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馬遷對傳世文獻的選用
第一節 西漢文獻的情況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由於酒宴上的一番爭論（有關傳統的諸侯國與新
1 ［美］Burton Watson（華茲生）, tr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n Dynasty（史記：漢代篇）, vol. 1. (New York: Rendi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xvi. 原文為：「Sima Qian in his account of pre-Qin history was forced to rely heavily on two or three well-known sources, such as the Zuo zhuan, or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in places had to piece out his narrative with legend and popular romance.
With the treatment of Qin and Han times, however, Sima Qian’s narrative takes on depth and verisimilitude; his characters cease to be moral stereotypes and become fully rounded personalities. These chapters dealing with events close to or contemporary with his own lifetime, form the heart of his history and display the most original and important aspects of his genius. Accordingly it is these later sections which I have chosen to translate here.」
制的郡縣之優劣），1李斯勸秦始皇：「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秦始皇既納李斯之言，公佈此令於天下。依照李斯的建言，焚書可說是一種「安 全」關卡，第一措施便是收集這些禁書以及壓制民眾的言論自由。禁書範圍包括（一）
史官非秦記的史書；（二）《詩》、《書》、百家語。然而，將此事件稱為「焚書」或「燒 書」，或稍嫌不夠精準，也容易引起誤會，因為除了焚燒禁書外，此政令也禁止學者相 聚以論《詩》、《書》的內容，同時也禁止提出歷史典故，以為前車之鑑來影響當時秦 朝的政策。從此一視角論之，李斯的目的在於摧毀歷史的存在，讓秦朝成為學者思想 中唯一存在的政體，如古代以色列的一個說法一樣：「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 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1
秦始皇燒書，對後世（尤其是西漢）的影響如何？嚴格而言，焚書範圍僅涉及
《詩》、《書》、百家語、各國史記四者。然而，若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的範圍來看，二者間顯然有一種「灰色地帶」，亦即天下之書，並非只有《詩》、
《書》、百家語、醫藥、卜筮、種樹而已。舉例說明之如：《禮》的遭遇在《史記‧儒 林列傳》有論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
《士禮》，高堂生能言之。」2《樂經》或許也在此事件中遭到亡佚的命運，《太平御覽》
徵引班固之《白虎通》云：「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
至秦燔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3
秦始皇燒書的影響應不僅「一時間事耳」，尤其就各國史記而言。如〈六國年表〉
的序文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
《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
1《聖經‧舊約全書‧以賽亞書》第 65 章第 17 節。
2《史記》，卷 121，頁 3126。
3〔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7 年），卷 608。《白虎通》應無此言，「五經 之教」一條清人陳立有注云：「『古者』以下，不類《白虎通》語，恐誤衍他書語也。」然而，《樂經》
因始皇焚書而亡之說，陳氏此前也已提出：「蓋謂《易》、《書》、《詩》、《禮》、《樂》為五經者，此先秦 之說，以時《春秋》有二，孔子未修之《春秋》，則藏於祕府，人莫能習；孔子已修之《春秋》，傳諸弟 子，亦未著於竹帛也。自秦焚書，《樂經》散亡，因並《春秋》為五經，故漢世五經博士，止《易》、
《詩》、《書》、《禮》、《春秋》也。」（《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三次印刷），頁 448。
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1
各國史記不能救，但私藏之書可以。當時的文人為了躲避此政令，冒著生命危險 將珍貴的書籍藏起來。由於這些私藏之書，再加上「及末世口說流行」，2許多文化遺 產（包括文獻與口說）乃得以保留下來。如〈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 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
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3此即為一 例也。此外，另有古文《尚書》等儒家經典得以保存。《漢書‧藝文志》云：「古文
《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
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4所謂「武帝末」應改為「景帝 末」。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景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
《尚書》於墻壁中。」5
這些書籍「出壁中」後廣為流傳，原因乃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時，惠帝「省 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6朝廷始廣徵古書，即〈漢志〉所謂「漢興，改秦之敗，
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隨後百年間，民間奉獻的書籍為數不少，此時朝廷的文 庫可說甚為豐富。〈太史公自序〉曰：「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 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
1《史記》，卷 15，頁 686。
2《漢書‧藝文志》，卷 30，頁 1715。
3《史記》，卷 121，頁 3124－3125。如今有許多戰國竹簡出土，其中不乏與《尚書》有關的篇章，說詳 第五章。
4 《漢書》，卷 30，頁 1706。
5 黃暉：《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卷 28，頁 1121。清人周壽昌（1814 年－1884 年）亦云：「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適當武帝元朔元年，時武帝方即位時十三年，
安得云武帝末年。且〈恭王傳〉云：『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則好音樂。』是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當在 王魯之初，為景帝時，非武帝時也。」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28，頁 4 上。
6 《漢書》，卷 2，頁 90。
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1 又言：「〔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2「石室」、「金匱」
者，《索隱》云：「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3可知，至漢武帝時代，搜集至秘 府的古籍與其他文獻相當可觀。
在圖書如此豐富的情況下，曾有學者批評司馬遷在八書中沒有設置〈藝文志〉。然 而，若觀察西漢自武帝至成帝，甚至到哀帝時期的發展，便可知這種批判沒有根底，
因為武帝之際，「目錄學」的觀念方始萌芽。《漢書‧藝文志》云：「迄孝武世，書缺簡 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 諸子傳說，皆充祕府。」4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 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
猶未能備。」5由此可知，當時目錄學僅有初步的發展，要等到成帝之時才開始蓬勃興 起：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
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 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6
因此，《史記》沒有〈藝文志〉實屬合情合理，彼時漢人的學術意識尚未發展到這個階 段。反而是在成帝時代，由於年代久遠，用以編連簡牘的帶子已開始腐壞，加上朽蠹，
1 《史記》，卷 130，頁 3319。
2 《史記》，卷 130，頁 3296。
3 到劉歆，藏書之處主要有六處：「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漢書》，卷 30，頁 1701。
4 《漢書》，卷 30，頁 1701。
5 同上註，頁 1762－1763。
6 同上註，頁 1701。《史記》之所以列在〈六藝略〉的「春秋家」下，蓋是此時史學尚未興起。
導致圖籍頗多散亂毀壞的情形。為此，官員另求書於天下，以補秘府之損失。此外，
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再發生，劉向等人開始編輯書目，為往後目錄學的發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