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學主義與價值自由問題
第一節 種族理論的困境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節 種族理論的困境
當我們想要思索，甚至進行定義：「人種」（Race）究竟具有什麼意義時，
我們不得不面臨這一詞彙或概念所遭遇的困境。正如 Michael Banton 所說，「人種」
已經被應用為一種「習語」（idiom）78，因為它不再純粹如過往般，僅可被理解 為是專屬於生物科學學科的學術術語。如今，所有人都可以在個別的政治環境與社 會背景的意義脈絡之下，對「人種」或「種族」賦予不同的意義表態。譬如在日常 生活極為常見的一般對話言談之中，在相關學科領域中知識份子之間的學術交流，
甚至有被轉化為政治意識形態之專用用語的情形。尤其在最後者，對於「人種」的 理解要不就是被視為是自明的，要不就是多樣又富有爭議性的理論定義及內涵的界 定問題。早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 Werner Sombart（1863-1941）就在《猶 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1911）中提起了界定
「猶太種族」——即對某一種族的定義——時所面臨的困境。他指出：「即使要以 科學去進行界定，無論用了多少種科學方法（如生物學實驗和應用、頭顱測量）都 不能獲得絕對的明確答案。」79 然在當時，像 Sombart 那樣意識到在界定種族時，
發現對科學及其方法之應用實際上是有其局限性的學者並不是主流趨勢。就在二十 年後，沃格林就試圖在《種族與國家》中對人種概念的提出另一種解釋，旨在透過 對即有的種族科學理論和概念的進行解構，實際去理清「人種」意義界定上的問題 及其與人類政治共同體的關係。擺在他眼前的論述和批判對象之大量資源，都是承 繼自十九世紀時期源自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而擴大解釋的種族理論。
一般而言，以生物學研究為主的現代科學家，對「人種」這一詞的最基本認 知或共識是：「根據體質形態和遺傳特徵顯著的指標，諸如頭顱或鼻子指數，膚色、
頭髮類型等人體的外在特徵及基因，將人類分為不同類型的群體。」80 單是，基於
78 Michael Banton, M, Racial Theorie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79 Werner Sombart; M. Epstein (trans.),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 p. 203
80 參閱 John Rex 著，顧駿譯：《種族與族類》（台北市：桂冠，1991），頁 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此一定義之上，卻又能透過源自不同學科領域的跨界詮釋，衍生出多種見解，如宗 教學者、人類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也可以借用此一定義而發展各自的學說。尤其在 十九世紀，當時不僅是作為新興科學的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同時也開始與政治 意義有所瓜葛。該世紀末甚至被譽為「種族主義的黃金時代」81，但這樣的描述實 際上是納粹時代以後的事後誇大。種族議題和種族主義，對於生活在十九世紀時期 的人們而言，尚是不過非常一般的事情。但從現在看來，當時有關種族的學術論述，
確實是具有對於未來影響重大的嚴重瑕疵。一方面，自然科學領域雖然日益受到了 重視，然科學技術水平仍是有其局限的，但種族科學家卻無視其局限的存在，將有 限的科學證據視為唯一正確的事實。種族理論家在建立種族與政治之間的意義關係 上，所利用的姑且還是不充分的科學依據來支撐其主張；另一方面同樣不可忽略的 是，人文學科也在同時豐富地發展，也為他們提供更多資料。種族理論家有選擇地 結合部分自然科學的證據和人文學科的資源，主張遺傳基因和肉體上的特質可直接 決定某一種族的智商和道德等內在特質，並以其偏面的視域從歷史和異族文化的龐 大資料中篩選有利於他們的證據以證實前面的論點，為其種族歧視行為的合法性找 到了看似扎實的基礎。
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蓬勃發展，是由於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和博 物學家積極出航海外（非洲大陸、南美洲、澳大利亞等地）考察發現了大量科學證 據，得以鞏固其科學理論及地位的基礎。光是以人種理論的發展而言，就產生了階 段性的變化。種族科學理論得以大量借鑒新發現的科學證據以駁倒自從中世紀以來 就被尊奉的「人種系譜說」（race as lineage），質疑其中的宗教根據。「人種系譜 說」所借助的是基督宗教學者對《聖經》的主觀詮釋，以證實歐洲人種對其他大陸 居民的優越性。對異族持以歧視態度或偏見的視域，其根源更早甚至可追溯至古希 臘時期，古希臘經典中就存有對「野蠻人」或埃塞俄比亞黑人的偏見描述。中世紀 基督宗教世界則是以宗教原典的神聖性來合理化對異族的歧視性行為。譬如黑人的 膚色之所以是黑色，倘若根據《聖經》所言，是因為那是上帝對他們的詛咒。科學
81 Alana Lentin, Racism and Anti-racism in Europe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pp.45-4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家並不屑於此，反駁其中的宗教詮釋：「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是黑色的。」
82 即使直至二十世紀初為止，竟還有人堅持認為這樣的詮釋才是正確無疑的。於 1900 年出版的《黑人：獸》（The Negro: A Beast）一書辯稱：「聖經和神聖啟示，
以及理性，都教導我們黑人不是人。」83 就在同一年代，不少崇尚科學世界觀的知 識份子就積極出聲反駁這種「過時」的「人種系譜說」論述脈絡。
法國自然學家 Jean 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和 Georges Cuvier（1769-1832）就試圖超越超自然之上帝對所有萬物物種的創造論。他們不認同根據《聖經》
以判定所有物種的起源都歸於上帝的創造，上帝是生物最初物種的第一因和目的因 的傳統神學世界觀論點。不過，他們為了回應而提出的理論，在科學驗證上仍然是 有瑕疵的。Lamarck 主張最低等的生物是源自於物質自我組織下的自然發生，有機 體是通過身體微妙體液的持續使用與否，導致體型之轉變。不過，Cuvier 則是根據 比較解剖學，主張有機體各個部分器官之間的相關法則，否定 Lamarck 的體液導致 體型轉變的論點。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地層間的古生物化石，藉由地質的層級結 構和在不同層級中的古生物化石，發現地球史年齡的巨幅拉大突破了《聖經》所預 設的六千年時限，84這是直至今時都仍然有效的論據，駁斥了無實證基礎的對創世 論設下六千年時限的神學詮釋。
