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美國法下之公民逮捕
第三節 法律與社會面向的交錯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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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e of Westminster），以及 1276 年所頒布的驗屍官法（De Officio Coronatoris）
247，然而一般所稱的追捕呼叫法（Statute of Hue and Cry）則係指 1285 年的溫徹 斯特法（Statute of Winchester）。依據該法，當搶劫或是其他重罪發生時，犯罪發 生地的百戶邑居民有義務大聲呼喚（with horn and with voice）眾人追捕罪犯，而 民眾聽聞追捕呼叫後應該立即發動追捕，直至盜賊被擒並且交予郡長，若未能在 40 天的期限內將其捕獲，則應連帶賠償受害者的損失或被處以罰金，有時候追 捕呼叫的義務也包括重傷他人的情形248。而治安官員或其他執法人員，若拒絕或 是疏於發出追捕呼叫者，將會被科以罰金。且重罪發生地的村鎮或地區並不會因 此而減輕責任，一旦重罪犯逃亡，民眾仍有發出追捕呼叫的義務，否則亦會處以 罰金。
追捕呼叫可以由治安法官、治安官或任何知悉重罪發生的私人發出，發動追 捕呼叫的人應當告知當地村鎮的治安官員其所知悉有關該重罪的一切事項，受告 知的治安官員必須依此資訊搜索其管轄的村鎮，並通知鄰近的村鎮249。當有人對 治安官員提出追捕呼叫的控告，此時治安官員及其屬員的權限就如同獲得治安法 官的令狀授權般。即便嗣後證明被追捕者無罪，甚至根本沒有犯罪遭到違犯，亦 不能對於追捕者提出指控，除非追捕者出於惡意而發出追捕呼叫，方得基於破壞 公共和平而對其處以罰金或監禁，並令其賠償受害者的損失。因此可以說根據追 捕呼叫所發動的逮捕，逮捕者實質上就如同獲得了令狀授權。在發生誤捕的情況 中，雖然回應追捕呼叫而發動逮捕之人得以免責，然而發動追捕呼叫者將會被嚴 重懲罰250。追捕呼叫法則在 1827 年遭到廢除251，而在 1887 又重新制定了類似的 規範，允許追捕者大聲呼喚，同時聽見呼喊者有義務加入追捕。
第三節 法律與社會面向的交錯互動
“There have been citizen arrests for as long as there have been public
247 該法主要規定驗屍官的職責及任務，特別是主持調查時的職責。
248 Horace L. Wilgus, Arrest without a Warrant,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22, No. 6 (1924), p. 548;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p. 290-292.
249 Theodore Frank Thomas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Brown and Company, 5th ed. (1956), pp. 430-431.
250 Horace L. Wilgus, Arrest without a Warrant,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22, No. 6 (1924), p. 546.
251 Horace L. Wilgus, Arrest without a Warrant,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22, No. 6 (1924), p.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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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indeed much longer.”252
截至目前為止，本文已詳細介紹了公民逮捕法則的歷史發展；公民逮捕在英 美法系統中源遠流長，公民所發動的逮捕早已存在於幾個世紀以前的社會，然而 從過往到今日，其逮捕行為的正當性基礎卻各不相同。
在過去，公民逮捕乃是法制度中所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說是法律所要求的義 務，蓋當時並未存在強而有力的統治機關，故法律總是透過一般民眾加以執行，
學者常戲稱法律的執行靠的就是自己動手做（do-it-yourself）。舉例而言，在美 國西部拓荒時代，法律的執行者經常都是牛仔及其助手、流浪者、甚至可能是理 髮師或牙醫；當時最常聽見的一句抱怨就是「當你需要警察的時候，總是不見他 們蹤影」“There’s never a cop around when you need one”253。時至現代，雖然人們 得以透過撥打專線在任何地方迅速地呼叫政府執法人員，公民逮捕的現象依舊存 在。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國多數州亦透過立法肯認公民逮捕的合法性，分析其背 後理由，主要是由於犯罪違犯時並未在場的執法人員，依法不得逮捕輕罪與單純 違反地方法令或規章的行為人；因此在這種情況中，唯有透過一般公民方得以對 輕罪違犯者發動逮捕254。
分析影響公民逮捕背後的實質理由，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公民逮捕發展過程中 所體現的價值。在本節中，本文嘗試分析造成逮捕法則變化的要素，換言之就是 希望釐清逮捕規則內涵轉化所代表的意義。以下，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公民逮捕法 則與社會整體環境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其與現代職業警察制度建立的關聯性；透 過公民逮捕法則以及警察制度兩者發展的交叉比對，呈現彼此間交互作用後的結 果，並分析其意義。
第一項 現代警察制度誕生前的治安模式
第一款 早期的自治模式
大約在 9 世紀的英國，社區的治安維護是以社會連帶義務和集體防衛體制為
252 People v. Taylor 222 Cal. App. 3d 612, 622 (1990).
253 Craig D. Uchid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Police: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n Roger G.
Dunham and Geoffrey P. Alpert (ed.), Critical Issues in Policing: Contemporary Readings, Waveland Press (2004), pp. 3-6.
254 Lael Harrison, Citizen’s Arrest or Police Arrest? Defining the Scope of Alaska’s Delegated Citizen’s Arrest Doctrin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82, No. 2 (2007), pp. 43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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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良好的人被招募。此外，依據 1166 年的克拉倫登條令（Assize of Clarendon）
的規定260，十戶連保長必須向郡長治安巡視法院報告所有可疑的人事物，大至重
255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p. 62-63.
256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p. 64, 67-68.
