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環境敏感度
本文已在前一節裡對自然環境引發的各種心理現象進行討論，並指出這些心理經驗 會使個人在感官上對自然環境更加敏銳，在認知上重新理解自己與自然的關係，在情感 上更加尊敬與願意保護自然。本節則從環境教育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將焦點放在環境敏 感度上，期能釐清接觸自然環境的經驗與環境情意培養之間可能的關係，以協助回答本 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一、 環境敏感度的提出
（一） 概念的出現
環境敏感度（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首度被提出是在 1976 年的伯利西宣言中（the international Tbilisi Declaration, UNESCO, 1980, p.71）。環境敏感度在當時被列為環境教 育的五大目標之一，也被視為是環境覺知（environmental awareness）的重要面向，其目 的在「幫助社會團體或個人獲得對整體環境與其問題的覺知和敏感度」6，並特別強調 學習者在學習早期對自身社區環境的敏感度（楊冠政，1998；Roth, 1992）。
此後，環境敏感度成為環境教育會議裡的討論項目而成為環境素養的重要內涵之一，
後來也在各式環境行為理論模式與研究中成為重要的預測變項，例如 Hungerford 和 Volk 於 1990 年提出的「負責任環境公民模型」（model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就將環境敏感度列為基礎（entry-level）變項，而成為培養個人環境行為時不可或缺的 重 要 先 備 條 件 （ Marcinkowski, 1987; Sia, 1984; Sivek & Hungerford, 1989–1990;
Hungerford & Volk, 1990; Chawla, 1998）。
6 原文為"to help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cquire an awareness of and sensitivity to the total environment and its allied problems." （UNESCO, 1980, p.71-72）
雖然環境敏感度在 1976 年就已被納為環境教育實務上的重要目標，但直到 1982 年 Peterson 在南伊利諾大學進行重要生命經驗研究後，此概念才正式被納入學術研究中。
這個回溯性的經驗研究初步建構了環境敏感度的概念內涵，也使環境敏感度成為環境素 養中唯一針對自然環境的情意概念，而有別於其他以環境問題為焦點的研究變項，例如 針對環境問題或議題的環境關切（concern）。
Peterson 訪談了 22 位參與北美環境教育協會會議（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Enviromental Educationm, NAAEE）的專業環境教育者，詢問影響他/她們的自然環境關 懷與環境保護承諾的因素或經驗來源為何。她提出的訪談問題包括：什麼因素或經驗影 響您對自然環境的態度發展？您對環境教育的興趣和付出有多少？甚至也詢問受訪者 小時候是否有在自然環境裡活動的經驗（詳細訪談問題請見表二-1 的整理）(Chawla, 1998; Sward & Marcinkowski, 1998)。
雖然 Peterson 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問題和 Tanner 的研究不同，但其研究成果卻與 Tanner 對保育工作者所進行的重要生命經驗研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個研究都發現戶 外活動、家庭、研究自然的興趣、書籍、自然環境的變化、對從小長大的自然地區的喜 愛等，都是影響環境態度與環保工作選擇的重要因素。
但 Peterson 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環境敏感度提出初步的定義：「一組導致個體從同 理的角度看待環境的情感性特質」7 (Peterson, 1982, p.5)。但在實際的訪談問題中，她用 valuing、concern、caring connection、empathetic、appreciation 等詞彙，將環境敏感度描 述為個人對自然環境的關懷與珍視，對自然能夠同理對待，或覺得自己與自然之間有種 關懷性的連結，並舉砍樹作範例，指出這種因不必要的破壞而為環境感到難過的狀況，
就是環境敏感度的表現。
在概念建構上，Peterson 也嘗試將環境敏感度與具有強烈關懷（intense regard）和 行動意願（willingness to take action）的環境倫理概念加以區隔，以強調環境敏感度並非 影響個體採取環境行動的直接因素。她認為擁有環境敏感度雖然意味著對自然環境有基
7 原文為"a set of affective attributes which result in an individual viewing the environment from an empathetic perspective." (1982, p. 5).