不過，十八-十九世紀期間的科學家之所以提出反駁和科學論證，其最初目的 也不是為了要去袒護黑人或其他種族，而是基於那傳承自啟蒙時代的理性理念，、
在盛行多年的科學-神學論戰中選擇陣線，或是為了確保自我種族之優越性根源的 理論基礎足夠扎實。
承繼科學精神以對早前的人種概念進行轉化，以符合自己眼中的科學世界觀，
在十九世紀是常見的學術現象。在前達爾文時代，有著名的「種族主義之父」85
82 Banton, Racial Theories (2nd ed.), p. 7.
83 C. Carroll, The Negro: A Beast (St. Louis: American Book & Bible House, 1900), p. 339. 另見附錄二。
84 Edward J. Larson 著，陳恒安譯：《演化論：一個科學理論非凡的歷史》（中譯本簡化書名為《了 不起的演化論》）（新北市：左岸文化，2012），頁 26-27。
85 T. Jackson, “Who was the ‘Father of Racism’?” (2007), retrieved from American Renaissance:
http://www.amren.com/news/2009/12/who_was_the_fat/.
‧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1816-1882）為科學主義種族理論鋪路，他在《人 種不平等論》（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86中提出「雅利安優 等種族」（Aryan master race）。儘管其主張並不受達爾文主義或演化論等來自自 然科學對人類研究的最新發現成果之影響87，但他對雅利安種族優越性的強調，後 來為歐美國家，尤其是奧地利種族主義者圈子所接受，成為他們大肆談論種族與血 統的思想基礎。88 當 Jonathan Peter Spiro 寫道，Gobineau 對種族議題的論述實際上 如同馬克思的階級衝突一樣，有所謂人種與人種之間的「種族衝突」（racial conflict）89時，所表述的其實也是部分演化論種族理論者的立場，即「生存鬥爭」
的主張。為了彌補種族理論論證中宗教要素所留下的空缺，支持達爾文演化論的種 族理論家就部分採用了演化論中的說法，糾結於「天擇」（natural selection），主 張在人種之間同樣有「生存鬥爭」、「弱肉強食」的看法。
其中有不少人則是因應十九世紀末的移民潮，絲毫不對流蕩自國境內的其他 種族抱有好感。在當時的英國，目睹「高盧」和「伊比利亞」人就快壓倒了金髮的
「條頓人」，民族學者 John Beddoe（1826-1911）試圖在《不列顛的種族》（The Races of Britain, 1885）中應用天擇論，以確保在理論上支持自我種族對其他種族的 永久優勢。90 其動機或許不如其他理論家有強烈的優越論，但在美觀上希望「以後 的子孫能夠繼續保有藍色和棕色的眼瞳」91，就明確表現為對自我種族的自豪，以 及對異族的排斥感。另一位較有影響力的人物則是在美國的優生學運動急先鋒 Madison Grant（1865-1937）。身為一名博物學者（naturalist），他積極提倡保育 主義，倡導人們保護因受大量狩獵而面臨絕種危機的美洲野牛。至於人類種族，則 在其眼中又是另一回事。如下文第三章中將略談到，其《偉大種族的逝去》（The
86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 A. Collins (trans.),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5).
87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Y.: Harcourt, 1994), p. 171.
88 Jürgen Osterhammel 著，強朝暉等譯：《世界的演變：19 世紀史》，第三冊（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6），頁 1563。
89 Jonathan Peter Spiro, Defending the Master Race: Conservation, Eugenics, and the Legacy of Madison Grant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Press, 2009), p. 105.
90 Banton, Racial Theories (2nd ed.), p. 89.
91 John Beddoe, The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Europe (revised ed.) (Paisley: Alexander Gardner, 1912), p. 1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中對北歐種族之優越的強調，以及倡導維護優越種族血 統之純潔性的主見，都為 1930 年代的納粹種族理論家所接納。
值得注意的是，堅持這種主張的人在當時也絕非是一面倒，不過也不能忽略 他們對大眾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事實。有關上述的作者和深受其影響的種族理論家們 個別強調和宣揚盎格魯-薩克森種族、北歐人種等種族的優越性，儘管他們都宣稱 其理論論述是以科學為基礎，但實際上究竟是否能夠真正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呢？美
值得注意的是，堅持這種主張的人在當時也絕非是一面倒，不過也不能忽略 他們對大眾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事實。有關上述的作者和深受其影響的種族理論家們 個別強調和宣揚盎格魯-薩克森種族、北歐人種等種族的優越性，儘管他們都宣稱 其理論論述是以科學為基礎，但實際上究竟是否能夠真正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