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架構脈絡下的高風險家庭與成案決策因素

家庭是人最重要的共享情境的團體，為成員提供著情感與心理方面的 安全感，具有經濟、教育、保護等功能，原本是兒童最佳成長環境，然而 隨著社會風險與家庭危機中淪為犧牲品，進而家庭在各項功能的展現出現 障礙與困境，以下就以生態系統理論觀點探討高風險家庭成因:

（一）生態系統理論內涵

Bronfenbrenner 於 1970 末年代提出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家庭生態系統 包括微視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鉅視系統、時間系統等五個系統，

個人或家庭是「微系統」的一種，「居間系統」為兩個小系統的連結，「外 系統」為外在的環境脈胳，「鉅視系統」是由外部系統、中間系統、微視系 統受彼此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影響；若因系統間的不適應，於是產生改變則 為壓力與危機的開始(引自蔡佑襁，2009，頁 15)，而問題經常是發生於人 與環境複雜的交流系統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進而產生壓力或危機的感 受，稱為「生活中的問題」(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12)，

例如對兒少而言，照顧者的工作(值大夜班)影響家庭作息(獨留兒童少年在 家)，致衍生兒少照顧不當的問題。

另外，時間系統係指環境事件與生活方式的改變，例如生命歷程的重 大事件會對個體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人有主觀能動性，可以自由地 選擇環境，對環境的選擇是隨著時間不斷推移個體知識經驗不斷積累的結 果，將這種環境的變化稱為生態轉變，每次轉變都是個體人生發展的一個 階段，這些轉變(即為環境事件與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會透過影響家庭進程 對發展產生間接影響。從生態系統來看，系統中的各項因素皆會對家庭產 生影響力，而這些影響力透過微系統直接傳遞給家庭，從微視系統的家庭 成員個人因素，到鉅視系統大環境的變遷與變革，皆會造成家庭生活的變 動(蔡佑襁，2009)。生態系統理論提供一個多元層面的概念架構來理解個

人的社會功能，運用生態圖的工具描繪出個人與其所在的環境交流的互動 方向和關係強弱，並針對兩者交流間的調和度進行預估分析和決策的過程，

認為個人或家庭問庭源自於環境資源不足與障礙(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

鄭麗珍，2012)。

（二）以生態系統理論看高風險家庭

以微視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鉅視系統及時間系統來探討形成 高風險家庭因素，評量的重點在於個人與各系統之交流關係與互動程度及 作用內涵，主要放在哪些人及事會正向支持案主行為?哪些會增強案主的負 向行為?也提醒社工人員個人或家庭的問題，可能非單一因素，系統間是會 彼此影響，故家庭產生風險是互為因果關係，如造成家庭陷入高風險中的 外部系統--「社會因素」為因為照顧者失業、收入不固定、貧困、社交孤 立，家庭經濟陷困使得兒少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而中間系統--「家 庭因素」中的單親家庭或是婚姻不和睦致家庭衝突不斷，因家庭結構單薄，

互助力量減弱，使得兒少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以「照顧者因素」而 言，家庭照顧者本身若有酒癮、藥癮、身心疾病或障礙易造成家庭處於風 險狀態中，藥酒癮照顧者身心狀態不佳，也會使得家庭不睦，產生嚴重家 庭衝突，或是因行為無法控制而容易失業，造成家庭貧困；以微系統--「兒 少個人」而言，兒少個人行為及情緒問題非家庭所能因應，也是造成照顧 者的壓力，使得兒少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李旻昱、趙善如，2009；周

怡秀，2010)。

高風險家庭實施計畫所定義的高風險因素，即從兒少個人、照顧者、

家庭、社會等系統探討與環境交流的調和程度，來分析與生態環境直接或 間接交互作用後產生之結果，社工人員會詢問個人需求的所在，另一方面 則確定滿足需求的資源提供，並找出個人與資源之間的障礙。所以高風險 家庭社工人員預估家庭風險以生態理論為架構，掌握個案或案家各層面交 流互動情形，訪案所需蒐集資料的架構應包括兒少個人評估(了解個案的社 會功能)、照顧者評估、家庭功能評估、環境評估、資源評估。

二、生態脈絡下的成案決策因素--決策生態架構

（一）Baumann、Dalgleish 、Fluke 與 Kern(2011)提出決策生態架構（The Decision-Making Ecolg y），決策生態架構則重視「決策者」的生態環境。

該理論認為決策應基於決策者整體背景脈絡去思考及理解，以四個層面來 了解決策者的決策行為，包括個案因素、組織因素、外部因素以及決策者 因素，如圖 2-2:

圖 2-2 決策生態架構 資料來源：取自 Baumann 等人， 2011

1、 個案因素：即社工評估所有可能影響決策的家庭風險因子及保護因子，

通常納入風險評估的架構，如家庭收入、婚姻關係、孩子年齡、家庭資 源、案家配合度、壓力環境等。而尹欣如(2013)、黃鈺倫(2000)皆提及 Woody 於 1977 調查發現父母對兒童的養育態度、與兒童之間的關係、照 顧兒童的歷史、心理健康與父母個人行為等因素，會影響社工人員的決 策，如同研究者經驗過兒少受照顧現況無虞，然風險仍存在，但因照顧 者無力改變根本問題，社工人員因無可介入之處而決定不開案。此外，

