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的史學傳統甚為豐富，而此傳統承前啟後的關鍵之一則是《史記》。西漢初，
各國的歷史紀錄大致已亡佚或被秦始皇及項羽燒滅。雖然有少數的歷史著作得以保留 下來，然而其記載範圍和內容相當狹小。這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編纂《史記》可遇 而不可求的良機。司馬遷繼承父業，竭盡一生的氣力編纂華夏 2500 年的歷史，自黃帝 迄漢武帝的主要歷史人物與事件都得以記錄下來。1《史記》成書後，對後世各朝的正 史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僅為中國第一部通史，更居於廿五史之首。
雖然《史記》如今有著如此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無數的學者用以瞭解上古時代 的主要媒介之一，然而這一切未必是司馬遷原先編纂《史記》的目的。其實，自《史 記》問世迄今，無論是其書名或學者對其性質的瞭解，均已產生變化。以下略論這幾 種解讀產生的發展過程。
一、司馬談撰史之志
編纂《史記》本為司馬談的宏志。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引其父之說曰：「今漢 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
1 即使司馬談父子二人對《史記》的編纂都有所貢獻，關於《史記》中的篇章何者為司馬談所寫，學者 歷來看法不一。除非所引論之篇章絕不可能成於司馬遷之手，否則本文將用「司馬遷」來概括《史記》
的編纂者。
余甚懼焉，汝其念哉！」1由此可知，司馬談原先的構思乃是撰寫史文，使得這段歷史 得以記錄下來。然而，司馬談在完成其著作前不幸逝世。司馬遷繼承父業，亦繼承父 志，其云：「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2因此，司馬遷任太史之官，繼續完成其父未完的著史事業。這是第一個層面。
二、成一家之言
除了撰史的目的外，司馬遷在〈報任安書〉提到藉由《史記》他「欲以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3〈自序〉亦云：「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 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4 因此，成一家之言的大志是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究天人之際，通古 今之變」的基礎上達到的。此一目的雖然不知是否始於司馬談，抑為司馬遷的想法，
但司馬遷在〈自序〉明言「繼《春秋》」是本自司馬談之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 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1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130，頁 3295。
2 同上註，頁 3299。
3 錢穆對此二句的解釋頗得遷意：「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 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而在人事中則還要『通古今之變』——怎麼 從古代直變到近代，中間應有個血脈貫通。」錢氏又言：「在〈太史公自序〉裡只說『厥協六經異傳，
整齊百家雜語』，此兩句話十二個字，其實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國的學術分野：一個是王官 之學，就是六經；一個則是百家之言。在六經中也就有各種講法，如《春秋》有《公羊》、《穀梁》、《左 傳》。他著《史記》，要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以前整個 學術之各部門，要來辨其異同，編排起來，而從此中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錢穆：《中 國史學名著》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1980 年）頁 92－93。）
4 《史記》，頁 3320。
《詩》、《書》、《禮》、《樂》之際？』」1而從某種角度可說，《春秋》在司馬遷的心目中，
相當於司馬談對道家的看法——司馬遷在〈自序〉先記錄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說 明六家之中，道家的治國方式最能見效，進而論析六藝，主張六藝中《春秋》最適合 用以治國，故在撰史的基礎上，《史記》即司馬氏父子的「一家之言」，以繼《春秋》
之精神，說明應當以德治與禮治治國，才能帶來太平盛世。這是理解《史記》的第二 個層面。
三、司馬遷發憤著書的問題
解讀《史記》的另一個層面乃「發憤著書」之說。「發憤」一詞在〈太史公自序〉
凡二見。其一是司馬遷論述其父的死亡：「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2雖然「憤」有「憤懣」、「憤恨」二種意思，然而如曾令 愉所云：「司馬遷在此特別言其父是『發憤而卒』，但是我們從前文所引述的司馬談遺 言中，看到更多的是『遺憾』而不是『憤恨』。」3另一為司馬遷論其受宮刑一事：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 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 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