257 Jerome Hall, Legal and Social Aspect of Arrest without a Warrant, Harvard Law Review, Vol. 49, No. 4 (1936), p. 578;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 65; H. R. T. Summerson, The Structure of Law Enforcement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 23, No. 4 (1979), p. 318.
258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 65.
259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 63; T. A. Critchley, A History of Pol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900-1966, Constable (1967), p. 1.
260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 166; T. A. Critchley, A History of Pol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900-1966, Constable (1967), p. 4.
261 Jerome Hall, Legal and Social Aspect of Arrest without a Warrant, Harvard Law Review, Vol. 49, No. 4 (1936), p. 579.
262 John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aw and Society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Magna Carta, Longman (1996),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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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治安官的出現
從 12 世紀到 19 世紀中期，英國主要是透過治安官（constable）與治安法官
（Justice of the Peace）的領導來維護地方治安。治安官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現代英國警察就是治安官的發展與延續；此一職位起初是軍隊組織中的頭銜，該 稱呼源自於“comes stabuli”，意思就是管領馬匹之人（Master of the Horse）263。 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封建領主乃將原本的百戶區法院變成受其所控制的領主治 安法院，由其所任命的官員輔助掌領地方事務264。治安官在這之中的地位非常特 殊；作為領主的主要代表，治安官必須定期向領主治安法院彙報當地情況，或是 統整各地發生的刑事案件265。與早期薩克森時期的十戶連保制度相似的是，被任 命為治安官的人大都是原本就負有維持地方秩序的社區代表，諸如十戶連保長或 百戶長266。事實上，治安官的出現象徵著王權介入地方治安管理的結果；最初是 先 透 過 王 權 賦 予 十 戶 連 保 長 特 定 的 軍 事 職 責 ， 至 約 翰 王 （ John Lackland, 1167-1216）在位期間，百戶長除了要維持社會治安外，還負責徵召地方性的武 裝人員，當時百戶長的另一個名稱就是治安官。到了亨利三世 （HenryⅢ, 1216-1272）時期，村民必須選舉一至兩名官員，負責集合民兵，檢查其所配備 的 裝 備 ， 當 時 的 官 員 就 稱 為 治 安 官 。 1330 年 的 威 斯 敏 斯 特 法 （ Statute of Westminster）進一步以立法方式確認治安官維護地方治安的職責，明定治安官職 司追捕盜賊，並應將罪犯送交郡長或監獄，之後法律又進一步擴大治安官權限，
授權治安官追捕和移送出現在地方的可疑人物。
然而，雖然治安官的出現代表著地方治安逐漸為法律所規範，且無論是村長 或是十戶連保長其身分也發生的轉化，由單純的社區代表變成正式的政府官員，
但整體地方秩序自治的模式並未有太大轉變。
治安官同時具有地方與中央兩種屬性，既是地方領袖，又是王權認可的政府 官員。在治安自治模式之下，每位居民都負有維護治安的責任，治安官則是主要 負責人；犯罪一旦發生，治安官就要發出追捕呼叫的通知，其他居民則有義務回 應此通知而協助治安官，此為治安官依據普通法所擁有的權限，而中央政府亦透 過法案不斷授予治安官新的職責，例如執行法律或行政管理。
263 H. B. Simpson, The Office of Constable,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 No. 40 (1895), pp.
625-627.
264 Charles Nemeth, Private Security and the Law, Butterworth-Heinemann, 3rd ed. (2004), pp. 2-3.
265 Clive Emsley, Crime, Police, and Penal Policy: European Experiences 1750-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8-9.
266 Joan Kent, The English Village Constable, 1580-1642: The Nature and Dilemmas of the Offic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20, No. 2 (1981),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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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地方治安的主要維護者，治安官必須防範犯罪的發生，並負責追捕犯罪 者，因此要設置守夜者和其他守衛，於罪犯逃跑時還要發出追捕呼叫。治安官並 有權搜索犯罪者或是贓物，為了達成上述目的，必要時甚至得強行進入住宅。此 外，治安官尚應依治安法官的命令執行刑罰267。治安官在履行上述職責時，有權 要求當地居民的協助，拒絕者將處以罰款或被判入獄，此乃治安集體守望模式的 特色268。
第三款 治安法官的設立
治安法官源自於 1195 年理查德一世（Richard I, 1189-1199）在 16 歲以上公 民中所選任的騎士，職責主要就是維護和平。1316 年的治安法官法設立了治安 法官一職；爾後被授權處理輕罪之權限，其地位在 1327 年的法律中再度獲得承 認，該法規定，每個郡都要任命一名品行良好且守法之人維護安寧秩序269。1361 年以後，治安法官成為郡裡頭集警務、司法與行政於一身的特殊職位。
能夠獲選為治安法官的人都屬於地方精英，其權力源自於王權，主要的任務 也在於維護國王安寧。與治安官一樣，治安法官的出現體現了王權對於地方事務 的管控，這是 11 世紀以後王權擴張的自然結果。被任命為治安法官的人通常就 是封建領主，主持治安法院，每個郡的治安法庭每季會開一次庭，稱為季審法院
（Quarter Session），負責審理叛亂罪之外的其他罪名270。無論在領主治安法院或 是季審法院，治安官都是百戶的代表，必須向法庭報告當地治安狀況，並職司起 訴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也因此治安官在地位上略低於治安法官271。
總結來看，英國至 14 世紀逐漸形成了以地區自治為基礎、中央王權為監督 的治安管領模式；在整個治安維持體制中，治安官、守夜人和其他協助郡長的官
總結來看，英國至 14 世紀逐漸形成了以地區自治為基礎、中央王權為監督 的治安管領模式；在整個治安維持體制中，治安官、守夜人和其他協助郡長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