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葛洪《抱朴子》撰述理念
第三節 《抱朴子》撰述動機
2、 消極的意義
葛洪言君王之存在無害於人世之安定。他以為古昔社會之所以不奢淫狂暴，乃因《抱 朴子》曰：「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
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鬥過於 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322，這豈是無君 之故？「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久而無君，唯類盡矣。」古之帝王並未盡 似鮑君所說皆奢淫狂暴，如堯舜二帝即為例外。葛洪認為，鮑君不宜獨舉衰世之罪，不 論至治之義，陷於以偏概全的謬誤。
葛洪言君王之服章、禮數、宮室、冠蓋均有定數，以顯現威重，只要不踰越即可。
《抱朴子》曰：「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辨貴賤 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 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欲，不在有道。子之 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323。
葛洪認為君臣要區別貴賤、尊卑不同禮節儀式。所謂「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
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追求珍奇異寶，縱欲不已乃是昏君的行為，有道之君則並不 如此。因此，對鮑君所指責的君王專制之弊一一予以駁斥。其論點如下：
(1)王者妃妾之存在有其教化之意義，其數目多寡已經周公審定，絕不足以妨礙人民的 婚娶。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 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欲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 教，肅宗廟，奉神祇，承大祭，供玄紞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 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
321《新譯抱朴子》（下）卷四十八〈詰鮑〉，頁624－625。
322《新譯抱朴子》（下）卷四十八〈詰鮑〉，頁622。
3 2 3《新譯抱朴子》
（下）卷四十八〈詰鮑〉，頁633。
324，葛洪認為設置妃妾的目的，乃是為了輔助王后治好六宮，管理女子之教化，恭奉宗 廟，禮敬神靈，承辦盛大的祭祀，編織絲帶服飾，使王室宗族子孫眾多。 周公對此的思 考，應該是審慎認真的了。《抱朴子》故曰：「姬公思之，似已審矣。」。
(2)斂賦力役只要不過分苛求，亦無不可，君王絕不可躬耕而食。鮑生曰：「人之生也，
衣食已劇。況又以加之斂賦，重之以力役，飢寒? 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
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
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 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
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 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 足，而民知榮 辱乎！」325。
葛洪認為上古三代之世，君主有道，賦稅有所節制，人們生活並不困苦。堯舜之時，
君主有道，天下太平，難道當時百姓不繳稅服役，以供奉朝廷，君王大臣都要躬耕務農、
自給自足嗎？鮑先生只知道飢寒交迫，便難以固守窮節，而不知道豐衣足身，百姓就有 了廉恥、榮辱之心了。
(3)王者欽想奇端，乃因他是致治的表徵，豈無益於齊民，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 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鮑敬言說：「君王想要 出現神奇的祥瑞，因而誘使幽遠荒僻之國向朝廷貢獻異物。想要藉此以表現崇高的德化 與超邁的威望，在未服者面前自我炫耀。邊遠之國所貢獻的白雉、玉環，對於普通人民 有什麼益處呢？」《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此豈 卑辭所致，厚弊所誘哉？……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 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懽，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 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326，《抱朴子》認為邊裔方國貢獻異物於朝近，
乃是中原政治明、德化興盛所致，因而值得珍貴。
(4)嚴城之備，有其必要，因人生有正邪之分，若不預作防備，則必以邪害正。鮑生 曰：
「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鮑敬言認為，國君害怕出現難以預料的陰 謀禍患，所以修築高城去防備它。《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
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 移……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若 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
324《新譯抱朴子》（下）卷四十八〈詰鮑〉，頁634－635。
325 同上註，頁637－638。
326 同上註，頁640。
