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種族政治觀念的意涵與理據
第三節 種族政治觀念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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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的由來。觀念雖然產生自個體意識，然不是每一個體意識所產生的觀念都能夠 獲得完整的表述，甚至在被揭示的狀態中為他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某一社會中，
因其知識、經濟或政治地位而得以在主導與統治該社會的「建制」（institution）
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才得以使其觀念在同儕的共同認可與接納之下，成為主宰其 共同體的觀念。但是，應對共同體之經驗性變化，主宰中的觀念是處於不斷地被挑 戰、反思和批判之處境當中，正如沃格林所言，「『觀念』…是被創造和再重新創 造」396 。當「建制」無法自我改革並且滿足非「建制」之群眾時，它就必須需面 臨「反建制」之群眾的革命性挑戰及推翻。397
綜合上述所言，正如 W. C. Havard 所表示，觀念在沃格林看來並不是歷史的 實體，真正的實體是社會，只有社會才會在歷史之中通過一套異常複雜的符號來表 述其存在。398社會自身也本就是錯綜複雜的存有，它涵括了人類所能認知與賦予意 義的各個面向，各個面向的觀念因而得以在歷史的流程中因人類意識認知對象之廣 度的擴大而逐一顯露，個別形成各自之領域。在個別之領域中，又會有由不同個人 所提出的個別觀念，相互補充與批判。
第三節 種族政治觀念的理據
一 概述
在沃格林看來，種族政治觀念的形成有兩大理據。第一個理據是基督宗教對 人之「原初圖像」的核心要素。這一點所凸顯的是種族政治觀念和「原初圖像」之 間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是過去的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要素，被保 留為種族政治觀念中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是種族政治觀念對人之「原初圖像」提 供了符合當前局勢的理論資源。另一個理據，則是中世紀末期封建社會崩壞以來，
396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21.
397 有關「觀念」和建制與反建制之關係的論點就點到為止。如要詳述，將不得不涉及沃格林在
《政治觀念史稿》和《秩序與歷史》中的相關論述。
398 William C. Havard, “Voegelin’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Consciousness”, in Stephen A.
McKnight (ed.), Eric Voegelin’s Search for Order in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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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發展至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事實和西方政體的發展，形成種族政治觀念的歷史經 驗基礎。
上述兩種理據，沒必要理解為種族政治觀念的唯一理據。沃格林本人就強調
「我們無法為某一特定圖像的出現捉摸出任何終極的理由。」399 來自不同知識領 域的更多專才，其實都足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對種族政治觀念之理據的不同詮釋。
不過，我們無法捉摸出終極理由的原因，也不止於詮釋進路的不同。對人之「原初 圖像」的探索，也是止於我們當前可發現的已被揭示的有形狀態之圖像。以基督宗 教的理據為例，一方面固然是其知名度和可見度，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對共同體所產 生的極大影響力。正如 Klaus Vondung 所言：
無論是基督宗教時期還是後基督宗教時期，這些（對人之）圖像對於 社會現實是有直接影響的，甚至可以藉由共同體或國家成員的自我詮 釋，不用借鑒任何一種理論反思就能建構起他們的共同體或國家。400
將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視為種族政治觀念的來源，這一命題單是字 面上就容易引起誤會。譬如研究沃格林的權威學者 Ellis Sandoz 在其教學筆記中所 留下的看法，就是筆者所難以認同的。他認為沃格林是以「極為接近驅魔師的精 神」，「調用《效法基督》的人類學」以對抗「人類存有變成頭顱指數和偽科學種 族非凡特質的獸性退化」401。筆者自然不敢判定，沃格林在 1930 年代究竟對基督 宗教秉持的是怎樣的感觸。不過，無論是《種族與國家》、《種族觀念思想史》，
還是較早前出版的《論美國心靈形式》，無論是核心議題還是論述脈絡，都是與基 督宗教思想沒有明顯的關聯性。在筆者看來，沃格林所注重的不是基督宗教的宗教 原素，而是基督宗教對人之「原初圖像」的認識，在撇除了基督宗教世界觀以後，
仍然殘留下來的要素，而不是 Sandoz 所言，是想以「驅魔師的精神」去對抗種族 科學主義論述。
399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3.
