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養行為分析

本節主要考驗假設一，即探討不同族群（美加籍華人、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

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假設二，即探討不同生活環境（在臺灣/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在 臺灣/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的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以及假 設三，美加籍華人和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之情形。

【假設一】：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族群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以下分為兩個部分做探討，第一部分為不同族群學生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之情形，第二 部分為分述在臺灣以及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知覺父/母教養行為之情形。

（一）不同族群學生，其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

在父親的部分，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

不論在不同面向上或整體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2-1）。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知覺父親教養 行為、不會因族群的不同而有差異。此發現與過去的相關研究結果不同，與 Chao（2000）、 Darling and Steinberg（1993）、Martin（1985）及 Okagaki and Bingham（2005）的研究發現不 同；過去研究認為不同文化對社會期許及目標達成的標準不同且社會文化建構方式的不同，

並受到文化及環境的影響，不同族群的父親、母親對子女的管教方式會有所差異；不同的族 群擁有不同的文化認知，對於教養子女的標準也不同。

至於母親的部分，研究也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教養行 為，在整體無顯著差異。但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母親的「嚴厲教養」

面向上有差異存在，從平均數大小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知覺母親嚴厲教養的頻率顯著高 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表 4-2-2）。此發現與 Su and Hynie（2011）在比較華人與在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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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的教養行為時的發現相同，無論華人母親是否有移民至西方國家，相較於美國人父母，

都還是具有較嚴厲的教養行為。但父母之所以施行較權威與嚴厲的教養，是為了要保護子女 讓子女能夠遠離危險，並且避免學習到不好的行為（Kotchick & Forehand, 2002）。

推測研究假設一未獲得全面支持的原因，本研究樣本為在外僑學校及美國本土學校取得 的美加籍高中生，可能因樣本本身皆傾向或具有以美國文化為主體和主流有關。外僑學校入 學條件特殊、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特別、教育背景可能也較佳或也受過美式教育，且學校本 身以美式為教育方針，或許也是造成沒有差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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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灣及在美國的不同族群學生，其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之差異情形

居住在臺灣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 親的「整體」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表 4-2-3）。研究也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 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的「整體」教養行為也無顯著差異（表 4-2-4）。但在臺灣的美加 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知覺「父親的監督教養」、「父親的嚴厲教養」、「母親 的監督教養」、「母親的引導教養」和「母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從平均 數來看，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的頻率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 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的頻率均顯著高於美加籍美加人學生。而在臺灣的 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引導教養的頻率顯著高於美加籍華人學生。

此發現與 Lin and Fu（1990）及 Su and Hynie（2011）的研究發現：無論華人母親是否有 移民至西方國家，相較於美國人父母，都還是具有較嚴厲的教養行為。且移民至美國的華人 母親比美國人母親在教養子女上有較高度的控制，其研究結果相似。

至於居住在美國的部分，研究發現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 覺不論是整體或不同面向上父親的教養行為均無顯著差異（表 4-2-5）。研究也發現在美國的 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整體」母親的教養行為也無顯著差異（表 4-2-6）。

但在「母親的監督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監督教養頻率顯著高 於美加籍華人學生。推測其原因，有些美加籍美加人填答者的父親是缺位的（父母離婚），

是否因此造成學生知覺母親對其日常生活的行蹤和行為掌握與了解的程度較高的可能。

另外，推測其餘未獲支持的原因。已移民的父母，在教養子女上雖還會抱持著儒家傳統 思想的華人教養觀念，似乎也慢慢能夠接受新的主流社會生活環境帶來的改變（Lin & Fu, 1990）。或許因此可能造成居住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 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以及知覺母親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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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學生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美加籍華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 知覺父親的教養行為不論在整體或不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2-7）。研究也發現在 臺灣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母親的教養行為不論在整體或不 同面向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表 4-2-8）。此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會選擇移民的父母本身就 具有較開放偏向西方的思想。在臺灣的華人母親比在美國的華人母親在教養子女上有更高度 的控制（Lin & Fu, 1990）。本研究結果顯示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父/母親教養行為，不會因生 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推測其原因，本研究以在臺灣的外僑學校及在美國的本土學校所取 得的美加籍高中生為樣本，可能因樣本本身皆傾向或具有以美國文化為主體和主流的關係，

而造成無顯著差異存在的可能。

至於美加籍美加人的部分，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 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整體」的教養行為無顯著差異（表 4-2-9）。但在「父親的監督教養」、

「父親的嚴厲教養」面向上，在美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監督教養、嚴厲教養頻率 均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此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父母之所以施行較權威與 嚴厲的教養，是為了要保護子女讓子女能夠遠離危險，並且避免學習到不好的行為（Kotchick

& Forehand, 2002）。對於移居到一個陌生的新環境來說，父母適當的管控能夠讓子女與家庭 都能夠在短時間內適應新環境，同時避免有太多無法預期的事情發生。推測其原因，會選擇 長期、短暫移居或停留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多半是因為父母工作調派的關係，是否 因新生活適應、工作忙碌或其他的因素而造成相較之下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父親 實施監督與嚴厲教養頻率較低。研究也發現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在美國的美加籍美 加人學生，其知覺母親「整體」的教養行為有顯著差異（表 4-2-10）。從平均數來看，在美 國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的正向教養行為顯著高於在臺灣的美加籍美加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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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學生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有顯著不同

研究發現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整體」父親教養行為、「整體」母親教養行為有顯 著不同（表 4-2-11）。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顯著 高於父親。在不同面向上，美加籍華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在「監督 教養」和「一致性教養」面向上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華人學生知覺母親的監 督教養、一致性教養行為頻率均顯著高於父親。

也發現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整體」父親教養行為、「整體」母親教養行為有顯 著不同（表 4-2-12）。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整體正向教養行為頻率顯 著高於父親。在不同面向上，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其知覺父親教養行為、母親教養行為在「監 督教養」面向上有顯著不同。從平均數來看，美加籍美加人學生知覺母親的監督教養行為頻 率顯著高於父親。

此發現與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相同，父親的教養行為與母親的教養行為對子女的影響並 不一致且子女知覺父母教養有差異（王鍾和，1993；Chen, Liu, & Li，2000）。而 Shek（1995, 1998）對香港華人社會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子女對於父親與母親教養的知覺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此外，也與吳明燁（1998）、李文傑及吳齊殷（2004）、Gorman（1998）、Hewlett（2000）及 Shek（1995）的研究發現相似，父親負擔較少的管教子女的工作且對子女偏好直接的管教行 為，有較多的限制及展現較少的關心且較少時間與子女互動或直接參與子女日常的教養，因 而仍以扮演著提供家庭經濟資源的主要工具性角色為主。母親則是扮演主要照顧者、監督的 育兒及教養的角色。母親對於子女提供較多的情感及心理方面的支持，也比較關心子女，因 此也就負擔較多管教子女方面的工作。在這裡也反映了一個結果：無論是華人還是美國人或 加拿大人，母親都是扮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不因族群不同而產生文化上的差異。

因此，不論是美加籍華人還是美加籍美加人學生，均知覺其父親教養行為、母教養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