安出乎？」327，葛洪認為築城設險，防禦暴力的侵襲，乃為《周易》所肯定，因此不應 該受到譏刺。
綜觀葛洪所論，雖不乏迂腐之見，但其苦口婆心孜孜於勸俗，實有其目的。在那亂世，
葛洪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才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因此，他亦如漢儒 倡尊君之說。而立君的工作是尊君的前導。
（二）尊君說
在魏晉那個亂世，葛洪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才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潛 越。因此，他亦如漢儒倡尊君之說。而立君的工作是尊君的前導。
1、臣子對於君王所當盡之責
《抱朴子》曰：「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己則以羔羊為節……出不辭勞，入不數功，
歸勳引過，讓以先下。誠專祇慄，恆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
328。
葛洪認為，為人臣子，在朝任事，則堅持正直的操守，平時自處則保持美好的品德。
面臨危難之時，則奮不顧身，為國而忘家。評價及任命官員，則公平公正，不分親疏彼 此。出朝則不辭辛勞，入朝則不居功自伐。將功勳歸於朝廷，把過失歸於自己，朝廷獎 賞則讓給下屬。專心誠意，恭敬謹慎，總像上天神靈就在眼前一樣，故《抱朴子》曰：
「誠專祇慄，恆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 2、反對廢君之舉
《抱朴子》曰：「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 退主，惡其可乎？」329。
葛洪認為，廢黜舊主、另立新君之事，雖有小順，卻屬大逆不道的行為，此風不可 長。以臣下召君王，譎詭而不正當，孔子對此已有批評。何況廢黜君主，又怎麼能允許 呢？
《抱朴子》曰：「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方 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
327 同上註，頁 642。
328《新譯抱朴子》（下）卷六〈臣節〉， 頁 107。
329《新譯抱朴子》（下）卷七〈良規〉， 頁 117。
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330。 葛洪以為廢立之事，違反《春秋》「尊君卑臣、強幹弱枝」的大義。其最大害處在 於「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何況臣子廢先君而事新君，猶如為人子者捐其所生，而 取他人養之，必不見信，且終必自毀。此所謂《春秋》大義，就是董仲舒以下援引法家
「尊君卑臣」觀念的儒家之言，所以葛洪是絕對反對轅固生的革命說的，譏之為「反理 而叛義正」。
（三）尊君? 前提
絕對的尊君易陷入君主獨裁的窠臼，這絕非儒家所容許的。因此葛洪提出三種牽制 的方法。1、君王必須修德、2、尚賢任能、3、考名責實。換言之，由君臣雙方的努力 來消除尊君所可能導致的弊病。
1、君王必須修德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 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 以自聞。」331。
葛洪以為，作為君主要勤修德行，要在普天四海之先，以自我修煉。除去偏執，推 行王道，克服私情，標舉公正，就像宇宙一樣包容萬物。既能辨別外物的真偽，又能有 自知之明。既能聽取人們的意見，又有自己的主張。此與孔子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之義相合，是儒家論政的先決條件。
君王若能修德，則可以「 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眾才。」猶可以「垂拱而任 賢，高枕以責成。」。所以《抱朴子》曰：「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 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眾才。……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 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 ，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
332。君主要把握國家政治的根本，要謙虛謹慎，任用賢能，深思治亂之理，不忘敗亡之 禍，不必躬親細務。
《抱朴子》曰：「故聖君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 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皁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為，
330《新譯抱朴子》（下）卷七〈良規〉， 頁 119，頁 121。
331《新譯抱朴子》（下）卷五〈君道〉， 頁 81。
332 同上註，頁 96－97。
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333。
葛洪主張，君主要建立巍巍的業績，離不開臣佐的輔佐效力，所以聖明之君都以舉 才用人為首務，論道經國，莫不各任其職。君主以嚴明的態度恭臨天下，無為而治，而 天下太平，刑法措置，而普天之下同被教化，萬邦安寧。儒家君王之道，重以身作則，
葛洪所言近於儒家，而與魏晉無為論者之說大相逕庭。
2、尚賢任能
儒道法三家思想雖異，但對「無為」均有所提倡。道家主純任自然，《老子》曰：「我 無為，而民自化」334，儒家重以身作則，故《論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共之。」335，《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336，法家要使人君居
而眾星共之。」335，《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336，法家要使人君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