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由媒體中介到社交中介的危機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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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由媒體中介到社交中介的危機傳播
壹、 混和媒體系統
Andrew Chadwick 將現今的媒體環境稱之為「混和媒體系統」（hybrid media system），強調我們應該要將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政治互動，視為相互連結且 彼此依賴的系統（Chadwick, 2013）。Klinger, & Svensson（2015）延伸混和媒體 系統的概念，將大眾媒體的媒體邏輯，提升至社群媒體產生的網絡媒體邏輯，同 時認為傳統的大眾媒體邏輯並沒有因社群媒體盛行而取代，大眾媒體邏輯與網絡 媒體邏輯是並行的。
承上述概念，當今混雜的媒體系統，要研究政治傳播中的行動者、媒體與公 眾的互動，顯然不能各自將其獨立觀之，因此本研究以 Chadwick（2013）混和 媒體系統的概念出發，以網絡媒體邏輯與大眾媒體邏輯並存的新研究取徑，探討 政治傳播的資訊產製過程。
一、政治傳播中的大眾媒體邏輯
Altheide & Snow（1979）修改過去研究將媒體視為刺激／反應的條件，強調 傳播者和受眾／用戶雙方，都採取了媒體邏輯（media logic）再現、解釋各種現 象。他們認為媒體邏輯為一種形式，人們透過它的活動和思想，解釋和採取行動，
並強調媒體邏輯是與不同參與者互動，而非媒體定義真實這種單方向關係。尤其 政治是所有社會體制中最受媒體所影響，且政治會隨著媒體形式轉變而緊密地貼 近，媒體和政治在各種層級與面向當中，是動態互動且複雜的互賴關係
（Strömbäck and Esser, 2009）。Kepplinger（2002）研究發現，德國國會的某些 資訊曝光量越高，國會的決策也會持續增加，顯示媒體報導對政治的重要性。
為了增加媒體版面，政治人物只好遵守媒體論述的戲劇化風格，縮短談話以 及視覺與娛樂形式（Altheide, 2004）。政治人物與媒體形成一種共生關係，新聞 工作有系統地接近強大且資源豐富的機構或人物，例如政府、法院與警局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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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發聲的位置上，擁有定義具備新聞價值的事件並發表其權威性的意見。
有些消息來源甚至可以製造自己的假事件，透過供應資訊津貼（information subsidies）如投書、新聞稿等方式，讓媒體從業人員快速取得資訊，減少採訪等 各項成本，並控制議題設定，來促成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新聞報導（Gandy, 1982）。
在媒體邏輯特殊的規範、規則與過程下，媒體平台中的組織與實踐，逐漸改 變了社會的體制，但影響行動者的同時也被影響。如 Lippmann 所言，共識是可 以被製造出來的，如果政治行為產生的資訊可由人為製造產生，而非客觀的事實，
那麼公共領域將大幅限縮，公民將受制政治行為者的操控（manipulation）。因此，
政治人物不再根據理性論證形成政策，而只能為媒介需求，量身訂作「良好扮相」
且能討好大眾意見的事情，使政治人物的傳播行為變得更人工化，更危及公共領 域的完整性（Kieran, 1998）。
不少學者指出，傳統新聞媒體的新聞價值判斷，是在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競爭（contest）、負面報導（negative coverage）的邏輯下運作，以現有研究來看，
這些也是國內外商業媒體共同的運作邏輯。前英國首相 Tony Blair 常被英國媒體 以肥皂劇的通俗隱喻呈現，除了黨派間的對立外，政治人物間的個人衝突常成為 報導焦點所在，真正的政策考量與辯論反而不再是焦點所在（Van Zoonen, 2003）。
舉英國於 2010 年第一次舉辦首相候選人電視辯論為例，電視台正在播送辯 論的當下，社群媒體就已經同步在討論辯論消息，Twitter 上的訊息重塑了非菁 英行動者在內的各方力量敘事，還原當時複雜的訊息流動情況。Ampofo, Collister, O’Loughlin, & Chadwick（2013）認為，這情況同時是對菁英導向之政治傳播的 一次詰問，政治新聞一向由一小群菁英（政壇與新聞界）互動後，進行規範且嚴 格管控，然而如今新媒體的出現是否有改變這層權力關係並且重塑新聞呢？
2010 年 2 月，英國首相大選投票日前幾週，候選人 Brown 發生「霸凌門」
（Bullygate）事件。英國著名記者 Andrew Rawnsley 出書，其中關於工黨政府的 一段話被英國一家歷史悠久且地位崇高的紙媒 Observer 刊登，內容指出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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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對首相官邸的下屬言語和肢體霸凌。登報後，霸凌門事件成為全球熱門新聞，
登上全英國新聞媒體的頭條、美國媒體如 CNN, Fox, ABC 和 CBS，以及全球上 百家新聞機構的新聞。Chadwick（2011）認為，這事件演變為影響巨大的危機，
不僅因為發佈的時機接近大選，還因為因報導的個人化傾向，直接將他定為人品 有問題的人。後來事情越演越烈，引起 Twitter 公眾和傳統媒體進一步激烈的爭 辯，公眾懷疑 Observer 的指控動機、真實性，甚至還找到了 Brown 沒有霸凌同 事的證據。
