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協人權建制形成期（1997～2007）

1997 年 5 月，泰銖（baht）遭受大規模的投機攻擊，泰國政府投入近百億美 元的外匯存底支撐，並配合採行縮減財政支出、提高基本利率、禁止商業銀行借 貸泰珠與境外金融機構或投資人等措施，以遏止泰銖投機性的賣壓，但仍無力支 撐。7 月 2 日，泰國宣布放棄已實施 14 年的以釘住美元為主的一籃通貨匯率制，

改採管理浮動匯率制，從而引起泰銖大幅貶值，當日貶值達到 15.59%（黃仁德、

林進煌，2007: 103）。受到泰銖貶值的影響，立刻引發一連串的系統性效應，印 尼盾（rupiah）、菲律賓披索（peso）、馬來西亞幣（ringgit）、新加坡幣等輪番劇 貶，亞洲金融危機至此全面爆發。

在金融風暴的襲擊下，東協國家在 1990 年代初期動輒 5%至 10%的經濟成 長率自 1998 年後大幅衰退，多數國家甚至出現負成長（楊昊，2008: 152）。同時，

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社會失序強化了國內民眾對政府的憤怒，他們要求終結這些 執政菁英的貪腐和裙帶主義，從而導致東南亞的獨裁／威權政權相繼倒台，或是 進一步開啟民主化進程。1997 年 11 月，泰國總理差瓦立（Chavalit Yongchaiyudh）

18 因無力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社會動盪和失序，而被迫下台，民主黨的川 立派（Chuan Leekpai）繼任之，並制定相當進步的憲法－《人民憲法》（People's Constitution），加速泰國民主化進程。1998 年 5 月，印尼總統蘇哈托辭職，並以 其代理人哈比比（Habibie）代替之，終結蘇哈托 32 年的威權統治，也步上民主 化的軌道。2001 年 1 月，菲律賓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People’s Power Revolution）

迫使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下台，艾若育（Macapagal-Arroyo）繼任 之。2003 年 10 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下台，由巴達威（Abdullah Ahmad Badawi）

繼任之，終結馬哈迪 23 年的威權統治（Yap, 2013）。

18 事實上，差瓦立（Chavalit Yongchaiyudh）是透過民主選舉的方式而成為總理，是故差瓦立的下 台較不是因為民主化的訴求，而是因為他無力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社會動盪和失序，而被 迫辭職。進一步理解可知，差瓦立早年為將軍，直到 1988 年才開始投入政治。1990 年退役後，

更是成立了他自己的政黨－新希望黨，接著投靠塔克辛陣營的泰愛泰黨、人民力量黨和為泰黨。

圖 3- 1 亞洲金融危機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範圍

資料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n_Financial_Crisis.png

亞洲金融危機讓東協區域合作進程逐漸從模糊曖昧的政治宣示，發展成兼具 實際合作方針與階段性規畫的協力藍圖。深究之，會發現東協除了致力於回應國 際權力政治與經貿整合的發展趨勢之外，更希望能強化各種旨在建立內部共同體、

促進區域認同與整合的「域內建構」（internal construction），而這正是後亞洲金融 危機時期東協區域合作的發展特色：建立一個穩定、繁榮與和平的東協共同體（楊 昊，2008: 147）。另一方面，亞洲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國內政治動盪，也使一些東 南亞國家的威權政體相繼倒台，並開啟民主化進程，也間接加速了東協人權合作 機制的推動。大體上，後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東協人權合作進程包括：1997 年

《東協願景 2020》（ASEAN Vision 2020）、1998 年《河內行動計畫 1994-2004》

（Hanoi Plan of Action 1999-2004, HPA）和 2004 年《永珍行動綱領 2004-2010》

（Vientiane Action Program 2004-2010, VAP），這些法制化發展使相關人權行動要 點逐漸納入東協工作計畫裡，從而導致東協人權建制的形成。

1997 年 12 月，東協於吉隆坡召開第 2 屆的非正式領袖會議，會中除了就金 融危機發表聯合宣言並提出相關重建工作及決心之外，¹⁹ 還提出《東協願景

19 這份宣言確認了東協國家將提早執行馬尼拉架構（Manila Framework）以強化區域監控機制，並

2020》，揭示東協未來整合的方向，經歷金融危機後的東協各國深深體會到集體 合作的重要，唯有透過彼此更密切的合作，強化東協區域內部和外部之間的互動 聯繫，方能成為東亞區域一股穩定的力量（Manea, 2009: 38）。此外，它也使東協 逐漸從「內向型」（inward-looking）區域主義逐漸轉型成「外向型」（outward-looking）

區域主義，不僅關切自己區域的內部事務，也開始和其他區域性組織建立對話管 道，並希望在 2020 年創造出一個能代表會員國對外交往的行為者，宣示「一個 願景、一個認同、一個共同體」（One Vision, One Identity, One Community）。

1998 年 12 月，第 6 屆東協高峰會通過《河內行動計畫 1999-2004》（HPA）， 作為達成《東協願景 2020》的步驟，透過一個五年計劃來達成在 2020 年以前實 現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該計畫第一次綱要了人權行動要點，但只列舉 兩項：第一，強化東協國家在人權領域上的資訊交換，為了促進和保護所有人類 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以符合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UDHR）和《維也納 宣言和行動綱領》（VDPA）。第二，逐漸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和《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和其他關於婦女與兒童的國際機構。

2004 年 11 月，第 10 屆東協高峰會宣布以《永珍行動綱領 2004-2010》（VAP）

來繼承《河內行動計畫 1999-2004》，系統性的詳列七個人權行動要點：第一，完 善既有的人權機制和相應機構，包括各個促進婦女與兒童權利的部門；第二，既 有人權機制間的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的促成和採 納；第三，工作方案網絡的促成；第四，人權教育和人權認知的促進；第五，既 有人權機制間的合作網絡之建立；第六，詳細計畫保障和促進移工權利的機構；

