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對種族科學理論的哲學反思
第三節 物種進化理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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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生物學的實然範疇之內，然這一嘗試本身其實就是應然的作為，他們將自己 的價值判斷置於其種族科學理論之中。對人之本質的探索本身，作為思辨性心理運 作的意識過程，也可以被理解為應然的探究。實然層面的探索，也許能在生物學、
解剖學的意義上對人體進行解構，卻無法被用於對人類心靈解構的研究。鑒於 Thomas Heilke 的評論，他認為沃格林在實際上，其實有提醒我們：某些特殊的人 類存有的肉身維度，是能夠影響人的政治自我詮釋；230 切斷或誤解人類存有的心 理和肉身面向之間的關聯性，是多麼地危險。231基於當時時局，政治自我詮釋的部 分，沃格林無疑在德國、奧地利都不難目測到普遍盛行的種族優越情緒。不過，在 集中營被美軍揭發以前，他恐怕尚未能預料到危險究竟達到了多嚴重的程度。
第三節 物種進化理論的批判
一 達爾文與達爾文主義的物種進化理論
本節將探討沃格林對達爾文主義的批判，相關討論，也許在當前的達爾文主 義學者看來是無法成立的。畢竟，究竟「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所要指稱的 又是哪一個理論對象呢？在沃格林看來，達爾文主義無疑是指教條式和未經批判，
或斷章取義地接受達爾文的物種理論，以為一己之用的科學主義者。然在當前的達 爾文主義者看來，沃格林眼中的科學主義者，反而並不是達爾文主義者。他們會認 為，那些人不過是誤解和濫用達爾文物種理論的科學家，稱不上是真正的達爾文理 論之精髓的繼承之人。無論如何，有關達爾文主義這一議題，唯有留給對達爾文理 論及達爾文主義的源流脈絡有確切掌握的學者，來判定沃格林的批判可否成立。
本節根據沃格林的論述，探討他對達爾文理論的批判。畢竟，按他所言：
230 Thomas. W.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a Voegelinian Encounter”, in hrsg. Von Peter J. Opitz und Dietmar Herz, Occasional Papers (München: Eric-Voegelin-Archiv, Geschwister-Scholl-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a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2000), p. 5.
231 Heilke, “T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Race”,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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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直入物種和種族問題的核心，就必須要談起當時主宰主流論述 的種族科學理論，即當前生物學理論中對物種和種族問題的論述。232
這無疑正是指達爾文對物種起源的討論，以及在達爾文科學論述的思想脈絡之下，
所形成的達爾文主義「教條」。沃格林以「教條」來形容達爾文的理論，無疑明指 在學界內已形成的不容異論的僵化思維，毫無批判地應用達爾文的物種學說。
在詳談沃格林的相關論述以前，首先必須理清達爾文所運用的核心概念之定 義：「生存鬥爭」和「天擇」，這兩個概念將在沃格林的討論中反復出現。「生存 鬥爭」乍看之下是很容易被誤解的詞彙，後來的種族主義理論家，就好於以此為根 據，認為在自然世界中生活的生物，為了生活而相互鬥爭，最終只有最優越者方能 生存下來。然如若按達爾文的原意，其實當他使用生存鬥爭的概念時，就曾擔憂被 他人誤解的情形。他強調，所謂「生存鬥爭」其實是包含有「生物的相互依賴性，
且不僅有生物個體生存，還有『繁殖其類』的意義在內」。233 當然，這一設定的 前提，首先不得不否認的是，「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傾向，所以生存鬥爭是 必然的結果。」234 因為同一物種的生物在生活和繁殖過程中，隨著「產生的個體 超過其可能生存的數目」235，從而導致該生物所寓居的生活環境可供其生存的資源 越來越少。其結果就是「或者是一個體與同種的其他個體鬥爭，或者與異種的個體 鬥爭，或者與生存的物理條件鬥爭。」236 達爾文所描述的是自然界的規律，無論 是植物、動物還是人類，都是有效的事實。只是相較於前二者，人類藉由其知性，
得以通過交流和交換的社會性活動來減少個體之間或社會之間的矛盾。
達爾文長期的海外考察（尤其是擔任 HMS 小獵犬號的博物學家期間），依據 他對動植物的觀察和記載，發現了物種之間的變異。他指出：
23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p. 37-38.
