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2 商入學考試錄取比率與畢業生進路

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1942：34）；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1943：36-37）。

因臺北第二商業學校於 1936 年起正式成立招生，修業年限為 4 年，第一屆學

70.73% 73.03%

施行，實施日臺共學制度後，商業學校才開始臺日籍學生兼收。北 2 商的入學考 試科目除了國語、算術、日本地理及歷史等筆試外，還須接受身體健康檢查及口 試，並參酌小學校或公學校的成績與行為表現。暫且不論筆試科目的範圍是以公 學校或小學校所教授的內容為主的問題，口試採用日語進行對臺籍學生而言，如 日語的口說能力沒有達一定的水準，恐怕無法通過口試。其實不僅臺北商業學校，

1930 年由臺灣新民報社出版的《臺灣人は斯く觀る》一書中亦提到，中等程度以 上的教育機構，基本上是將臺灣人民排除在外的，並暗指准考證號碼有日人奇數 號、臺人偶數號之特意安排，所謂的升學考試，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不在於成 績，而在於民族血統（謝春木，1930：52-53）。

汪知亭（1978：92）針對造成臺籍學生入學中等學校之窄門，歸納有下列四 點原因：一、能考取中學者，多數是小學校或規模較大、師資優秀的公學校畢業 生，此類學校非一般臺灣學童能進入就讀，在受教育的起步階段，臺灣人就已處 於不利之地位；二、中等學校入學考試，口試成績佔有相當份量，口試採用日語，

臺籍學生自然無法與日本人相抗衡；三、各中等學校之錄取會議，其主持的校長 乃至參與之教員幾乎都是日本人，因此有利日籍學生；四、日本人對於錄取新生 有一項不成文規定，就是凡日本人所進的中等學校，臺籍學生不得超過20%；而臺 灣人所進的中學，日本人則不受任何比率上限制。對於此點，一位北2商校友在接 受筆者訪談時曾提及，戰爭結束多年後曾邀請日籍老師至臺灣來參加同學會，宴 會上老師當面向臺籍同學表示歉意，因為當時在辦理入學考試時，採取優先錄取 日本人，剩下的名額才給臺籍學生的不公平作法，對此他感到相當的過意不去。

從上述之數據統計資料及校友提及過往的經驗來看，可推斷在入學考試的處理上 確有差別待遇的情況存在。

臺灣當時為日本的殖民地，商業教育相關制度與法源依據隨著日本國內政策 的變動而有所調整，自是理由當然。如同本文第二章中將臺日兩地商業教育發展 分析的內容所示，其實臺灣與日本兩地商業學校所開設的學科與教授內容相差不

遠，且課程變革的時間間隔亦不會太久，進入戰爭時期之後1943年的課程改革內 容亦完全同步。如再將臺北第二商業學校與昭和時期日本夜間商業學校的課程來 對照，因日本本地夜間學校眾多，雖無法逐一分析，仍可發現課程內容雖非完全 一致，但也是大同小異。

當時因總督府的統治政策考量，並不鼓勵臺灣人子弟接受高等普通教育，故 臺灣人子弟除了選擇醫學校或師範學校外，就是進入農工商的實業教育體系。而 師範學校與醫學院不僅是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亦為孕育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搖 籃（許錫慶，2014：219；吳文星，1983：2）。許佩賢（2015：79）指出在許多 回憶錄或訪談紀錄中，常可以看到很多人提到公學校畢業後想升學，家中很窮只 能放棄；有些人則是考不上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或因學費太貴，退而求其次，

轉而就讀實業學校的例子。若依此來看，報考臺北商業學校或臺北第二商業學校 等中等實業學校似乎是考不上中學校次一等、或不得已之下的選擇。不管理由或 動機為何，吾人認為選擇職業體系的學校就讀，絕不代表其能力或將來的前途發 展低人一等。以鄭麗玲與楊麗祝編著之《臺北工業生的回憶》一書中受訪曾於日 治時期就讀臺北工業學校的校友為例，不少人在光復後曾參與由政府推動之各種 國家建設，或獻身於產業界，闖蕩出一番事業。臺北第二商業學校的校友們或許 稱不上社會領導階層或上流階層人士，但其人生經歷、思維方式或自我認同的形 塑，應與代表社會領導階層的師範學校、醫學校的畢業生或受過大學等高等教育 的人們有所不同。透過本篇論文對於他們的人生經歷與自我認同的探究，相信能 讓我們更進一步瞭解日治時就讀商業實業學校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