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蓮生平與當時整體之社會政治環境

這一節，希望藉由日蓮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日蓮生平的介紹，增進對日蓮佛法 的了解和探究。同人文主義一樣，一個思想的產生必離不開所處的時空背景以及思 想家個人的生平，而日蓮佛法的成形和日蓮當時的日本政治社會高度相關，日蓮生 處的時代是日本的鎌倉幕府時期—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武人政治，這個時期是日本歷 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因為幕府的建立象徵著從天皇為首的朝廷⁸已經名存實亡，代 而取之的是封建制度的武士政權。和武士政權息息相關的莊園經濟制度也發展到最 後階段，因此武士階層在社會、經濟方面都佔據支配的地位；文化上，除了傳統的 貴族文化外，還形成了反映武士和一般平民思想的庶民文化，與此相應，佛教方面 也形成了具有鮮明日本特色的鎌倉新佛教，日蓮就是其中之一（楊曾文，1995：191）。 因此本節當就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佛教兩方面的概況先做介紹，再進入到日蓮本身 的生平

壹、當時日本之整體社會政治環境

研究者將政治和社會的狀況，分成政治上幕府的建立以及經濟上莊園制的發展 兩部分作介紹。

一、政治

日本歷史上的分期，主要是由原始時代的日本、古代國家的形成、大和朝廷，

再到吸收中國唐文化的大化革新時期，後形成律令國家⁹，之後才是奈良、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後就是日本的第一個幕府—鎌倉幕府的形成。

8 在日本歷史上，興起於大和南部的豪傑統一了大和地區，後立即擴大地區到近畿的地區，到四世 紀中，大致上已成為統一的國土，此一朝廷就是大和朝廷。但它的統治權並沒有很大，各地區還是 由豪族統轄，所以可以說是部族聯合國家，而朝廷其實也是豪族。到了女帝推古天皇（西元 592 即 位）時期，在聖德太子（575-622 ）的政治改革、大化革新，和律令國家的建立，才逐漸的確立以 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林明德等，1992：26；涂玉盞譯，2000：50）。

9 「律」就是刑法，「令」就是行政法、民法等，律令原是中國的成文法，始於秦漢完成於隨唐，

乃融合儒法兩家而成，其特色是以強力的專制君主和官僚組織來統治人民的中央極權國家。而 8-9 世紀的日本，就以這套法令來治理，因而稱作律令國家（林明德等，1992：48）。

而於平安時代後期，武士階層¹⁰開始興起，在各地武士集團的相互兼併中，形成

70），於很短的時間覆滅（楊曾文，1995：194）。

而源氏，雖在平氏勢力壯大時被壓抑，但到了「源賴朝」（1147-1199）時，聯

因而漸漸產生武士（林明德等，1992：60）。

11 平安時代，古代的天皇制度也逐漸的改變，自朝廷遷都平安京（現京都），實際上已喪失武力。

成人後任關白，以掌握實權（李永熾， 1984：68-69；林明德等，1992：59）。

12 指的是將軍的家臣，有上下嚴明層級關係。

園土地的大小徵收兵糧米）和「守護」（負責地方軍事和治安）（楊曾文，1995：

194-195）。源氏集團在名義上仍擁護天皇（包含上皇為首）的朝廷，但實權其實由 賴朝把持。後於西元 1192 年，賴朝受封為「征夷大將軍」後，標示了鐮倉幕府的正 式開始。

西元 199 年，源賴朝死後，諸豪族開始爭奪權力和領地，而外戚，二代將軍賴 家之母北條政子，和北條時政（1138-1215）與其子義時（1163-1224）合謀，壓制賴 家，後北條氏掌握幕府軍政大權，稱為「執權」，將軍則如同虛設。但是將軍賴家 為了反擊北條氏，遂削減各豪族領地，賜予近臣，從此，將軍家的內鬥，與北條氏 和其他武家的爭鬥層出不窮。其實北條氏並非和平氏、源氏一樣出身名門，只是出 身伊豆的小領主（李永熾，1984：90），後憑其能力和洞察力成為「執權」，掌握 幕府軍政大權，而將軍形同虛設。

後發生承久三年（1221 年）的「承久之亂」，因為公家方面的後鳥羽上皇

（1198-1121），看見幕府內部的鬥爭，認為這是推翻幕府的好時機，因此欲聯合僧 兵和公領莊園非御家人的武士準備起兵，但沒想到只有少數人響應，後由北條義時 之子泰時為大將，打敗後鳥羽上皇，其後，幕府完全壓制了朝廷，使原本只掌握日 本東半部的幕府勢力擴展至全國，名副其實的完成武士階級的獨裁（創價學會譯，

2004/a：38）。義時死後，北條泰時（1183-1242）期間，還設置了包括以職權為首 的「評定衆」十一人，聯合執權、連署共同決定重要政務，以代替以將軍獨斷御家 人的訴訟權，此時，幕府成為以執權為首的封建領主¹³的寡頭政治。