233 Charles R. Darwin 著，謝蘊貞、曹驥原譯，李紹明校訂：《物種起源；人類和動物的表情》（長 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頁 76。
234 同上，頁 76。
235 同上，頁 77。
236 同上，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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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存鬥爭的緣故，某物種因其複雜的相互關係或是生活物理條件 上的有利因素，從而導致物種的變異以便生存，並得以遺傳給其後代。
237
達爾文使用「天擇」（或曰適者生存）這一說法，以描述生存鬥爭這一長時間的自 然過程中，生存下來的物種發生了某種變異，那就是：
對有利的個體差異、變異的保持和有害變異的消除，至於那些無利也 無害的變異，將不受天擇作用的影響。238
所謂「自然」，所指的正是人所無法去施加影響的萬物自然之規律的這塊領 域——「許多自然定律的綜合作用及其產物。」不過，人仍然能夠以這些定律為科 學方法的研究對象，因為那是「是人所可以去證實的各種事物的因果關係。」239達 爾文甚至比喻之為「上帝」，儘管他個人也強調其重點是有如上帝對萬物之命令的 那種自然規律的運作。因此，物種的變異是按自然規律所促進，而非人為的：
個體所具有的任何優越性質，無論怎樣細微，都將有較好的機會生存 繁殖；至於任何有害的變異，則必然消滅。240
簡而言之，「天擇」的作用，主要在於「保存那已經發生的、對生物在其生存條件 中有利的變異而已」241。
毫無批判地盲信種族優越論中，通過強調「適者生存」來表現其種族之優越 所在。然「適者生存」在達爾文的論述中，卻是基於自然定律之下的因果關係。即 使是人類種族與種族之間為了生存而相互競爭，某一方也許因此而滅亡，但這實際 上也是自然定律運作之下的結果。因為人和大自然體系中的其他生物一樣，必須找 尋生活資材以保存自己的生命。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迦太基為羅馬人所征服；羅 馬人為匈奴、日耳曼，以及最終是奧斯曼人所征服。在歷史上，大多數的種族、民
237 Darwin 著：《物種起源》，頁 75。
238 同上，頁 89。
239 同上，頁 90。
240 同上，頁 89。
241 同上，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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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國家之所以滅亡，都不是因某一人種比另一人種優越之故，其中包含有政治、
經濟、外交等各種人為要素在內，故而不能過度簡化詮釋。
故此，達爾文強調所謂「自然」（natural）的選擇和「人為」的選擇之間的 差別：
人類僅就外部的和可見的特性加以選擇；自然並不計較於外貌，除非 這些外貌對於生物是有用的。自然的作用遍及內部各器官，遍及微細 的體質差異，遍及整個的生活機構。人類只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選擇；
自然只為了被它保護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選擇，每一被選擇的性狀，
都是充分地受著自然的鍛煉。242
因此，自稱為達爾文物種起源說之繼承者的種族主義理論家，他們對人種之優越和 劣質的描述，實際上就摻雜了個人主觀價值和利益——對人種之優越的宣稱，以及 日後想要通過「人為」選擇來達到種族血統的至高純潔，不過是為了他們個別的當 前利益而已，絕非自然定律之下所導向的因果關係。
實際上，沃格林日後在《政治觀念史稿：新秩序與最後的定向》一書中談到
「生物學現象論」（Biological Phenomenalism）時，表示對達爾文成就的認可。他 肯定達爾文確實是一名「偉大的經驗生物學家」，因為他「有說服力地蒐集了足以 支持其理論的材料」 243。但在沃格林看來，更為重要的是，藉由達爾文所獲取的 龐大數量的經驗素材，他其實為後來的科學家，甚至是普羅大眾，「打開了通往一 種嶄新的有序知識之領域的視野」244。沃格林指出了在當時，看待世界和生命的方 式所產生的根本性變化：
242 Darwin 著：《物種起源》，頁 91。
243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140;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Vol. VI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2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p. 185.
244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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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形式的演化，在十八世紀時期開始獲得生物學理論的徹底性處理，
物種創造論則被遺棄。達爾文的演化論所提供的適者生存、天擇等各 種概念不僅獲得了普遍成功，同時也成為了半受教育的大眾信條。245
無論達爾文本人是否希求這一結果，沃格林認為他的理論「由於在經驗上是成立的，
因此可以在洞悉演化論機制的同時，又不觸及其實質」，結果這一看法最終竟「被 視為對生命之本質的啟示」，甚至還「使我們信服地改變了對人類之本質及其在環 宇（cosmos）之中的地位的看法」 246。
問題就在此：無論達爾文的理論被後人如何推崇和廣為推廣；無論它對後世 看待世界的視域帶來了多大的影響，在沃格林看來，我們同樣不能忽略的是，與此 同時，
無論是達爾文還是其追隨者，也絕非是最優秀的理論家，他們對於現 象的和實體的知識（phenomenal and substantial knowledge）所有的問題，
相對來說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47
身為自然學家的達爾文，為後世提供的是大量數據和觀察結論，然而究竟應如何看 待和詮釋眼前的理論和資訊，以便形成我們在現象的和實體的層面上，有關生命形 式的觀點？沃格林以達爾文所處之十九世紀為看待問題的切入點，指出當時所存在 的問題是「科學的日益專業化」248。科學技術、方法和理論在當時確實蓬勃發展，
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對外在世界的研究趨向專業化和普遍被知識份子所接納的情 勢。
然而，這就導向另一個問題，那即是：
245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pp. 184-185.
246 Ibid, p. 185.
247 Ibid, p. 185.
248 Ibid,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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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其個別領域中身為無可挑剔的大師的科學家，也未能洞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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