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
1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396。
2 《史記》，卷 130，頁 3295。逯耀東提出，雖然司馬談配合武帝籌備封禪儀禮，但由於諸儒生始終無 法達成共識，武帝又有方士的意見可參考，故「上絀（徐）偃、（周）霸，而盡罷諸儒不用。」而司馬 談很可能即包括在內，因此才「留滞周南。」（詳見氏著：《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 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頁 198－205。）
3 曾令愉：〈「太史公」之敘事自覺──解讀司馬遷「發憤著書」說〉，《中國文學研究》，第 34 期（2012 年 7 月），頁 49。
以來，至於麟止。1
這段文字沒有將其下獄的經過敘述得很清楚，但參照〈報任安書〉則可知司馬遷在下 獄時體驗到的侮辱與自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2司馬 遷在獄中頗長的時間，李長之認為是兩年，3袁傳璋則認為是三年。4下獄及後來遭受 腐刑無疑對他而言是極大的打擊，導致其沉鬱良久，為自己不孝的行為深感羞恥。唯 有深思往日聖賢亦曾經歷「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的相同逆境，這才得以解脫其 憂鬱，重新振作起來。他在〈報任安書〉中進一步說明他所效法的模範：「及如左丘明 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5這痛苦的經驗 使其將許多真情注入了《史記》，故李長之云：「大概自從李陵案以後，司馬遷特別曉 得了人世的艱辛，特別有寒心的地方，也特別有刺心的地方，使他對於人生可以認識 得更深一層，使他的精神更娟潔，更峻峭，更濃烈，更鬱勃，而更纏綿了！」6
這種慘痛的經驗無疑對《史記》的撰寫有著直接的影響，司馬遷編纂《史記》，既 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又是「論書策以舒其憤」，因此其 記載必定存在著一種矛盾的衝突。正因著這種矛盾的形態，吳汝煜曾提出《史記》的 寫作目的原先乃在為社會上的傑出人士立傳，但後來因身心受重創，便改為揭露武帝 與群臣黑暗的一面，7而日本學者佐藤武敏從其心理的轉變切入，探究李陵案之後司馬 遷撰寫了那些篇章，得出有〈老子韓非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伍子胥列傳〉等四
1 《史記》，卷 130，頁 3300。
2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62，頁 2733。有關〈報任安書〉的寫作年代、
目的等，可參見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臺大歷史學報》，第 26 期（2000 年 12 月），頁 151－205。
3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1997 年），頁 132－133。
4 袁傳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4。
5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62，頁 2735。
6 李長之，也 136。
7 吳汝煜：《史記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 年），頁 175。
十四篇，因其均有著明顯「直筆」的書寫風格。1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表現是否如吳、佐 藤二氏所言有如此大的轉折，仍有討論的空間。然而正因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曾 論及其發憤著書的經過，這即瞭解《史記》性質的第三個層面。
四、史學領域的興起
由於《史記》成書與西漢之末相隔約百年左右，西漢末、東漢初有學者認為《史 記》有一種未完成的感覺，因而陸續為之補充篇章，尤其是班彪（3 年－54 年）。後來，
班固擴大其「續篇」的範圍，開始私修西漢斷代史。寫成後應在安帝（94 年－125 年）
獻於朝廷，定為西漢的正史。班氏父子為西漢歷史提供了詳盡的寫照，其中也沿用
《史記》的許多內容。《漢書》與《史記》內容重疊之處，班固與司馬遷的看法往往不 一，引起了後世學者對馬、班得失是非的諸多討論。
至東漢靈帝（156 年－189 年）之際，劉珍、延篤等人繼續班固所建立的斷代史傳 統，開始編纂東漢的歷史，並名之為《東觀漢記》。魏晉之際，《史記》、《漢書》與
《東觀漢記》被合稱為「三史」。在此同時，司馬遷的著作從其原有的書名《太史公書》
逐漸改為《史記》。從《太史公書》到《漢書》再到「三史」是中國史學領域形成的基 本要點。而史學領域的形成乃是《史記》名稱改變、後世對其認知亦改變的重要原因 之一。
五、疑古學風的形成
唐宋之際，疑古之風昉興，或由劉知幾《史通》一書的〈疑古〉、〈惑經〉二篇始。
〈疑古〉篇列出《尚書》中十條可疑之處，以為古代的記載有重言輕事的傾向，因而 不可盡信。〈惑經〉篇則提出十二條對《春秋》記載的懷疑，以為是虛美的筆法，與實 錄精神背道而馳。劉知幾亦屢引《史記》之言為旁證，以《史記》的記載為核實的基
1 〔日〕佐藤武敏：《司馬遷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 年），頁 36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