些援助有來自政府與民間機構的計劃，從援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