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壹、日治時期中等教育階段商業學校研究缺乏
臺灣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學校教育制度的研究，從「幼兒教育」、「公學校」、
「中學校（含高等女學校）」、「師範學校」、「實業教育」、「臺北高等商業 學校」、「臺北帝國大學」，乃至扮演菁英養成所特殊地位之「臺北高等學校」
等各個教育階段均有相關之期刊、碩博士論文及專書進行探究與探討。上述研究 中以公學校相關研究為最多，探究範圍涵蓋公學校之國語、修身、歷史及地理，
以及體操（即現今之體育課）等學科之課程。最常見之分析模式為從國語及修身 等正式學科課程或教科書內容著手，探究殖民時期國定課程或教科書中隱含之文 化霸權及服從天皇、忠君愛國等意識形態之灌輸手法。整體來看，大多數日治時 期相關的專書或研究論文為針對當時臺灣整體教育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情況，以及 公學校或中學校等教育機構，進行相關論述與探討。主要的論述方式為針對保障 日人在臺權益為優先、同化政策，以及學校課程或教科書中隱含之不當國家霸權 及忠君愛國意識形態之灌輸與思想改造等等有關殖民政策的不適切性，或臺灣民 眾在於升學制度上所受到之不公平待遇進行批判與分析。與公學校相關的研究比 較起來，對於等同於今日之技職教育的「實業教育」為探究對象的研究就少了許 多。
日本從日治時期起將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商船及實業補習教育等相關 教育稱為「實業教育」（文部省，1966：1）。依據臺灣總督府於 1943 年以府令 第 52 號所發佈之「臺灣公立實業學校規則」，其中第 4 條所規定的實業學校種類 主要有：農業、工業、商業、水產及拓殖學校等 5 種類型的學校 （臺灣總督府，
1943：110）。目前中等教育階段實業教育相關的先行研究，除了針對臺北工業學 校（即現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嘉義農林學校（現今國立嘉義大學）之沿革、
入學制度、課程內容及日治時期校友訪談之論文與專書之外。其餘大都為針對日 治時期臺灣實業教育從最初採取臨時、應急的草創時期乃至後來較具規模的整理 發展情況進行研究，例如李文期（2005）的《日本領台時期的實業教育》，以及 金柏全（2008）《日治時期臺灣實業教育之變遷》等兩篇碩士論文。
而商業學校的相關研究目前除蘇曉倩（2004）於其碩士論文中，曾針對日治 時期商業學校的課程內容進行探討，不過該篇論文並非只針對商業學校，而是以 各類型之農工商實業學校為研究對象加以探究論述。依據臺灣總督府於 1940 年公 佈之官報來看，當時所設立之商業學校，除私立的開南商業學校外，共計有臺北 商業學校、臺北第二商業學校、新竹商業學校、臺中商業學校、彰化商業學校、
嘉義商業學校及高雄商業學校等 7 所（臺灣總督府，1940：3-4）。惟目前以日治 時期所創立的單一所商業學校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或專書並不多，例如於 1917 年建 校的私立臺灣商工學校（現今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的前身），除了該校於 2004 年出版之《開南校史》一書外，亦僅有刊載於日本學術期刊上的 3 篇論文1。同樣 於 1917 年創校的臺北商業學校（即現今之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的相關研究與出版 刊物，時至 2017 及 2018 年才分別有校友訪談《臺灣商業人才的搖籃：臺北商大 口述史》一書出版，以及由陳東昇與林祥昌所著，於《臺北文獻》季刊中所發表 之〈日治時期臺北商業學校初探（1917-1945）〉論文。依此來看，有關日治時期 中等教育階段中商業學校的研究或論文可說鳳毛麟角，付之厥如。
貳、日治時期商業學校臺籍學生學習經驗探究之必要性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參照歐美國家教育制度，創立近代教育制度，始於 1872 年頒佈的「學制」（文部省，1972：6、148）。學制第 36 章明訂：所謂的商業學 校，係指設置於買賣興盛之地，教導商業相關事務之所。隔年 1873 年追加頒佈的
1該 3 篇論文分別為刊於日本拓殖大學出版之期刊中的〈台湾商工学校の学生生活：台湾人学生の 場合〉及〈ある台湾商工学校の生徒必携：学生手帳〉等 2 篇，以及日本環太平洋大学研究紀要中 的〈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湾の職業教育に関する研究－私立台湾商工学校の設立経緯と展開を 中心として〉1 篇。
學制 2 編中，將商業學校分為預科 3 年、本科 2 年，以及分別修習的科目。但實 際上這只是法令上的規定，當時並沒有依據此一規定設立任何一所商業學校。而 後於 1875 年起陸續於神戶、大阪等地設置商業講習所，不過這些講習所都由私人 經營，缺乏合適師資，政府方面亦無明確的獎勵措施或政策。直到 1884 年文部省 制定「商業學校通則」，商業教育正式制度化，於名古屋等地開始陸續成立商業 學校（文部省，1966：69、70、71；文部省，1972：392-393）。根據 1877 年日本 文部省年報的記載，學制頒佈後東京府為了白天無法上學，但仍有求學欲望的民 眾，借用公立小學的場地與教室，開設教授商學科目的夜間商業學校。在之後陸 續成立的商業學校之中，不少學校開始設置夜間部，不過這些只能算是附設於日 間學校下的夜間部性質，第一所獨立創校，於夜間上課的商業校為 1889 年設立的 東京商業學校，該校亦為日本第一所甲種夜間商業學校（文部省實業學校局，1936：
