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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視綜藝節目制度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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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首先探討中國大陸的「電視綜藝節目」制度與類型,聚焦體育類綜藝節目之 源起與相關概念,以及其在大眾媒介中體育與娛樂之間的交互作用,藉以了解綜藝節目、體 育娛樂化的現象。第二節「體育政策」目的在了解中國體育體制的歷程演變,整理自 1949 年 建政以來,體育政策的演進過程與國家社會背景之間的關聯,再進一步了解體育政策與電視 綜藝節目的發展之關係。第三節「當代中國的體育與娛樂」主要從中國社會轉型的情境下,

了解體育與娛樂的結合如何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第四節「國族主義」探討國族主義的意涵 與體育國族主義的意義,及中國不同時期的社會情境,國族政策與體育的演進過程。第五節

「敘事傳播」則是了解傳播工作者如何運用敘事的方式,透過電視媒介並運用不同媒材傳遞 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給社會大眾。

第一節 電視綜藝節目制度與類型

本節首先介紹中國大陸電視制度的分期,解釋電視傳媒自 1958 年以來的發展如何快速成 為社會受眾最廣、影響力最大、傳播速度最快捷的文化載體(李嵐,2004:1),進而探討電 視綜藝節目的形式與發展,並聚焦於體育類綜藝節目的興起背景與相關概念。最後藉由體育 綜藝節目的娛樂化研究,整合電視傳媒中體育與娛樂之間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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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李嵐(2004),大眾傳播系統受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影響和制約,其中電視傳媒具 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能影響、控制著社會發展,而電視傳媒的社會控制能力是源自社會對 電視控制的過程。由此可知,電視傳媒與社會發展是雙向互動的過程。

因此,在探討中國綜藝節目的類型之前,需首先了解中國電視制度的變遷,了解電視媒 介與其他系統(如社會、政治系統)之間的交互關係,以備在進入電視綜藝節目類型的範疇 中,進一步梳理體育類綜藝節目的興起背景。

一、中國大陸電視制度

宋蕾(2008:1-25)和范劍文(2008)皆認同北京大學錢蔚博士的論文《政治、市場與 電視制度》(2002)中對中國電視制度的分期,該文以 1978 年開革開放為界,將中國電視制 度分為兩個時期進行論述。

(一)1978 年以前

中國電視誕生於 1958 年 5 月,當時的北京電視台(即今日的中央電視台)被賦予宣傳政 治、傳播知識和充實群眾文化生活的任務。此時的傳媒性質被界定在最高領導人的指令和中 共中央有關文件中。電視台在經濟方面實行計劃經濟,政治上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全 民政治化時代。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高度統一、集中管理的制度下,電視傳媒制 度的特性亦是「高度集權、結構單一」的情形。

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以前,電視台充分體現傳媒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具 之定位,財政制度以中央供給制為主,加強中央對廣電事業統一管理的思想,廣電事業皆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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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營。雖有分層放行各行政區自主權,仍缺乏獨立自主的各級電視台,並且形成「雙重 領導」的管理模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實行軍事管制,電視媒介喪失社會和文化功能,僅剩政治 宣傳的單一功能。直到 1970 年代,科技技術的發展促使中共中央開辦全國電視新聞聯播節目,

以及彩色電視、衛星電視開始起步與應用,使得電視媒介重新獲得發展。

(二)1978 年以後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整 個社會進行改革,促使中國從傳統、封閉的社會轉向現代、開放的社會。中國電視制度也在 市場經濟的推動下,電視產業經營制度得以從廣告主、受眾與消費者、商品中獲得營收,節 目能依據市場需求製作,電視台可以進行多角化的經營,中國廣電總局提出實施集團化政策。

經濟結構的改變使廣電行業得以組織經營公司,進入證券市場運營。

1999 年整合網路與推廣數位電視,豐富民眾的生活、刺激文化消費、改變電視營收結構,

並且推行對外開放、對外合作政策,對民間資本、境外資本採取開放政策。進入二十一世紀,

中國開始重視文化領域的改革。2006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 以及 2007 年召開十七大會議中,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兩者同樣暗示著文化領域 改革的決策(范劍文,2008)。

自 1958 年建立第一家電視台之後,電視傳媒發展為文化領域內對人們生活影響最大的媒 介,電視制度隨著社會的改革也不斷在轉變。從上述可歸結出兩個促使電視制度改變的因素:

一是政治制度的鬆綁,二是經濟市場化。在這兩個因素的促成下,人民在物質上、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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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普遍富裕,精神上也逐漸放鬆,大眾對文化娛樂生活的渴望因應而生,大眾文化、大眾娛 樂的出現與發展成為媒介配制內容的助力,使媒介從意識形態轉向商業化發展的文化(宋蕾,

