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五年（1898）十二月，張之洞算了又算，收支總是入不敷出，74再 加上新加撥磅價不敷二十四萬五千兩，東北邊防五萬二千兩，所增款近三十萬 兩；練兵固圉，籌辦江防，軍實所需，也需酌增新餉，在物力困敝、籌餉艱難之 時，張之洞擬出三條可行之法：一是整頓田房契稅，二是抽收煙酒糖稅，三是加 徵土藥稅釐。
張之洞向朝廷分析：「湖北情形，實與他省不同，撥補無著已巨，加撥之款 尤多，……自惟有請將此三款俱留湖北本省，湊供不敷各款。」75在方式上，張 之洞解釋有關煙、酒、糖稅所抽者乃是落地、產地稅，與釐金是有所不同的，且 又有不超過價值的十分之一為限度，對窮民生計不致有礙。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
〈加徵煙酒糖稅片〉中，張之洞說明其理由：
查煙、酒、糖三項，湖北本省各屬多有出產製造之區，其外省販運來鄂落 地行銷者亦廣，因思煙、酒、糖不過供人嗜好之物，並非貧民日用所必須，
較之糧米百貨迥不相同，自可酌量加抽稅項。查光緒二十年曾准部咨行令 煙、酒加收三成，茶、糖加收二成，當經遵照加抽在案。惟前次與此次部 章加抽，系指各釐局所收過境之釐，並未就出產之處就地徵稅，亦未於行
73 許同莘，前引書，卷六，頁 108-109。王雲五主編，胡鈞重編，前引書，卷三，頁 145。
74 光緒二十五年湖北補撥無著之款本省、外省合計約六十三萬兩。〈湖北認定抵款實數請敕部詳 核通籌摺〉，見苑書義等主編，前引書，第二冊，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1353-1354。〈湖北認定 抵款實數請敕部詳核通籌摺〉，見張之洞，前引書，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911-912。
75 〈整頓田房契稅摺〉，見苑書義等主編，前引書，第二冊，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13560。〈整 頓田房契稅摺〉，見張之洞，前引書，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917。
銷落地之處抽捐。茲擬除過境釐金照章加抽，現於販運過境者概不過問 外，飭令各州縣并委員於出產地方、落地酌抽稅項，……總以不及其價十 分之一為度。……一經報完稅項，粘貼印花，准其運往各處行銷，但於起 坡處所赴局報驗，不令重完。76
有關土藥稅部分，戶部為因應開龐大開支，奏准籌款六條，其中有加徵土藥 稅釐三成一條，並經轉飭核議詳辦。張之洞遵照部章辦理，不過基於實際情況，
他認為湖北土藥來自川、滇，在運送上分為水、陸兩途，陸路主要與湖南、陜西 接壤，山路分歧下，如冒然加徵稅項，可能導致土藥商販繞路而行，在查不勝查 的情況下，反而導致稅收減少。在水路方面，土藥的運送是由川省乘長江輪船運 銷，經宜昌洋關報完稅釐，然後沿江直下，若上、下游一律照加成收稅，土藥商 自然無可繞避，所以原則上，水路加增三成土藥稅是可行的，但前提為宜昌關上 游的重慶關，必須一律加徵三成。但川省為產土之地，土商必定有所請求，張之 洞認為川省須自行斟酌，而宜昌關方面將先行遵章加徵。在下游的上海、天津、
寧波、汕頭四關也須同時辦理加徵，以防土販不走宜昌關而繞道趨避，如此一來，
必導致宜昌關無稅可收。所以張之洞請旨飭下總理衙門、戶部催令下游各關照加 三成，以裨餉需。77
至於宜昌關所收到的土藥加徵稅銀，張之洞請求仍留該關以作為湊解部撥各 項撥補鹽釐不敷之用，免另提解部。畢竟，宜昌關每年僅收稅銀四十萬兩內外，
但指撥之款屢次加增，除湖北本身撥補鹽釐無著外，新又加派磅價不敷銀二十四
76〈加徵煙酒糖稅片〉，見苑書義等主編，同上書，第二冊，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1361。〈加徵 煙酒糖稅片〉，見張之洞，同上書，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917-918。
77〈加徵土藥稅片〉，見苑書義等主編，同上書，第二冊，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1362-1363。〈加 徵土藥稅片〉，見張之洞，同上書，卷五十，奏議五十，頁 918-919。
萬五千兩，東北邊防五萬二千兩，在收少撥多的狀況下，如不靠宜昌關加徵土藥 稅，將無法湊解，且宜昌關稅專恃土藥一宗，與其他關口以貨物為主、土藥只屬 其中一小項目者是大不相同的。78張之洞一面遵旨辦理，另一方面也想盡辦法，
將所增收之財稅留在地方成為「地方財」。
在此，可以看出張之洞從山西禁煙到廣東運用鴉片稅，從運用鴉片稅到湖北 擴充自身財政權限，除了恩師胡林翼的影響，79歷史背景的因素也須考量：太平 天國以前，湖北省府的財政權力極其微小，在高度中央集權與專制的財政體制 下，湖北每年的實際的財稅收入須上報戶部奏銷，其中絕大部分運解布政使司，
後補撥用，只有小部分經審核後留存。太平天國時，由於軍需緊迫，清朝政府允 許地方就地籌款，既有的收支照例報銷（內銷款項），新增收支由各省自行核銷
（外銷款項）。雖然事後清朝政府恢復既有的財政管理，但地方財政機構和由督 撫自主的外銷款項都保留下來。在自強運動期間，督撫為籌辦洋務，得以在一定 範圍內增稅加捐，形成「地方財辦地方事」的地方財政局面。張之洞在督鄂期間，
