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實業教育相關文獻

壹、實業學校制度與各別實業學校之探究

碩博士論文的部份，有蔡明達（1999）《日據時期台灣的實業學校與社會流 動》、蘇曉倩（2004）《身體與教育--以日治時期台灣實業學校的身體規訓為例

（1919-1945）》、李文期（2005）《日本領台時期的實業教育》及金柏全（2008）

《日治時期臺灣實業教育之變遷》等四篇主要為針對臺灣實業教育之發展歷程進 行探究。從《日據時期台灣的實業學校與社會流動》此篇論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實 業學校不僅培養地方性各種的人才，亦是部分台灣人改變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的 跳板，尤其是農林學校的畢業生，變化較工業和商業學校為大。《日本領台時期 的實業教育》該篇論文指出，不論是臺灣教育令或臺灣教育令改正的實施，日籍

及台籍學生的實業教育之間一直存有差別待遇的問題。

於《日治時期臺灣實業教育之變遷》該篇論文中，作者另將日本內地實業教 育發展與臺灣實業教育發展整理在同一條的時間軸下檢視，相互對照其樣貌。從 整個發展歷程來看，臺灣實業教育之發展主要目的乃為服務日本殖民母國之政治 經濟發展上人力資源的需要，亦即是日本人子弟為高級技術人員，臺灣人民為較 低階之操作型技術人員，而後期進入戰時體制，則改為滿足軍備上各種人力需求 的 手 段 。 另 外 ， 《 身 體 與 教 育 -- 以 日 治 時 期 台 灣 實 業 學 校 的 身 體 規 訓 為 例

（1919-1945）》則以日治時期臺灣實業學校的學生為對象，藉由分析教育制度、

實業學校學生的敍事內容與詮釋，檢視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實業學校這一權力機制，

進行技術身體、柔順身體、軍事身體的規訓化過程。作者指出實業學校作為殖民 現代性的政治體制中其中一個環節，兼具有現代化與殖民性的雙重意義。一方面，

它形塑學生的現代性特質，使他們有能力成為現代公民；然而另一方面，卻有著 無法擺脫的殖民附屬性，一切以服務宗主國日本政府的各項需求為主要目的。

黃阿有（2007）《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旨在探討日人在臺所設立 之第一所農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的學校課程、師資來源、學生在校之訓練及就 業情形。該校從原本受臺人輕視，到後來因為出路有保障，報考學子漸增，逐漸 受到青睞。近八成的畢業生至臺灣地區的農會、官衙、公司、學校等擔任基層技 術人員，但畢業後能夠繼續升學者僅鳳毛麟角，除了家中經濟因素考量外，也因 為殖民政府政策性的差別待遇，專門或高等學校的入學門檻不在成績的高低，而 在於以日籍學生為優先。

另一篇由鄭麗玲（2009）於期刊上所發表之〈近代化、平等化與差別化之間：

臺北工業學校學生之就學與就業（1923-1945）〉，則以臺北工業學校學生的就學 與就業為中心，探討臺灣近代工業教育在共學制度實施後的變化。共學制度實施 後，臺人無法與日人平等競爭，以致臺籍學生的錄取率下降。雖然如此，入學後

平等化的制度與教育內容，讓畢業於五年制工業學校的臺灣人，擁有與日人平等 競爭的立足點，並有高度企圖心與自我期許，期待專業能力受公平的肯定（鄭麗 玲，2009：109-110）。

貳、實業學校臺日籍學生衝突問題

1922 年臺灣總督府發佈「改正臺灣教育令」，強調內地延長主義，將臺灣名 義上視為日本內地領土的延伸，臺灣地區所有中等以上學校，必須同時招收臺日 籍學生，實施共學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共學制度能夠消除臺灣人和日本人子弟受 教程度上的落差，讓臺灣人子弟也能和日本學生接受相同的教育。但實際上日本 人子弟在升學考試上仍佔有優勢，反而剝奪臺灣人民接受更高一等教育的機會。

在某些仍以招收日籍學生為主的中等教育機構或更高等的專門學校中就讀的臺籍 子弟成了校園中的少數族群，即便臺籍學生非少數族群，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同 一個校園場域中相遇，摩擦與衝突自然無法避免。以臺北商業學校為例，1933 年 由學校教官帶領四、五年級學生至金山野外演習時，曾發生日籍學生霸凌臺籍學 生的暴力事件，涉案人數達 40 餘人⁶。

謝濟全在其所著之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嘉義農林學校之發展》中提及嘉義農 林學校學生入學後，首先面對的是「學長制」管教制度。平常除了師長的教誨外，