2008:32)。

二、中國電視綜藝節目

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興起乃源自大眾娛樂的文化背景,在 1980 年代人民節慶活動、節假 日的時刻,電視綜藝集結各種短小精悍的文藝表演於一體,如音樂、歌舞、戲劇小品、猜謎 問答、笑話、雜技、遊戲等等。根據節目內容的需求進行編排與組合,使節目生動活潑、富 含趣味性,具有「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特點(鍾藝兵主編,1994:514-515)。

在二十一世紀之前,綜藝節目的創作仍以「弘揚傳統文化、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必 須加強節目內容的地方性,地方電視台應掌握當地文化的背景與受眾審美習慣,集結娛樂、

審美、教育、欣賞等功能。並從三方面落實綜藝節目的創作責任:

(一)屏幕意識:節目應注重屏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即觀眾對信息的反饋)和電視特 色,根據國情、民情、觀眾意願、社會承受力辦節目。透過節目的時代感、現場感和參與感,

反映時代精神與風貌,藉以鼓舞人們建設新生活的信心。

(二)觀眾意識:節目應視觀眾為上帝,滿足多層次觀眾的需求。節目內容力求健康、

歡樂的氣氛,品味和格調要樸實、高雅。

(三)文化意識:電視作為社會文化的窗口,每個節目背後都應隱藏著深沈的文化意識,

使觀眾在藝術的審美歡愉中,潛移默化地接受更深層的文化薰陶。因此電視節目對當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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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觀念與精神有著重要的影響。娛樂功能更是要在綜藝節目中發揮 寓教於樂的作用,使教育意涵在無形之中滲透給觀眾(鍾藝兵,1994:514)。

張國濤(2005)認為中國綜藝節目歷經了四個浪潮,產生四種類型,(一)表演類:明星 加上才藝表演;(二)遊戲類:明星加上遊戲;(三)益智類:遊戲加上知識;(四)真人秀:

平民加上秀(Show)。電視綜藝從傳統表演美學重視電視文藝的視聽藝術,在市場經濟之下,

民眾開始有了本體意識的自覺,使節目「從功能到本體」追求娛樂價值、觀賞心理的解放。

隨後強調寓教於樂、雅俗共賞,以「家庭夢想」、「公益熱情」為訴求,具有教育意義的益智 遊戲類節目。近年來,節目內容則回歸中國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社會價值觀念、生活方 式等重新設計,並設置海選,給予觀眾選擇權,觀眾可決定節目內容,以「低門檻」、「原生 態」落實全民娛樂的思想,創造一種平民化、互動性高的節目形式。

綜合上述可見,中國電視節目從單一性、傳統性的文藝類節目,走向豐富多元、多樣性 的綜藝類,主要動因是市場需求變動、制度環境變革、技術進步,促使中國傳媒制度與內容 的改變(易旭明,2014)。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常生活的豐富,使綜藝 節目也隨之多元化。

蘇雅凡(2012)指出電視綜藝節目走向多元化體現在專業化、通俗化與平民化、以及社 會化三方面上。透過專業化的編排與配置,提高節目製作主題、形式、內容、風格的評價,

同時也加入通俗、平民的表演元素,加強節目的歡樂、愉悅氛圍,並且藉由節目推進社會文 化的發展與交流,講求經濟利益的追求,以達社會化的目的。然而,在節目多元化的發展下,

逐漸衍生出「低俗化」的問題。2011 年中國廣電總局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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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節目管理的意見》中,盼省級電視台製作節目的本質回歸反映與監督社會和引領與傳承文 化的工作。

徐舫州、徐帆(2008)指出電視綜藝節目的社會功能體現在三個面向,首先是電視節目 作為一種大眾性娛樂、欣賞平台,在一天中的閒暇時刻,電視綜藝發揮社會解壓、個人消遣 的社會功能。再者,電視媒介具有聯繫政府與民間的「橋樑作用」,中國藉由電視綜藝節目來 完成潛在的「培育作用」,在節目的表達與展示背後,具有形塑民主參與意識的社會功能。最 後,在於體現經濟效益(樂看)與社會效益(宣教)的一種和諧與平衡,以「寓教於樂」的 形式達到引導與凝聚主流價值觀的社會功能。

何志武、張潔(2015:66)認為電視綜藝節目在媒體、政府、資本三方的協和下,構成 了一種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18,意指「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 生活方式、並將當代社會中的衝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此媒體奇觀現象催生 了名人文化、娛樂經濟,藉由熱播的綜藝節目與熱點事件,引發社會心理膜拜和模仿,刺激 消費與推銷,麻醉緩解大眾的現實疼痛感與生活壓力。以 2013 年為例,電視綜藝節目的播出

何志武、張潔(2015:66)認為電視綜藝節目在媒體、政府、資本三方的協和下,構成 了一種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18,意指「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 生活方式、並將當代社會中的衝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此媒體奇觀現象催生 了名人文化、娛樂經濟,藉由熱播的綜藝節目與熱點事件,引發社會心理膜拜和模仿,刺激 消費與推銷,麻醉緩解大眾的現實疼痛感與生活壓力。以 2013 年為例,電視綜藝節目的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