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學主義與價值自由問題
第二節 科學主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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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主義」（此主要指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種族理論」隨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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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對於種族理論的教條式論述，已被認為是不可靠，種族理論由此從宗教語 境轉入科學語境。然在宗教語境中本就對於異於己者敬而遠之的主觀偏見仍舊遺存，
只要該偏見揮之不去，種族理論的階段性發展結果還是停滯於惡性循環之中。這也 是為何沃格林要批判當時盛行的種族理論，那是一種科學主義的種族理論，該理論 無法擺脫以自我種族為中心的排外性偏見。沃格林試圖擺脫上述所描繪的理論困境，
因而將理論區分為科學的和政治的個別領域，並且從政治共同體意義建構的視角，
解讀種族理論的政治力影響。故而，當種族理論家都普遍困守於偏見性論述時，沃 格林率直地寫下「要想去從頭顱指數（cranial index）和四肢的比例測量，而非臉 色、言語和姿態去認識/承認（recognize）我們所追隨或是被允許靠近我們的人，
那是一場噩夢」96這樣的字句。至少在 Klaus Vondung 看來，如此明白無誤的判定 正是他遭受納粹評論家的猛烈攻擊，以及其著作剛出版不久就在納粹德國境內下架 的明確原因。97 David Cole 也指出，這兩部著作出版以後，其寫作水準（即深度）
沒能為大眾讀者留下凸顯的印象，反而使納粹對他生疑。98
第二節 科學主義的批判
上文中曾多次提及「科學主義」（Scientism）這一術語，嘗試去認識這一概 念在沃格林的思想脈絡中所予以表述的思想含義，將有助於認識沃格林針對 1930
95 Eric Voegelin,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1938), in Voegelin,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60.
96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25.
97 Klaus Vondung, “Editor’s Introduction (1998)”, in Voegelin,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Idea, p. xi.
98 David Col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ric Voegelin and his Followers: A Criticism of the Voegelinians (N.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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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種族理論的討論，其中所涉及的理論論述之前提問題，以及其批判性的突破性 意義何在。
「科學主義」在有關科學哲學的討論中，一般被用於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評，
且並不僅限於由哲學學界提出批判性反思。從事政治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亦 不排除其哲學背景之出身）的研究者，有如海耶克、Karl Popper 和 Hilary Putnam 等人都曾專論這一課題。現代學者一度認為，不應過度使用「科學主義」來批評秉 持科學精神的科學家們。因此，對於「科學主義」的解讀分別來自兩種不同的人士：
第一種是科學在現代世界中對人文、自然與信仰世界之破壞的批評者，他們常見於 較為保守的、厭惡科技技術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之威脅性的集體之間，如激進的宗教 信奉者（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等）或傳統文化遵從者，或是部分偏激的環境保護論 者；第二種則是願意對科學精神賦予信任的批判者，他們主要批評的是科學萬能論，
該論述無視任何一切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任何以抽象性思維為思考基礎的學科 領域和事物都一概被摒棄，而沃格林正是對這種科學萬能論的批判者。
現代學者間就有專研科學史的 Richard G. Olson 的《十九世紀時期歐洲的科學 與科學主義》，其對「科學主義」的定義是：「任何試圖將自然科學的理念、實驗 和/或態度擴展到社會現象的企圖是可行但非必然的。」99 他所定義的「科學主義」
並沒有負面的意涵，但他其實是深刻認識到「科學主義」在當前，是作為許多知識 份子所批判的一種看待事物的心理態度。Olson 表明，自己想要在更為正面的意義 上去使用「科學主義」，亦即秉持「科學主義」的心理態度去從事科學探索，最終 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故而，Olson 的目的並不在於要去讚頌或批評當時的科學發展，
而是要去更為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十九世紀時期的知識份子及他們的思想結晶。畢竟 在當時，科學家們尚未能夠如現代學者一樣能夠明確去界定學科領域之界線，跨學 科研究則更是當時常見之事。秉持客觀的研究態度，先認知科學主義思維框架的可 能性，同時又藉此和它保持距離。這將有助於深入了解當時的思想家們，他們個別 的研究動機和行徑的意義所在，又是如何因此而得出輝煌的科學成就。
99 Richard G. Olson,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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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 所言姑且沒錯，因為在當時，將自然科學引入社會思想研究領域的思想 家，其初衷是借鑒於新興的科學語境、科學世界觀，以重新反思過去的各項議題。
美國科學史家 Steven Shapin 在探討「科學革命」時，指出自然哲學的整體發展，是 一種連續性的進程而不僅是單一事件。身處啟蒙時代的科學家、思想家們，都是從 中世紀末以來直至十七世紀時期，在深刻影響歐洲政治、社會、文化的長期危機之 中，尋獲了滋養他們去進行轉變的土壤。100原有的權威機構，諸如羅馬天主教會權 威之下所推廣的神學世界秩序觀，在與世俗政權的鬥爭和宗教改革中備受挑戰，現 存系統及其之下所建構的知識體系也不再是自明之理。科學研究日益發掘出更為豐 富的自然知識，尤其顯著者是反駁人類中心論宇宙觀——如太陽和其他星球是環繞 地球運轉——的哥白尼、伽利略學說。同時另有發展的是自然科學知識與人文社會 領域之間產生的互動關係。政治身體（body politic）的觀念，就是受人體解剖學和 蓋倫生理學的啟發，以生理學式研究的思考方式去解釋政府功能101；Hugo Grotius、