169-171）。
相對於殖民母國日本，日治時期臺灣的商業教育的發展則晚了許多。1917 年 臺灣總督府發佈勅令第 53 號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官制，於臺北設置「臺灣總督府 商業學校」。勅令中載明，因應臺灣島內產業快速發展，對日本人子弟實施商業 教育的迫切性，故成立該所甲種程度的商業學校。該校為臺灣第一所正式中等教 育階段的商業學校，而後於 1922 年更名為「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臺灣總督 府，1917：95；佚名，1940：2）。本文探究對象的「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
則是 1936 年依據臺灣總督府告示第 76 號，於臺北商業學校內成立，為臺灣第一 所夜間商業學校，並由臺北商業學校校長小出梅吉兼任第二商業學校校長（佚名，
1938：2）。臺北第二商業學校（以下簡稱第二商業學校或北 2 商）雖設置於臺北 商業學校校內，不過根據 1938 年及 1940 年出版的《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 一覽》與《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當中有關任教科目教師的資料來看，兩 校師資雖均為日籍，除少數幾位教師在兩校均有授課外，其餘師資師並不相同。
而由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所出版的校友口述專書中，第二商業學校日治時期校友亦 提到了兩校教師不同之事（陳東昇，2017：157），兩校無相互隸屬之關係。
第二商業學校臺日籍學生兼收，依據相關數據資料來看，雖每年錄取之臺日 籍學生人數在比率上不盡相同，平均來看臺籍學生約佔近5成左右。1938年的臺灣 日日新報曾報導，中學校或中等女學校等中等教育學校的入學考試形成了一種升 學的窄門、考試的地獄，第二商業學校的入學考試亦是如此（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1938年3月24日）。第二商業學校的學生們白天一般在役所2、銀行、公司或商店裏 擔任員工、雜工或是店員等職務，晚上再到學校上課（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4月 8日）。第二商業學校的學生或許非如同就讀於著名的中學校的學生一樣，畢業後 成為精英或領導階層的一份子，但日後進入職場仍稱得上是各行各業的中堅人物。
在此教師全為日籍、同學半數為日本人的學習環境之中，第二商業學校臺籍學生 之學習經驗應與選擇普通中等教育學校（例如：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甚是屬 於菁英份子就讀之臺北高等學校的學生有所不同。亦即是，進入第二商業學校後 形構何種學習經驗？而就讀於商業學校的學習經驗，是否成為其獲得向上流動的 契機？以及對於往後職涯的選擇與發展帶來何種影響？上述種種皆為值得探討的 議題。
目前日治時期教育的相關研究，大多從文化霸權、不當意識形態灌輸，或臺 灣人民所受到的壓迫與宰制等視被殖民者為絕對弱勢的角度出發，批判殖民教育 的不當之處。依此種類型的研究立場與假設，在當時殖民社會情境下，臺灣人民 只是被欺壓的沈默他者，需依附殖民者，獲得其認同才有存在之價值。不過亦有 相關研究提到不同以往的關點，例如周婉窈（2002：276、278）在一篇探討公學 校國語課本內容與國家認同之間關係的論文中提到，這些曾經歷過日本皇民化運 動時期的臺灣人們，即使以日本為其國家認同，但多數還是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而是漢民族的後裔，也就是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不一致的現象。此外，蔡錦堂（2009：
2類似現今的區公所。
28-29）於研究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教育所帶來之影響的論文中指出，受過日本教 育的受訪者們對於修身課程內容的關注焦點不在於忠君愛國或是效忠天皇，而是 更在意教育勅語3中的儒家五倫與其他的德行。修身教科書中的「正直」「誠實」
「禮儀」「勤勉」「順從」等德行，已在他們的腦中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影響他 們往後的待人處世之道。
學校除教導學生各種的知識與技能之外，亦為個體社會化的重要機構。課程 學者Michael W. Apple認為學校所扮演的角色離不開政治與經濟層面，與社會控制 有關，學校所傳遞的知識型式，代表了權力、經濟資源，以及控制的概念。學校
學校除教導學生各種的知識與技能之外，亦為個體社會化的重要機構。課程 學者Michael W. Apple認為學校所扮演的角色離不開政治與經濟層面，與社會控制 有關，學校所傳遞的知識型式，代表了權力、經濟資源，以及控制的概念。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