本的欣賞和關懷（concern）能力，但環境敏感度所展現的情意態度並未強烈到採取行動 來解決環境問題的程度。亦即，她將環境敏感度視為環境關懷和承諾的基礎，而非直接 導致環境行動或行為改變的因素。
（二） 後續的概念建構與質性研究
在 Peterson 之後，Scholl-Wilder (1983) 運用 Tanner 的研究成果，調查 Cincinnati Nature Center 和 Sierra Club 的 Miami 分會共 90 名成員，詢問他/她們環境敏感度的來源。
研究結果同樣顯示戶外活動是最常被提到的影響因素，包括每日在戶外玩耍、家庭旅遊、
運動，其他因素則包括自然環境改變、家庭、教師、學校的自然與環境課程等。但整體 而言，正向的戶外經驗，尤其是小團體（1-5 人）的自然經驗是影響環境敏感度最重要 的因素，提及率達 94%。
Sward (1999) 則將 Peterson 的訪談問卷翻譯成西班牙文，訪談十七位薩爾瓦多的環 境專業工作者（14 位男性、3 位女性），其行業包括環境教育者、保育工作者、永續發 展計畫工作人員、以及環境主義者等，以瞭解影響環境敏感度的因素是否有國情上的差 異。與 Peterson 的研究結果相似，她發現青少年時期與家人或朋友一起在自然環境或鄉 村地區的「戶外經驗」，是最常被提到的因素，提及率達 88%。但因該國飽經戰亂的特 殊歷史背景，「環境遭受破壞的經驗」成為第二個最常被提到的因素，提及率達 41%。
儘管有些微的國情差異，後續這兩項研究結果只是重複驗證 Peterson 和 Tanner 的研究發 現，並未進一步建構環境敏感度的概念內涵與理論性。
二、 研究工具的發展與運用
在 Peterson 初步界定環境敏感度的概念內涵並歸納出重要的影響經驗後，Sia 將其 研究成果轉化為環境敏感度問卷，以進行較大規模的調查研究。這個問卷也成為後續學
者如 Marcinkowski (1987)、Sivek 和 Hungerford (1989–1990)，測量環境敏感度的主要工 具。
（一） 國外的後續調查研究
Sia (1984) 將 Peterson 的訪談研究成果設計為問卷，調查並比較 105 位 Sierra Club 成員與 66 位到山裡旅遊的遊客環境行為。他在問卷裡把打獵、釣魚、健行等童年或成 人時期的戶外活動，以及父母、教師、書籍等其他影響因子列為問卷中的問項。此後這 些問項被其他學者沿用在環境行為或環境素養的研究中，作為環境敏感度的測量工具。
Sia 的研究結果顯示，對環境行為最顯著的預測項目是環境行動的技能，其次是環境敏 感度的高低，最後則是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三者加總共可解釋 49%的變異量（variance）。
若比較這兩個群體的環境行為差異，則環境敏感度是最佳的預測變項。
Sivek 和 Hungerford (1989-1990) 運用 Sia 發展的問卷，調查 112 位 Trout Unlimited、
66 位 Ducks Unlimited、103 位 Wisconsin Trappers' Association 的成員，檢視環境敏感度 是否影響其在負責任環境行為上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自然經驗、自然書籍、正向的 模範角色是具有積極環境態度的人最顯著的特徵，但負責任環境行為的最佳預測變項則 是環境行動的技能與策略。相似的研究成果也展現在 Marcinkowski 在 1987 年的研究中，
他調查和比較 Sierra Club 和 Audubon Society 的成員，發現兩個團體的環境敏感度得分 都很高，但環境行動的知識才是預測環境行動的最佳變項。
Sivek 在 2002 年又嘗試發展適用於高中生的環境敏感度研究工具，並針對威斯康辛 州高中生進行環境敏感度調查。他沿用 Hungerford、Litherland、Peyton、Ramsey 和 Volk (1992) 對環境敏感度的定義-「一種對環境的同理或理解觀點」8，再略微修改並操作化
8 原文為” an empathetic or understanding view of the environment’,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dividual who
‘refuses to litter highways and natural areas … conserves natural resources …works to preserve ecologically important natural areas … strives for a stable and appropriate human population level… respects hunting and fishing laws … insists on rational zoning requirements … etc.” (Hungerford et al., 1992).
為「覺得自己與其他生物或生態系統有關連或有同理心」9，好讓高中生更容易理解這 個概念以進行測量。
研究的第一階段是以焦點團體的方式進行，訪談參與 1997 年威斯康辛高中環境行 動研討會共 12 名男性與 8 名女性青少年，詢問對他/她們的環境關懷（concern）、敏感 度或同理心具有影響力的經驗，並使用紮根理論的開放編碼分析出三大類別，分別是外 在/環境面的影響、模範角色（role model）影響、個人人格（personality，即個人內在心 理特質）等三大類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主觀認定最重要的經驗是接近自然或經常造訪自然環境的經驗，
特別是獨自一人或與三五好友在一起的時候。這些經驗主要來自學校課程或住家附近自 然區域的探索、以及家庭旅遊。其次是模範角色的影響，例如學校教師或環境社團的指 導者、父母或親友等，這些重要他者多半具有心態開放、有豐富環境知識、以身作則參 與環境行動等人格特質；至於青少年自身人格特質的影響力則較小，如外向、樂觀等。
第二階段的研究由四位環境教育教授組成研究小組，依據第一階段的資料分析結果 發展環境敏感度的紙筆問卷，並使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調查內容包括基本人口學資料、
戶外經驗、模範角色與特質、個人人格特質、環境議題資訊、媒體影響等幾部分，最後 要求學生對自己所認定的幾個重要因素進行排序。問卷發給威斯康新州 13 所高中共 150 位學生，最後回收 9 所高中共 74 份問卷。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顯示，待在戶外的時間 依然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有 95%學生提到），但有 78%的學生表示負面的環境破壞經 驗也會影響敏感度。其次是模範角色的影響，最後才是個人人格因素的影響，像是外向、
獨立思考、會考慮長遠影響等個人特質。
Sivek 的研究成果顯示，影響青少年環境敏感度的主要因素仍與 Tanner、Peterson、
Scholl-Wilder、Sward 等人在十餘年前的發現大同小異，戶外經驗和模範角色依舊是主 要的影響因素。但此研究對於模範角色的特質與容易發展環境敏感度的青少年人格特性，
都有更進一步的描述。此外研究也發現負面環境經驗的影響比重略有升高，但媒體對環 境敏感度的影響並不大，這些都是有別於以往研究的重要成果。
9 作者修改之定義原文為” having empathy for or relating to other living things or ecosystems.” (Sivek, 2002).
雖然 Sivek 所發展的環境敏感度問卷是第一份針對高中生的研究工具，且與 Sia 最
雖然 Sivek 所發展的環境敏感度問卷是第一份針對高中生的研究工具，且與 Sia 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