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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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文獻探討

壹、媒體產業的文化勞動與製作人相關文獻探討

過去，國內相關文獻產出，大部分以政經體制與媒體生態的關係、媒體生態 與組織的關係及個人在產業或組織中的生存模式為研究方向，且研究主體皆傾向 被動及消極；惟針對個人面對環境時的心態轉折（消極轉積極或積極轉消極）及 自主選擇的心智活動研究，相對較少，研究議題與本研究較相近者有林富美

（2006）《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探討》及傅明雅（2006）

《TVBS 電視台員工勞動過程之分析》；而這兩份研究傾向聚焦於媒體產業的文 化探討，在本節，就先就媒體產業的文化勞動相關文獻來探討，再來介紹與製作 人相關之文獻資料。

一、媒體產業的文化勞動探討

作為文化勞動者其勞動範圍一向模糊難被界定，通常文化勞動者一面得從事

「物質性的符號生產勞動」，一面又得提供「意識性的生產勞動」（蒯光武、羅琦 文，2013），所謂「物質性的符號生產勞動」指的是實際的生產成品，如新聞記 者的文字稿、攝影師的照片、編劇的劇本、製作人的節目完成檔（帶）．．．等；

而「意識性的生產勞動」指的是思考或創意時所付出的勞動，如記者產生文字稿 前的採訪及構思、攝影師攝影時的構圖意象、劇本產出前編劇的企畫及構念、節 目檔（帶）產出前的內容創作．．．等。

林富美（2003）提出有異於一般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生產方式，文化工作者 擁有的專業知識、人脈、個人聲望皆為勞動者個人特徵，屬他的基本生產工具，

這些特徵很難像一般勞工一樣輕易被剝奪與異化；在《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名 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探討》（林富美，2006）一文中，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了記 者變名嘴後，其專業及成為名聲之護身符，而工作場域的變身，也導致了不同的 生存心態的轉變或再生，名聲可能為名嘴帶來政脈、名脈與錢脈，這正是文化資 本轉象徵資本，再經由象徵資本轉為經濟資本的最佳表徵。

如同現下明星電視製作人般，曾經是在製作團隊中默默無名的文化勞動者，

當由生手轉變為熟手，再從熟手努力成為專家，文化勞動者因其天賦及努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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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為專家的熟成時期也隨之不同，當專業為其帶來名聲後，其在所處場域中，

轉換各項資本的能力也隨之增強，在媒體產業越發達的年代，這種媒體產業文化 勞動發展軌跡的能見度就越高，也越容易為普羅大眾所關注及追求，換句話說，

也因此為產業吸引到更多新進的工作者。

然而，傅明雅（2006）提出了文化勞動者的另一個生命觀，同處於媒體產業 電視圈場域的記者，在電視台的大體制下，每每得周旋於同事與上級之間，必須 不斷的面對彼此的認同與衝突，記者不是得選擇出走（離職），就是得產生「同 意」的工作心態，對於場域中的鬥爭歸順或臣服。

相較於兩篇同樣描述著文化勞動的深度訪談研究，當記者成為名嘴後顯然在 其工作場域中可以獲得更多的選擇性及自主性，而默默在電視台工作的記者就顯 得消極於被動了，然而，這是業界常態還是個案？由於此類專精探討媒體產業工 作者的心智發展與轉折的研究不多，須待後續更多研究來佐證。

黃義書 （2004）以新聞產製場域中的攝影記者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專業 權力及生存心態，並以「權力取向」的途徑來研究「專業」，發現攝影記者在媒 體環境中的弱勢，由於在職場上尚未取得權力、威望和足夠的工作自主權，在新 聞室中，多半為接受命令者，為權力結構的最下層；羅文輝（1998）提出，在權 力取向者眼中，職業世界是爭取權利、威望及自主權的戰場，擁有自主權才能在 職業世界中獲得最大的社會及經濟利益。而本研究的研究主體-製作人，在所謂 電視圈結構中，屬於權力結構的上層階級，當然與其專業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而攝影記者必定也有其攝影專業性，但卻無法憑藉其取得職場權力，這點恐與 其專業性是否被權威（象徵性資本）認可的程度有關，而製作人在努力過程中，

如何受到認可而取得工作場域中的權力，也是本研究後續將提及的重點之一。

其他更多相關於文化勞動者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報社記者的探討，其中又 以記者的勞動條件與工會發展困境為主，如劉昌德（2008） 《大媒體，小記者：

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黃國甦（2010）《台灣新聞工作 者的偶發行動研究:以《民生報》為例》．．．等；另外，還有如林信昌、臧國仁