400 Klaus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xiv.
401 Ellis Sandoz, “Mysticism and Politics in Voegelin’s Philosophy” (2009), retrieved on April 7th , 2018 from: http://sites01.lsu.edu/faculty/voegelin/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15/09/Ellis-Sandoz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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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典部落國家和基督宗教的政治觀念
在《種族與國家》中，沃格林試圖討論了兩個政治觀念，它們一度主宰著古 代西方政治共同體的秩序與意義建構。通過持續地維持政治共同體的秩序，它們在 意義尚未被質疑、修正和顛覆以前，為共同體成員們提供了集體凝聚力。第一個政 治觀念是古典時期以氏族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古典部落國家（Classical Tribal State）
政治觀念，該政治觀念極為重視氏族政治組織單位對親近血親（close blood kinship）
關係的仰賴，以此作為維持政治共同體秩序和意義建構的核心機制。402 現存的古 希臘城邦遺存下來的律法條款，讓我們看到了部落國家政治觀念的跡象，阿提卡律 法將這種血緣關係之結盟稱之為 anchisteia（ἀγχιστεία）。沃格林引述西方古典史家 Georg Busolt（1850-1920）在《希臘文明》（Griechische Staatskunde）中的觀點，
強調這種親近血親關係「形成了合法的家庭（familienrechtlich）和更接近繼承權的 神聖共同體（sacral community）…」403
不過，沃格林也深知光是以親近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部落國家政治觀念，是無 法解釋古希臘各城邦和希臘化時代的整體政治結構和環宇城邦（cosmopolitan）的 世界秩序觀。他始終強調政治觀念在共同體中絕不會是唯一的觀念，因為它在那眾 多複雜觀念之間，只能是一種「共同建構性」（co-constitutive）的觀念。404政治觀 念和另類政治觀念或其他類型觀念的共存，共同為共同體提供其意義之建構的來源，
並且會因應時局之需求，或多或少地施加其影響。尤其在古希臘民主制盛行期間，
氏族和家族沒有被納入現有的政治機制之內。如沃格林所指出，在雅典立法者 Cleisthenes 進行民主改制以後，神聖共同體所依據的是那些在按地域而劃分的「德 莫」（deme）中，開創了當地社區的始祖。405
不過，民主制下的城邦對地域劃分的新安排，未必是排斥血親關係在古希臘 政治共同體中的重要性。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向我們證實：部落時期的血
402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p. 128-129.
403 Ibid, p. 130. Quoted from Georg Busolt, Griechische Staatskunde (3rd ed.) (Griechischen Staats- und Rechtsalterümer, 1920), I, S. 248.
404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28.
405 Ibid,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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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關係在古希臘人的政治生活中留下顯明的痕跡。英國歷史學者 Perry Anderson
（1938）曾指出，古希臘城鎮在急速都市化以後，其社會組織所反映的仍然是部落 時期的過去，其內部結構是「由血親命名法所代表的遺傳單位所銜接。」406 同樣 來自英國的社會學者 Michael Mann，則是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中，談及了古希臘 早期的政治制度中，「地方社會的成年男性成員所組成的公民大會，是從屬於由尊 貴家庭首腦組成的長老會議。」407 他也強調，在後來的晚期雅典歷史中，血統和 親族結構仍然舉足輕重，408而且「血親的重要性，以及它作為非血親關係之象徵模 式的用法，實際上是無處不在的。」409
部落國家政治觀念絕不是古希臘政治共同體之意義的唯一來源。不過，沃格 林以部落國家政治觀念為例，在筆者看來，首先可以體現政治觀念在時間上的漫長 性進程，其次是其普遍性。部落國家政治觀念中重視親近血緣關係的特徵，在羅馬 政治共同體的建制權力結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它直至中世紀時期，仍然可見於基 督宗教政治觀念籠罩之下的貴族體制中。這一點可見於歷史記載為我們所提供的經 驗性事實。在羅馬共和時期，各大家族派系之間的鬥爭史很好地體現了部落國家政 治觀念所具有的缺陷。一面倒地仰賴於親近血緣關係的政治觀念，導致羅馬共和體 制下所分裂出來的多派系。在羅馬共和末年，凱撒在前三頭同盟（First Triumvirate）
的派系鬥爭中雖然勝利了，卻落得被刺殺身亡的下場，然其甥孫、養子屋大維正是 善用了凱撒繼承者及其家族的血緣關係，最後終結共和，走向帝制。基督宗教世界 觀在羅馬帝國時期新興，直至公元 380 年被宣佈為正統的帝國國教時，標誌的是部 落國家政治觀念的日漸衰微。基督宗教取代其本有的地位，對羅馬帝國後期和中世 紀時期的西方政治共同體產生了莫大影響。
在沃格林看來，基督宗教政治觀念的核心，最初在使徒保羅和保羅派那裡獲 得闡述，那就是耶穌基督的軀體和王國的政治觀念410——亦即神聖教會和世俗王國，
406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p. 29-30.
407 Michael Mann 著，李少軍、劉北成譯：《社會權力的來源: 從源起到西元 1760 年的權力史》
（第一卷）（上冊）（新店市: 桂冠，1994），頁 269。
408 同上，頁 271。
409 同上，頁 271。
410 Voegelin, Race and State,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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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Mysticum）絕非其獨創之產物，其基礎是古希臘所傳承下來的天上人
（heavenly person）和在環宇中具現化（embodiment in the cosmos）的觀念。412 天 上人的觀念所催生的是天國和世俗的二分法，肯定了死後世界的精神存有。環宇雖 然不再純粹是指古希臘城邦世界的意涵，卻發展成基督教歷史中著名的天國王朝
（kingdom of heaven）的觀念，那就是在世俗世界中創造「精神-世界性的帝國」
（spiritual-worldly empire）413。基督宗教為其共同體之中的所有成員在理想上所提 供的，是一種「普遍性的，平等的，分權的和文明開化的信徒世界 (ecumene)」414。
自從法蘭克的查理曼大帝於 8 世紀被加冕為「羅馬皇帝」以來，將這一理念、
政治觀念具體地在歐洲世界中實現，一直都被視為教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神聖使命。
然教宗和皇帝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天主教會的多次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
然教宗和皇帝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天主教會的多次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