新的混和環境對傳統新聞媒體和菁英政治人物，創造了不確定性，過去電視 台、廣播和報紙一直由媒體和政治菁英主導，但政治正逐漸由線上中介，網路正 創造一個更開放和流動的政治機會結構，使公眾能發揮其影響力，並且讓政治人 物和媒體肩負責任。2011 年美國亞利桑納州國會議員遭槍擊事件，美國主要報 紙與電視新聞使用網路上的非官方消息來源，有增多趨勢，像是網路上的使用者 產製內容，被引用的次數便高於線上的官方消息來源，如官網的新聞稿和官方聲 明等（Wigley & Fontenot, 2011）。
二、政治傳播中的網絡媒體邏輯
今日的媒體景觀，因全球化、商業化、媒體集團的集中、媒體擁有權去管制 與數位化而劇烈地改變。社群媒體中介著傳播與社會化，無庸置疑地，社群媒體 平台和移動載具正在改變媒體與傳播景象，越來越多政治行動者逐漸發現社群媒 體的重要性並投入經營，許多政治人物和政黨移民至社群媒體平台。例如 Twitter 扮演獲取政治資訊的頻道，並提供使用者與政治菁英互動的機會，同時也是人們 表達政治信念、交換政治議題的平台（Parmelee & Bichard, 2012）。
Klinger & Svensson（2014）將大眾媒體時代所提出的媒體邏輯，提升至社 群媒體時代的「網絡媒體邏輯（network media logic）」，而網絡媒體邏輯與連結 行動邏輯的意涵不同，連結行動邏輯奠基於數位媒體之上，關注使用者如何組織 與動員抗爭（Bennett & Segerberg, 2012）。網絡則是在一個系統中，節點（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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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連結的集合（Van Dijk, 2006, pp. 24），流動與彈性地運作（Bruns, 2008）。網 絡已經成為社會的社交形態，從生產過程到個人經驗、權力與文化都是影響範圍
（Castells, 2000, pp. 519）。同樣的，Van Dijk（2006, pp. 23）指出網絡已成為我 們社會的神經系統，我們可以期待網絡影響我們全部的社交與個人的生活。
Klinger & Svensson（2014）因而認為，能以「網絡」標誌出新的媒體邏輯。
社群媒體平台如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等，已經改變新聞和資訊 產製的方式，可由兩個實踐上的轉變看出。第一，是公民記者的出現。Castells
（2008）提及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概念，傳播的網絡為多 對多，訊息在一個多元模式的傳播形式中散佈與接收，超越大眾媒體有時甚至跳 脫政府控制，重組了公共領域。且公眾相較於大眾媒體記者，比較不會被成本、
時間和編輯流程所限制，允許更迅速、更頻繁和延伸的大眾傳布內容。當內容產 製者和內容消費者的角色聚合，意味著「資訊產製」的邏輯和「媒體使用」交織 在一起，這些進展被稱為生產性使用者（produsage）（Bruns, 2008）。
第二，專業的新聞記者也逐漸利用社群媒體上的活動，成為新聞產製的來源。
調查結果顯示，高達七成的英國記者透過 Twitter 取得新聞的消息來源（CISION, 2011）。國內學者楊意菁（2015），以問卷調查一百多位記者，近九成新聞記者曾 經引用網路上的資訊，台灣記者使用網路上的資訊已成為常態。
三、混合媒體系統相關案例
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的政治互動，已被 Jungherr（2014）證實的確相互連結 且彼此依賴。研究應用「混和媒體系統」概念，以 2009 年德國聯邦選舉為個案，
探討 twitter 貼文是否仍遵循傳統媒體邏輯，抑或呈現網路政治溝通的特有邏輯。
研究發現不同媒體平台都會大幅的受到事件的影響（event sensitive），Twitter 相 關討論高峰出現在媒體事件之後，可視為公眾對這些媒體事件意義的討論與協商，
「一旦媒體事件建立了一個政治事實後，Twitter 使用者便開始以較之過去更為 強烈的態勢評論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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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Twitter 上關於某事件的評論，會跟著傳統新聞媒體評論的增加 而相應增加。這些內容會包含主觀觀察、意見以及情緒性的評論，不僅能看到傳 統的政治行動者，也能看到非傳統政治行動者與新黨派的支持者使用 Twitter 動 員民眾。Jungherr 也發現，Twitter 上熱門的轉推文章呈現出混和的媒體邏輯，大 眾媒體邏輯依然存在的證據有三個：第一，被轉推的熱門文章反映出傳統新聞價 值，如個人化（personalization）以及競爭（contest），內容關於政治人物的評論 以及記者的表現，或評估誰在辯論中勝出。第二，民調相關內容，也就是傳統賽 馬式報導（horserace coverage）同樣在線上討論中出現。第三，貼文常引用候選 人的聲明，雖然大多數時候引用的目的，在於挑戰其主張的有效性。
除了傳統媒體邏輯外，推文也展現出網絡媒體邏輯：第一，海盜黨利用 hashtag 以及動員的使用模式，呈現出新的政治行動者試圖利用熱門 hashtag 吸引 注意力，進而傳散自身政治主張、突顯其他議題。第二，多數在電視辯論期間引 用候選人發言的貼文目的在於與政治人物的主張進行對抗，此時 Twitter 提供了 一般使用者以及反對陣營的政治行動者一個機會，得以對抗掌權政治人物的論述
除了傳統媒體邏輯外，推文也展現出網絡媒體邏輯：第一，海盜黨利用 hashtag 以及動員的使用模式，呈現出新的政治行動者試圖利用熱門 hashtag 吸引 注意力，進而傳散自身政治主張、突顯其他議題。第二，多數在電視辯論期間引 用候選人發言的貼文目的在於與政治人物的主張進行對抗，此時 Twitter 提供了 一般使用者以及反對陣營的政治行動者一個機會，得以對抗掌權政治人物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