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當代中國的體育與娛樂
Tony Schirato（2007）表示運動的領域雖然以商業為核心，但在探討運動與玩眾意向之間 的關係可以體認「運動終究也只是在玩樂的一群人」（何哲欣譯，2009：5）。J. Huizinga（1938）
指出遊戲出自一種經驗樂趣與享受的動物本能。遊戲的功能與必要性眾說紛紜，綜述之，遊
http://www.zgdsw.org.cn/BIG5/n1/2017/1227/c244522-29731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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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彌青（2007）指出中國體育社會功能會隨著時代的需要而轉變和延伸，中國順應【表
1】所示新中國、新時期乃至新時代的發展，體育實質上的發展從經濟、政治的工具轉向「文 化回歸」。過去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增強人民勞動力素質為體育發展的重點。為了在世界 競技場上顯現國族力量，致力於政治需要發展體育事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資訊化社 會，人們的閒暇時間增多、可支配收入增加，體育成為健康生活的社會需求、回歸到體驗休 閒和快樂，滿足精神以及日常生活的壓抑情感宣洩之管道。體育的休閒娛樂功能藉著體育競 賽、大眾健身、媒體轉播等等，促進和諧社會、體育產業與人格身心健全的發展。
一、新中國到新時期的概況
胡小明（2005）表示西方體育所提倡「休息是為了更好地工作」的工具理性思維，在新 中國時期認為是十分奢侈的事。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新時期的中國為了實踐建設和諧社會，
體育進入休閒娛樂，成為小康生活品質的標誌。
也在此時期，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重新調整，體育與文化和娛樂業組成「文化、體育和娛 樂業」，體育正式從政治工具轉向娛樂載體，從追求最高競技運動成就的領域轉向職業體育領 域發展，以「娛樂大眾」作為經營分針。在社會轉型之下，王大中、陳鵬（2004）以傳播學 理論解讀新時期體育的發展，即在於進入資訊化社會後，大眾接收體育資訊的渠道以大眾傳 播媒介為主，使人們對於體育賽事的關注，將其視為一種娛樂形式，觀看賽事是滿足自身的 娛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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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經濟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在娛樂上的消費力益也隨之提高，進而促使大眾對生 活品質的追求（姜忠生，2012）。王志威（2006）認為競技體育太過政治化，作為一種政治工 具離不開政府、政綱的控制，然而體育休閒娛樂的推動亦直接關係政府的政策和行為，政府 具備法律管制、財政調節、公共設施建設的功能，應借鏡西方制度找到符合中國文化、國情 的體育娛樂制度。姜忠生（2012）提出中國的競技體育並非缺乏觀眾，而是缺少市場化、商 業化、吸引觀眾參與的手段。亦提到政府在開拓市場化發展的主導地位，是影響競技體育職 業化、市場化發展的因素。
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之後，一連串以體育為內容的電視娛樂節目搶佔市場，即是政府、
政治影響電視節目產製、推動體育娛樂市場化的成果。張婉、李曉東（2017）指出體育娛樂 節目的發展不只促進電視節目的多樣化與體育市場化，借助大眾媒介傳播給社會大眾的更是 體現體育文化的價值規範體系。藉由體育娛樂節目寓教於樂的功能，樹立正確體育價值觀、
弘揚努力拼搏、團結協作的體育精神，同時也助於推廣運動項目、開創體育物質文化、體育 制度文化的發展，帶動體育用品的銷售、引領全民健身的風氣。
二、新時期體育市場化到新時代體育娛樂化
體育走入市場化，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體育與電視結合，共創的結果帶 來無限商機。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將奧運從政府行為轉向商業機制時，其中重要的收入來源 即是電視轉播權，使國際奧委會得以從瀕臨破產轉為富裕組織。另一例子是美國 NBA（全國 籃球協會），在 1970 年代曾經負債累累，直到成立媒體傳播部門，電視轉播權佔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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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NBA 雖為籃球競技體育的項目，實際上主打「娛樂牌」，讓觀眾成為體育賽事的主 體，使之投身於 NBA 所營造的籃球活動之中，進而創造商業利益（陳德林，2006）。
由上述可見，體育走入市場化，與大眾傳播媒介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包括體育賽事的冠 名、贊助，體育明星的代言，體育俱樂部、專業經紀人的出現，無疑地顯露體育市場化後，