（2000）《新聞從業人員之工作倦怠現象—以台北市平面媒體路線記者為例》、蒯 光武、羅琦文（2013）《難以言喻的工作寫照：以隱喻抽取技術探索報社攝影記 者的心理範式與價值共識》等研究，這些研究幾乎皆是以環境變遷來探討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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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壓力或是工作認知，把環境變遷設為主體如何改變勞動者作為研究主旨，

勞動者在研究中處於被動立場，此類研究與本研究主旨看似相似，其實在研究主 體上，分別站在相對立場，本研究是以勞動者具有其程度上的主動性及自主性為 出發點來研究。

關於電視工作者的探討，絕大部分也是以新聞記者為主，如高政義（2007）

《衛星新聞台駐地記者勞動過程研究─控制與回應》，主要是探索勞動過程中，

媒體組織的新聞產製結構對駐地記者的控制，及其回應方式所形成的場域文化；

與王政慧（2011）《記者團隊之衝突效能－合作性衝突之再議》，探討的是電視記 者團隊任務互賴對個人績效。

二、製作人相關文獻探討

在過去的研究中，甚少發現單純針對製作人之整體工作歷程及心境轉變做出 之研究，郭東益（2004）《以製片角度談電影產製:從好萊塢製片人與美國商業電 影談起》一文雖然並非以電視製作人為討論中心，但在文化創意與商業思維之下 集體產生的電影作品，必須透過製作人在核心位置下運籌帷幄，才能在純分工化 的電影產業及市場中完成產製及流通等各階段的觀念。

在其他相關產業文獻中也可找出對製作人一職之角色、意義或價值的簡單描 述，如章世政（2010）《兩岸合拍電視劇創業財務策略之研究》，此研究旨在探求 影響兩岸合拍電視劇融資的因素及其如何影響製作人制定財務策略； 簡旭伶

（2011）《兩岸電視劇合拍對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影響》，探討台灣和中國電視劇產 業合作狀況，以及深入理解從戒嚴初期至今，兩岸電視劇交流無論是法規或產業 的變化對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和創作自主的影響；康育萍（2013）《集體 北上—中港合製電影中的文化勞動分工:以 CEPA 為分界》，此論文主要探討中國 大陸、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間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簡稱 CEPA）後，

中、港合製電影投資、產製、發行、映演分工與勞動變化；賴以瑄（2011）《國 家、無線電視台、製作人:台灣電視戲劇節目跨國生產的形成（1989-1992）》，此 研究以彈性積累與跨國主義等理論分析國家、無線電視台、製作人的關係來理解 1980 年代末台灣電視戲劇節目跨國生產。上述研究都是以產業及大環境的變遷 或轉移對電視或電影工作者造成影響為主，但因討論主體或多或少都牽涉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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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因此，對於製作人工作也能在其中找到些許陳述。

貳、工作投入相關文獻

侯曜秦（2012）曾針對賦權和工作投入作出研究，文中轉引了 Lawler & Hall

（1970）對於工作投入所做出的定義，認為工作投入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一 為個人認同其工作的程度，這與所謂清教徒的工作倫理（Protestant work ethic）

很相似，不管外在工作環境如何，都認為工作投入是個人對功罪的道德感與責任 心；另一個概念為內生的激勵，就是當工作能提供個人滿足感、歸屬感及自尊時，

個人就會有高度的工作投入。這裡所指工作投入的兩個概念，與本研究企圖要探 究的電視製作人之工作心態有相當契合及緊密的關聯性，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之一 即在探討為何在工作條件不優及勞酬不均的環境下，製作人仍堅持努力，而沒有 選擇轉換跑道，而清教徒的工作倫理觀就是本研究鎖定的初步探究方向。

根據林俊瑩 （2010） 以中小學教師與其他教師作為比較對象的研究指出，

發現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與離職意圖確實與工作者本身所從事工作的特質有著 很高的關聯性。而所謂工作特質指的是所有工作的相關因素，無論是職業的名 聲、自主性、例行性、工作環境、人際關係、工作酬賞，以及由工作而得來的自 我實現…等，都是工作特質的範疇（黃毅志，1998）

談到組織承諾，大部分集中為人力資源或者經營管理領域，並且通常與員工 對組織或企業的忠誠度分析所屬同一個討論範疇，以本文的研究視野來觀看，我 們可以把電視製作的工作場域也看作為一個大組織，為什麼電視人會對這個組織 不離不棄（忠誠度）？是個人本身的工作觀使然，還是場域的習態在無形之中教 育或灌輸了媒體工作者什麼？還是這個組織給了他們甚麼承諾？一般認為組織 承 諾 包 含 了 情 感 承 諾 （ affective commitment ）、 持 續 的 承 諾 （ continuance commitment）、規範的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 （Meyer & Allen， 1991）

等幾個方面，而組織承諾又與所謂的員工心理契約概念重疊且相似，兩者都存在

等幾個方面，而組織承諾又與所謂的員工心理契約概念重疊且相似，兩者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