循著時代的軌跡，不斷擴大湖北地方的財政規模，80他以多角度看待問題，以周 密和全面來對待事情，在鴉片的議題上，一面加徵以應付開支，但也同時將多得 之財留在地方，作為「後援」，以應「萬變」。
78 同上註。
79 胡林翼在湖北建立地方財政體系，控制湖北財政收支權，湖北收支題奏權，截留京餉不解，
自設稅收機構、自辦稅捐，為權力下移和日後地方督撫專權創造了條件。參凌興珍，〈論胡林翼 的經世改良思想及其特點〉，《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4 期，1995 年 10 月，頁 112-119。
80 江滿清，〈論張之洞在湖北新政中的財政行為及其影響〉，收入陳鋒、張篤勤主編，《張之洞與 武漢早期現代化》，頁 151。
三、 庚子以後的土藥加成、悍衛土藥釐卡和土膏統捐
（一） 庚子賠款的籌措
八國聯軍後，中國財源是各國所關切的首要問題，面對庚子賠款的議定內 容，其討論的主軸圍繞著賠償數目的決定及各國如何分配的問題，透過由英、德、
法、日四國公使組成賠款償付委員會（the Commission for Payment of Indemnities）
調查，清朝政府合乎賠款擔保者，有海關收入、常關收入、鹽稅、漕糧等項；此 外，外國公使及赫德等也提出一些新的稅項，由中國政府添辦，例如：房稅、印 花稅及土藥加稅。有關土藥方面，赫德認為中國土產鴉片，至少有十五萬石，三 倍於進口洋藥，若每石定稅六十兩，改良徵收方法，每年收數可達數千萬兩之譜。
但參與諮詢的中國官員徐壽朋認為如此會導致偷漏更多，81並不恰當。
匯集各國意見後，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原則，籌措賠款財源以現有稅收、大 宗收入、大量增加後不致引起重大困難為主，如有不利外國貿易者，亦不宜列入 賠款。最後庚子賠款按照當時人口數來計算，額定為四億五千萬兩，每年按四厘 息計算，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近十億兩。面對如此龐大賠款，張之洞於光緒二 十七年（1901）曾對籌款之法表示意見：
中國農民最苦，地丁不便加徵，不如竟將關稅、鹽課、釐金中國舊日此數 項入款均加倍徵收，無論洋貨、土貨、洋稅、常稅、洋藥、土藥，一律加 倍，最為簡潔公平，明白易行。此三項向來中國歲入四千數百萬兩，加倍 徵收，可省局用開支，便可實添至四千數百萬，或能添至五千萬兩。82
在字裡行間，可發現張之洞把鴉片稅釐列入主要的籌款財源之一，但行在軍
81 王樹槐，《庚子賠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1），1974 年 3 月初版，頁 64-70。
82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見苑書義等主編，前引書，第十冊，卷二百四十五，電牘七十六，頁 8555。〈致西安行在軍機處〉，見張之洞，前引書，卷一百七十二，電牘五十一，頁 3172。
機處回電認為，「增款恐不能多，而土貨釐必且因之短絀。……惟土藥、煙、酒，
尚可加重。」83賠款數額既定，接下來是中央政府如何籌措？朝廷一方面採取緊 縮政策，將各種重要軍餉裁減以抵付賠款，另一方面令各省負責分攤，方法自行，
或開源，或節流，每年按期呈繳一定的數額，湖北被分攤到的數額是一百二十萬 兩，其籌措賠款項目如下表：84
表 5-2：湖北因應分攤庚子賠款籌措項目收入表 單位： （兩）
隨糧捐
酌提 盈餘
鹽斤 加價
膏捐 簽捐
銅幣 盈餘
稅契 總計
80,000 100,000 300,000 450,000 600,000 300,000 200,000 2,030,000 資料來源：王樹槐，《庚子賠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1），
1974 年 3 月初版，頁 148。
從表 5-2 中發現湖北實際超收數高達 830,000 兩，分析超收原因，可能是官 員恐日後歉歲或意外怕無法收足的心理因素；另外，庫平兩與關平兩間的補水差 額也必須被考慮進去，再加上匯款至滬的匯費等考量，85及日後朝廷是否還有攤 派等政策性財政籌措問題，所以在本身財權所能擴達之時，造成先行「私存」的 預收心理。
各省統計對庚子賠款所徵收的類別項目中，收入最多的是鹽捐，其次是貨物 稅，兩者合計幾達總數之半，而貨物稅中土藥加成及膏捐佔 35.04％強，86 從表
83〈行在軍機處來電〉，見苑書義等主編，同上書，第十冊，卷二百四十五，電牘七十六，頁 8569。
〈行在軍機處來電〉，見張之洞，同上書，卷一百七十二，電牘五十一，頁 3180。
84 王樹槐，前引書，頁 140。
85 王樹槐，同上書，頁 154。
86 王樹槐，同上書，頁 163-164。
5-2 中，可知張之洞的籌款項目，膏捐高居第二位。87畢竟，各省籌款方法不一，
四川按糧捐輸可達一百三十萬，廣東可用畝捐按糧倍徵，山東則提州縣盈餘五十 萬，但湖北皆行不通，所以，張之洞不得以從土藥稅上著手。88張之洞深知土藥
四川按糧捐輸可達一百三十萬，廣東可用畝捐按糧倍徵，山東則提州縣盈餘五十 萬，但湖北皆行不通，所以，張之洞不得以從土藥稅上著手。88張之洞深知土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