第七，建立兒童與婦女權利保障委員會（Ciorciari, 2010: 7）。

大體上，無論是 HAP 還是 VAP，皆與 1993 年的《曼谷宣言》存在某種程度 的相似性，例如都著重在婦女、兒童、移工和身心障礙者權益，但深究之，HAP 和 VAP 所揭示的行動要點與亞洲價值時期中的《曼谷宣言》最大的差異是，後

加強經濟與技術合作。這份非正式領袖會議聯合宣言特別重申成員國的團結立場，以共同克服當 前危機（楊昊，2008: 152）。

者強調這些對象的權益後，就較沒有後續行動來具體化這些行動要點；相反的，

HAP 和 VAP 則持續將這些行動要點逐步具體化、法制化。此外，亞洲價值時期 較為綱要式的列舉，而形成期則是在綱要式列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且明顯的 可以看到這些行動要點在一個又一個的藍圖、願景中被展現出來。

整體上，這些行動要點於後續發展上取得了某些成果，尤其是婦女權利、人 口販運和移工權利：第一，2004 年 6 月 30 日，《東協區域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ASEAN Region）。第二，2004 年 11 月 29 日，於寮國永珍通過了《東協打擊尤以婦女和 兒童為主的人口販運宣言》（ASEAN Declara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articularly Women and Children）。第三，2007 年 1 月 13 日，於菲律賓宿霧通過 了《東協保障與提升外籍勞工權利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ACMW）。²⁰ 第四，菲律賓、印尼、泰 國與馬來西亞於 2009 年成立「東南亞國家人權制度論壇」（Southeast Asia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Forum, SEANF）；第五，2010 年 4 月 7 日，東協成立

「東協促進與保障婦女兒童權利委員會」（ASEAN Commission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ACWC）。

除了上述這些人權的行動計劃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區域整合文件是 2003 年 10 月 7 日於第 9 屆東協高峰會通過的《東協第二協議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又稱《峇里第二協議》（Bali Concord II），協議中確認東協將在 2020 年成立「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該共同體包含三個支柱：「東協政 治安全共同體」（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APSC）、「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和「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ASCC）。其中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內容中，提到要加強東 協區域內的社會生活水平，特別是婦女、幼兒與地方社群。

20 然而，因為東南亞國家難以取得共同協議，因而拖延至 2015 年才完全採納。

顯然的，《峇里第二協議》所揭示的一個共同體和三個支柱主要是參照歐盟 區域整合模式，即歐洲的三個支柱。根據 1992 年的《歐洲聯盟條約》，歐盟由三 大支柱所組成：第一支柱為「歐洲各大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涉及 經濟、社會、環境等政策。第二支柱為「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European Communities, CFSP），涉及外交、軍事等政策。第三支柱為「刑事案件的警察與 司法合作」（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 PJCCM），涉及共 同合作打擊刑事犯罪。該支柱前身是「司法與內政事務部門」。大體上，東協政 治安全共同體（APSC）與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相對應，東協經 濟共同體（AEC）與歐盟的歐洲各大共同體相對應，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CC）

則與歐盟的刑事案件的警察與司法合作（PJCCM）相對應。由此可見，歐盟區域 整合進程所揭示的歐盟模式被東協所仿效。東協成員國的官員與領袖均一致的引 用歐盟模式的概念，並將歐盟視為主要的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馬來西亞 總理巴達威提及「歐洲基準點」（European benchmark）、菲律賓總統艾若育讚美 歐盟整合進程創造了「和平、安全與繁榮」的紅利、新加坡大使 Koh 聲明「歐盟 整合進程已經鼓舞了東協」（Munro, 2011: 1202）。

然而，雖然東協揭示了這三個共同體，但「人權」字眼卻未在任何一個共同 體中被提及。為了避免讓外界批評東協不重視人權，也避免讓人權建制法制化的 努力功虧一簣（Ciorciari, 2012; Munro, 2011），東協於 2004 年第 10 屆東協高峰 會通過了《永珍行動綱領 2004-2010》，並鑲嵌在東協安全共同體的政治發展領域 裡。這種不想被外界視為不重視人權的認知，反映了該時代的全球文化腳本之劇 碼，人權在該腳本中有其正當性的意義，是故東協及其成員國作為國際政治舞台 上的演出者便會不知不覺地認為應採用某種程度的人權機制，否則就無法在國際 社會中成為正當的成員。須注意的是，這無關乎規範內化與否，而僅只是演出者 若要展現一場完美演出就必須採用的腳本之劇碼。總之，假如東協區域整合進程

然而，雖然東協揭示了這三個共同體，但「人權」字眼卻未在任何一個共同 體中被提及。為了避免讓外界批評東協不重視人權，也避免讓人權建制法制化的 努力功虧一簣（Ciorciari, 2012; Munro, 2011），東協於 2004 年第 10 屆東協高峰 會通過了《永珍行動綱領 2004-2010》，並鑲嵌在東協安全共同體的政治發展領域 裡。這種不想被外界視為不重視人權的認知，反映了該時代的全球文化腳本之劇 碼，人權在該腳本中有其正當性的意義，是故東協及其成員國作為國際政治舞台 上的演出者便會不知不覺地認為應採用某種程度的人權機制，否則就無法在國際 社會中成為正當的成員。須注意的是，這無關乎規範內化與否，而僅只是演出者 若要展現一場完美演出就必須採用的腳本之劇碼。總之，假如東協區域整合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