進入大眾傳播之中帶來的商業利益（王大中、張爽，2014）。
而在中國的媒體文化之下，劉慧玲（2013）指出中國媒體在報導體育運動相關的新聞時，
媒體重視輿論引導、政治宣傳的作用，而降低了報導的可讀性。在當代西方媒體以商業主義 表達體育賽事的場面、廣告傳宣、主流價值觀、產品機制等媒體文化，以娛樂塑造國際體育 明星，使用客觀性報導手法將國族、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隱含於戲劇性的媒體展演中，政治 宣傳的手法是以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方式，透過製造主導符號引發大眾相應的思維與行動模 式。相較於中國媒體重視宣傳對於輿論導向的作用，政治宣傳意味較濃，在運動員方面則採 全面控制，認為運動員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因此其生活與商業行為應受國家所控制，並乘載 著民族、種族、意識形態等議題。由此可見，在西方與中國對於體育與運動員的操作手法有 著顯著的差異。
自從 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之後，體育藉由大眾傳媒與社會大眾互動，拉近運動員與大眾 的距離。在大眾媒介的作用下，伴隨著體育娛樂化出現「體育場的劇場化」、「運動員的演員 化」的現象。體育競技從過去注重輸贏，到現在多了表演的成分，使體育場不再只是競技場 域，而是具有娛樂性質的「舞台」，運動員不再只是對勝利感到渴望，更是希望獲得觀眾的認 可（王大中、陳鵬，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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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媒體政治宣傳的目的與娛樂化的趨勢，新時代中國的電視體育娛樂節目的發展原則 仍然遵循《全民健身計畫綱要》的指導方針。根據社會大眾感興趣的內容打造滿足大眾健身 娛樂需求之節目。以及根據娛樂體驗、社會效益兩原則，在電視體育娛樂節目中彰顯娛樂元 素，使競技體育受到關注，並考慮節目內容的設計對社會的影響，引導社會輿論、宣傳健康 的價值觀（杜嘯，2017）。
從新中國、新時期乃至新時代的中國，體育的功能定位一直存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命題，新時代的中國體育仍然在體現「中國夢」的前提之下，將國家形象、國家發展、民 族精神與體育相連（韓會君、黃曉春，2017）。然而，新時代中國的體育娛樂化，成為新的生 活方式之詮釋，是一種思想狀態、生活態度與價值觀的呈現，體育迷亦從在旁觀戰轉向親自 體驗，享受體育帶來的快樂（姜忠生，2012）。
三、小結
根據上述，本節以新中國、新時期至新時代為分期，探討中國體育在社會的轉型之下，
休閒娛樂與體育的結合受到經濟發展、社會與文化價值觀、政治指導、科技與傳播技術之影 響。從體育功能定位的轉變發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成「中國夢」歷史使命的 前提下，體育被賦予政治宣傳的功能一直存在著。新中國甫建權，以舉國體制致力於競技體 育的發展，藉由體育在國際上展露頭角，無疑地體育是一種政治工具。
新時期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淡化體育作為一種政治工具 的用途，甚至將體育與文化、娛樂組成「文化、體育和娛樂業」，試圖轉向「娛樂大眾」，以 文化價值取向實踐體育精神。這個時期促使體育走入市場化，為下一個階段奠定基礎。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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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承續「全民健身」的政策方針，以娛樂體驗原則彰顯娛樂元素帶給受眾的美感體驗、
享受娛樂與體育帶來的快樂，同時不忘社會效益原則，引導社會輿論、宣傳健康的價值觀亦 融入節目之中。
從上述可知，無論在哪個分期，不同的研究都指向強調政府政策的作用力與大眾傳媒的 中介之重要性。從電視節目觀察當代中國的體育與娛樂，可以依照體育娛樂電視節目的本質，
將節目定義為以「電視為載體、體育為內容、娛樂為目的」（張婉、李曉東，2017：2）的製 作方式。藉由電視為媒介，試圖在受眾體驗娛樂的情境之下，傳遞體育精神，對體育項目有 基礎認知，進而達到「全民健身」的政策宣導。
體育與政治自古以來便是密不可分，透過體育賽事進行政治角力的情況至今仍然存在；
體育賽場的儀式充滿著國族主義的體現，使體育的「均衡發展」在政治的洪流之下難以看見。
在新時代中國雖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之下，逐漸淡化體育作為一種政治工具，轉向 以文化價值取向實踐體育精神，但是體育承載著傳遞國族意識的功用、媒體作為傳播訊息的 中介，體育類綜藝節目即使在娛樂化的包裝之下，政治宣傳的意味仍然可以看見。因此，接 續兩節將探討國族主義的意涵與體育國族主義，以及電視體育綜藝節目與敘事傳播，以了解 體育為什麼具有傳遞國族意識的功用，而電視傳媒作為一種中介，如何傳播國族意識的訊息 給予社會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