Spinoza 等人則是想藉由數學推理模式的清晰性和確定性，去創見關於國家或社會 的新科學。102 由此可見，除了要擺脫宗教語境的對思維框架的主宰之外，自然科 學的另一重要性在於：它作為社會思想的模型，為思想家提供了得以逃脫派系和黨 派政治的可能性。故而自從科學革命時期的十七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將被視為是相 對於地位、財富和偏見之霸權的另一面向，被視作是理性權威的原型。103 但是，
承繼這一世界觀和思維框架的後繼者們，是否仍舊秉持同樣的心態呢？此外，「科 學主義」作為一種看待事物的心理態度，是一種科學家理應秉持的態度嗎？或者，
這一心理態度本身是否真的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交錯之時，有些思想家將科學應用作為社會科學 及其思想結晶的唯一依據，甚至後來也被牽扯上政治意識形態，這一結果是與早期 思想家們的初衷遠遠相違的。為沃格林所討論的科學主義種族理論，正是基於這種
100 Steven Shapin 著，林巧玲、許宏彬譯：《科學革命》（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頁 170。
101 I. Bernard Cohen 著，張卜天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頁 vii-viii。
102 同上，頁 139。
103 T. M. Porter,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Theory”, in R. C. Olby, G. N. Cantor, J. R. R. Christie & M.
J. S. Hodge (eds.),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 N. Y.: Routledge, 199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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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的視域所衍生。在此還可舉出另一個同樣有著類似前提問題的議題，就是自稱 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沃格林是抱持著對種族理論之科學主義傾向批判的同一 立場，去反思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自我預設問題。他並非基於當時盛行之民主-法西 斯-共產主義三大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立場去討論這一問題，他樂於承認自己早年 一度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論》和俄羅斯革命都有極大興趣。104 沃格林爾後 與馬克思主義保持一段距離的原因，其中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的自我定義問題。當馬 克思主義自我定義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時，這在沃格林看來是根植於一種「中立 性」（neutrality）的觀念之上。所謂「中立性」，並不全然是真正的客觀中立，沃 格林之所以指出這種中立性實際上是反宗教和反形而上的實證主義者的態度，105原 因就在於這種中立性是基於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觀論，而絕非真正科學的客觀立場。
況且所謂「科學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中，所指的又是什麼科學呢？這無論是 在當時蘇俄革命前後，甚至是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是有待重新審視的所謂是
「自明的」的，但卻是有待進行深層反思的課題。
一方面，沃格林上述的批評顯然是針對政治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的侵蝕和未經反思的苟合，借科學以展現所謂的「中立性」；另一方面也同樣涉及 對新科學世界觀之過度崇尚的單向化思維，將科學置於宗教和形而上的對立面，而 這倆者實際上絕非是相互衝突的。或更有甚者，是以自然科學及其法則為基礎去建 構宗教、形而上等價值體系。法國歷史與哲學思想研究的 D. G. Charlton（1925-1995）指出，科學主義是作為實證主義的畸變，企圖在假定的科學基礎之上建立起 倫理或形而上的體系。106 Lee Trepanier 就直接將科學主義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事 實是延伸自科學方法，價值則是主觀偏見或意見的產物——知識被局限在只能符合 科學方法的現象，而形而上的思辨則是被判定為非科學的。107 然不得不重申的是，
104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198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3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 38.
105 Eric Voegelin, “Popular Educa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1936), in Published Essays: 1934-193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82.
106 D. G. Charlton,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 224.
107 Lee Trepanier, “Science and Scientism in Eric Voegelin’s Thought”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anamnesisjournal.com/2013/10/science-and-scientism-in-eric-voegelins-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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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議題。譬如從事北歐種族研究的 Karl Saller（1902-1969），因反對納粹種族理論 論述而不得不棄職。109一方面為求生計，沃格林與其理論對手維持短暫的聯繫，並 且為了不直接得罪他人，在書中故意未提納粹或國家社會主義。110 但另一方面，他又求達到學者理應保有的客觀角度去看待種族的議題。正如 Alessandra Gerolin 在
《埃里克·沃格林論種族理論》中所表示，在其論述過程中，沃格林不僅要顧慮及
《埃里克·沃格林論種族理論》中所表示，在其論述過程中，沃格林不僅要顧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