謝依茹（2008）指出資源因素是主要影響決策的關鍵性因素，不論家庭 是否具有風險，如果家庭具有服務需求，然區域內並無社福單位可提供 服務，社工人員多會傾向提供服務。

個案因素

組織因素

外部因素

決策者因素

決策 結果

此外，不論是家庭價值或態度，文化的影響是隨處可見，即對兒少有 些不當的行為是照顧者文化脈絡所能接受的，卻遭社工人員誤解，例如兒 童分擔家長的責任和醫療行為等（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 著，鄭麗 珍總校閱，2011），在成案決策要加入文化脈絡考量，亦即增加文化敏感度。

而資訊的來源及資訊的量都會影響決策，如資訊來源可能有一手資料或是 二手資訊，但因每個人感受不同，所透露出的資訊也不同，便會影響社工 人員對「事實」的了解。

2、組織因素：社工所在的環境，影響社工決策的相關因素，包括機構政策、

工作負荷量、督導功能與在職訓練、組織內部的傳統、資源的可近性。

黃鈺倫(2000)提及「組織次文化、環境特性、財務類型等都是影響決策 的因素」。舉例來說，當個案量為社工人員無法負荷之程度，社工人員 會採取以社工人員個人考量來調整風險預估標準的策略及開不開案，而 剛進入高風險家庭服務的社工人員會傾向聽從對於機構主管建議做最 後的決策，當然社工人員能清楚表達風險預估的考量，機構主管仍是會 尊重社工人員的決定(楊湘琳，2016；謝依茹，2008)。而洪雅玲(2014) 研究指出兒保社工約 5 成 7 是完全順服(行為與心理認同)長官或督導在 案件上的決策，心理認同不到 1 成，而行為認同約有 2 成 7，顯示在順 服同時，看重的是他人卻忽略自身的專業評估，若從華人脈絡文化來看，

華人傾向順應情境。

3、外部因素：組織環境之外更鉅視的影響因素，如政府政策、媒體報導、

與論壓力、網絡單位壓力。

4、決策者因素：社工知識背景、個人價值觀或個人選擇偏好、直覺習慣、

人格特質，將影響社工決策，包括社工評估與決策技巧、社工經驗、教 養觀念、個人心智。

實務上，許多社工人員覺得理論難以操作化及過於抽象，亦因專業 教育訓練不足，對概念及理論缺乏認知及理解，社工人員不易將理論轉 化、運用於實務情境上，大多傾向依經驗來決定處遇方向，而非將理論 視為明確行動方向，但若只依實務經驗，專業易陷入混亂，服務上缺乏 一致性(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12)，社工缺乏理論支持 或工作方法致不能有系統去收集資料並予以評估，風險預估資料不足則 也會讓社工人員無法完整預估。高風險家庭問題多元又複雜，尤其當家 庭內存在精神疾病或藥酒癮個案問題，新手社工在校訓練不足以應對 (張智于，2012)，也欠缺支應多元家庭議題的專業能力(周怡秀，2010)。

另當社工人員經驗不足及案家刻意隱瞞，評估時資訊蒐集技巧不熟 或是資訊是模糊的，不足以預估該家庭的風險狀況，致使成案決策困難。

此外，不管事兒少保案件或是高風險家庭案件，由於關係人皆應以公權 力介入而與工作者建立在非自願性的專業關係的基礎上，工作者有時候 以施虐者或相關人對專業關係的抗拒作為風險預估的指標，也有以對立

關係逐漸緩和作為風險預估的指標，當相關人展現出配合性的態度作為 反權控的策略，工作者容易在緩和關係中干擾了對風險敏感（王行，

2005）。

據蔡蓮君(2014)研究文獻指出兒少保社工對親子關係的看法，可能 影響社工處遇預估與介入，處遇過程之抉擇呈現個人價值涉入的情形。

另 Mattison 指出由於缺乏一致的標準進行決策，社工的判斷常基於個 人價值觀(蔡蓮君，2014，頁 17)；McDermott 與 Varley 亦認為社工價 值觀會影響其對服務方法的選擇（蔡蓮君，2014，頁 17）；而 Eiiiot 表 示社工人員專業價值觀顯出高度個別性，可能與其生活經驗相關（引自 黃鈺倫，2000，頁 162）。謝依茹(2008)提及社會工作人員的自由心證，

其中可能投射出自己對家庭的想像，不同工作者之間對風險預估存在差 異性，風險預估過多的自由心證，使得風險預估無法接受外界的檢驗，

或是相同的風險在不同工作者的自由心證中，未必獲得相同的服務。而 社工人員的工作年資對高風險家庭風險預估的影響，呈現在工作者對風 險預估的自信，年資淺者對於風險預估適切性不確定，較願意多加考量

或是相同的風險在不同工作者的自由心證中，未必獲得相同的服務。而 社工人員的工作年資對高風險家庭風險預估的影響，呈現在工作者對風 險預估的自信，年資淺者對於風險預估適切性不確定，較願意多加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