即使是早一期入學的學長都具備學校所賦予的管教權威，可以糾正新生的服裝儀 容到禮儀態度，且範圍不僅限於校園內。嘉農包含原住民學生之臺籍生占學生數 約七成，一般而言臺日籍學生相處融洽，不過仍曾經發生過兩次臺日籍學生的衝 突事件。第一次為臺籍學生於火車站集體圍毆日籍學生事件，涉案學生遭記過與 留級等處份；第二次衝突為因推派參加閱兵大典的代表學生為臺籍，引發日籍學 生抗爭，最後在各方的壓力之下讓校方改由日籍學生代表全體學生參加，此舉引 起臺籍學生不滿並發動罷課（謝濟全，2007：117-120）。

6林盈均（2017）。淬鍊與展翅：北商大一百年回顧。臺北：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頁 22。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該期刊論文則以臺南 高等工業學校為探究對象，指出在日臺共學制的美名下，導致語言劣勢的臺人無 法公平享有教育資源，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歷屆錄取臺日人數亦不成比例，1942 年時甚至可以差到 3 倍之多。臺日籍學生之間的相處，恰如殖民社會之縮影，仍 存在著彼此緊張與對立的情況。而師生關係的互動，學校教師對待所有臺日學生 一視同仁，讓臺籍學生感受不到日籍教師的歧視或差別待遇。在族群不對等教育 結構的宰制下，讓臺灣人子弟對於偏頗不公的差別待遇感受深切，但通過升學窄 門之後的學校生活，種族歧視在師生之間反而淡薄，甚至感念師恩情誼（王耀德，

2009：37、55-56）。

藉由上述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階段的臺日籍學生與日籍教師間相處情況的相 關論文，讓我們瞭解臺日籍學生之間的相處雖算融洽，但仍會發生衝突與對立情 況，甚至是因為某些因素引發激烈的抗爭行動。然而面對來自日籍生的霸凌或欺 侮的行為，臺籍生除了使用更強烈的手段反擊外，是否有其他的應對方法？得以 進入商業學校等中等教育機構，能與日籍學生平起平坐、學習更多知識與技能的 同時，臺籍生如何把握機會學習，以提升自身專業能力？以上的問題值得我們進 一步思考與探究。

參、殖民地生活下臺灣人民模糊、跨界遊移的身份認同

蔡素貞（2008：6）的博士論文《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

現代化與文化認同》，透過醫療、衛生與宗教三個文本，嘗試從文化認同與抵抗 文化兩個議題，重新挖掘殖民者現代化外衣下的殖民操作方式與手段。作者認為 面對殖民者的同化政策，殖民地人民並非單純以「親日、仇日」之二分法來面對 殖民統治，而是和日本人、日本文化保持不同遠近、親疏的關係，做為其生存法 則與因應之道。對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來說，人們容易誤認凡是日本文化就等同於 科學與進步，從而接受了日本文化是優越文化的說法，也讓臺灣人終向日本文化 傾斜。不過在認同的過程，臺灣人並非全盤接受，也並非全然反抗的二元對立。

在殖民者的壓迫與被殖民的反抗當中，包含了廣大的模糊空間，許多不反抗也不 反對殖民統治的人，他們未必就是認同日本民族，他們可能是為吸收殖民者所傳 遞進來的現代元素，而對殖民者採取較溫和的態度，而那些激烈反抗殖民統治者，

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利用了現代性的許多資源，做為對抗統治者的工具。亦即 是，許多臺灣人是「同化於現代化」並非「同化於日本」。臺灣人因殖民統治的 差別待遇與壓迫性，因而產生抵抗，愈是激烈抵抗，企求文明的志向也愈明顯。

殖民者的語言同化，對被殖民者而言，語言只是工具，藉以追求現代化的入門鑰，

無關同化或認同與否（蔡素貞，2008：7-8、266-271）。

《離散邊緣的身分形構：以日治時期嘉農棒球隊為例》該篇論文以1931年至 1937年參加甲子園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的8位球員為研究對象，從球員遭遇殖民 政權轉換的際遇出發，探究這批球員光復後一生個人內心與社會行動，以及離散 經驗對嘉農球員生命歸屬的情感影響。有人選擇投身日本職棒，著眼下一代在日 本未來發展，最後選擇歸化日本。有部份的人雖擁有流利的日語，但光復後無法 順應時勢，學會漢人社會使用的國語，造成文化接觸過程屢屢遭遇挫折，最終無 法逃避漢人社會施加否定與忽視的痛苦，而選擇遺世獨立的生活方式。最後一位 球員其離散經驗並不明顯，原因在於他日常生活的精神意識始終以臺灣這塊原生 土地為重要依歸。雖然其性格受到日本文化影響，成功在臺灣棒球史寫下高峰。

而沿襲日本生活模式的性格，在面對日臺不同身分的採訪者時，所產生的言說行 動分岐，其實是本人保護自己身分認同選擇的彈性策略，也是榮耀嘉農棒球隊傳 統價值的方式（黃旭鴻，2013：I、76-78）。

林慧玲（2014）所著之論文《母國與祖國：日據時期台籍日本兵的國家認同》，

林慧玲（2014）所著之論文《母國與祖國：日據時期台籍日本兵的國家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