二、莊園制的發展

鎌倉社會的經濟基礎為「封建領主莊園制」。在附註有提到武士階級的興起和 莊園制度有密切關係。莊園制度的興起要回溯到奈良時代，因為律令制度形成後，

租稅勞役加重，僅靠國家分的口分田不足以糊口，加上平城京（今奈良）的興建，

於是轉而到剩下的國有地或他人土地耕種，成為「浮浪人（牢人）」，寄居成為他 人的奴隸，沒逃離的則成為高利貸的附庸（李永熾，1984：61）。另外，國有制的

13武士國家是分別由各地大小領主分別統治其下的人民，不受幕府和他人的干涉，因此幕府只有設統 治御家人的侍所、問注所和政所，而無行政各省。因此幕府的責任是防止各地領民反抗，或某一領 主去侵犯另一個領主。但是各領主之間還具有君臣關係，或上級領主（本家、領家等）與下級領主

（莊官、地頭等）的關係，他們之間有時利害一致，有時仍會對立（李永熾，1984：94）。

土地政策也出現破綻，很多高官、貴族、大寺院以特權取得土地，朝廷發現如果規 定太嚴，又無法增加新的墾地，因此於西元 743 年頒布「墾田永士私有令」（林明 德等，1992：53），允許開墾的荒地一律收歸私有。至此，有勢之家乘勢兼併土地，

大片的國有土地淪為豪強或寺院的私有地，此為莊園制的濫觴。

到了十一世紀攝關政治時期，莊園迅速增加，到十二世紀初，莊園已成為全國 基本的土地制度。莊園制中也有上下層級的關係，各個領主的情況也不全相同。當 時的皇后和皇族也都有自己的私有地，甚至天皇成為上皇後也有自己的領地，這兩 種領地在九世紀起都非常流行，而且不用將田租繳納給政府（不輸），後來，九世 紀末期，貴族、寺院的土地也有不輸的特權。十世紀中葉後，還獲得了國司不得進 入莊園的權力（不入）。為了取得這兩項特權，很多地方上的領主，將土地獻給有 勢力的貴族、寺院，向他們繳納一定的年貢，但實際上他們和莊園沒有深切關係，

這些稱做「領家」。但是如果領家還是無法防止國司的壓迫，就要再奉中央有實權 的院、宮或攝關家為「本家」。這時，地方上的領主就稱為「莊官」（實際名稱為 公文、下司、地頭），莊園內的人民就叫「莊民」（李永熾，1984：62-67）。「莊 民」的身分也有不同，最多是稱做「名主」¹⁴，但是名主如果勢力大了以後，就有可 能變成一個莊園的「領主」，其下個體的農民就會成為「莊民」，而當時的莊民除 了要繳納貢米之外，還要承擔其他的勞役和實物貢獻等。當時莊園制度中，最有勢 力的就是皇族、藤原氏貴族、寺社和各地豪族、武士首領等（楊增文，1995：196）。

貳、日本佛教背景梗概

至鎌倉時代，日本成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佛教，同時，包括前期的佛教宗派，

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本格局。但是鎌倉時期的日本佛教的各祖師們，包括日蓮，都 是根基於由中國傳來的佛教在日本本土的長期發展，加上時局的變化，才逐漸形成

日本特有的佛教派別。下面，研究者大致梳理了由佛教傳入日本至鎌倉時期的變化。

14 在律令制度下，一個農家是一個單位，所分得的土地也就保有他們的姓氏（楊曾文，1995：64）。

但是公民公地制崩潰後，家和家之間聯合為一個共同體，農村共同體在日本史上被視為「族」，「族 長」通常由地方豪族擔任。於是國家在徵稅時，也改以一個共同體的方式徵稅，將農村共同體的首 長名登記在土地帳冊上，當時就稱為「名主」（李永熾，1984：64）。而名主可說試半自耕農，他 們有自己的土地，還要耕種由領主分配的土地，繳納年貢（楊曾文，1995：197）。

佛教由百濟傳到日本¹⁵，就遭遇了蘇我氏和物部氏尊佛和排佛的問題，當時排斥 佛教傳入的物部氏及其黨羽稱佛為「藩神」，予以排斥，但是事實上有很多的皇室 和貴族也漸信奉佛教，認為禮拜佛像、建造塔寺和供養僧尼可以消病去災，招祥致 福（楊曾文，1995：23），在這，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佛教在日本的入世傾向。但是 佛教在日本的影響不只是祈求現世的福報，因為日本人在接受佛教的時候，是直接 接受中國的漢譯佛典，他們逐漸明白古代日本的舊有宗教是無法與具有高度內涵的 佛教相比擬。佛教在印度、中國的高度文化中磨練，而確立了他們的思想、教團組 織和禮儀等，而且不管哪一項都伴隨著建築、工藝和醫療等高度的科學技術，甚至 也和律令體制緊密結合（涂玉盞譯，2002：236），因此後來在聖德太子（574-662 年）擔任攝政的期間，大力推動先進的大陸文化（漢文化），在宗教上則推動「篤 敬三寶」的政策，將佛教看作治國和教育民眾的根本（楊曾文，1995：27），並且 大力的扶植佛教¹⁶，使日本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為之後的大化革新奠定政治基礎），

也對佛教在日本的傳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而我們若以其後日本步入律令體制的國家來看，佛教被國家所接納，等於是成 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因此其後的歷代天皇都將興隆佛教至為國家的重大政策之一，

而佛教的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文化下，貴族皇室們也競相建築塔寺、塑像或誦經

而佛教的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文化下，貴族皇室們也競相建築塔寺、塑像或誦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