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司馬遷的學術表現
第三節 駁斥時說
《史記》的內容非常豐富，記載範圍亦極為廣博。司馬遷筆下記載的古代人事物，
可說比任何其他的古籍更為詳盡齊全，從皇帝、諸侯、大臣、外戚等貴族成員，至刺 客、布衣、游俠的平民階級；從周室、秦朝、大漢的中原文化，至匈奴、南越、朝鮮、
大宛的周邊國家；司馬遷力圖提供一個極為齊全的歷史寫照。此外，又要「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1「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因此，除了歷史的演變外，司 馬遷也關切到學術的發展，希望能統一諸多異說。在這個瞭解之下，他所言「成一家 之言」實為一種嚴肅的聲言，意思是要融通六家所長，並提出一個完整的歷史敘述。
是故，《史記》多處記載司馬遷對當時說法的考證與批判，這是司馬遷學術表現的另一 層重要表現。
在第二章中，我們已看到〈五帝本紀〉、〈伯夷列傳〉、〈魏世家〉等篇含有對當時 學術界流行學說的批判與考證。司馬遷的論點，有時與主流思想背道而馳；他的批判 有時相當直接，〈五帝本紀贊〉尤其直率：「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 以來；而百家言黃帝‧‧‧‧‧
，其文不雅馴‧‧‧‧‧
，薦紳先生難言之‧‧‧‧‧‧‧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
〈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
章矣，顧弟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
1 有關「通古今之變」的內涵，可參見阮芝生：〈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收入杜維運、陳 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 年），頁 185－224。至於「古今」的界限 何在，逯耀東以為是漢武帝「內脩法度」之際，詳見氏著：《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頁 119－184。
深思‧‧
，心知其意‧‧‧‧
，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 首。」1司馬遷抨擊當時的學者，說只要他們認真思考，並考證其內容，黃帝事蹟的真 實性問題便能解決，而不至於雜說紛陳，各派不基於史事乃各執一詞。其字裡行間的 意思有二：一是當時學者多不涉覽群書，二是司馬遷以權威角色論定並編次五帝的生 平事蹟。
司馬遷編〈十二諸侯年表〉的目的亦相似：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 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 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
刪焉‧‧
。2
換言之，各學派（儒家、縱橫家、雜家、曆譜家、陰陽家等）的思想範圍過於狹窄，
難以從中窺見歷史的大脈絡。司馬遷編纂此表的用意是要反映出《春秋》、《國語》中 的歷史大事，並為其他學者提供概要。此段贊文不僅反映出司馬遷的權威角色，也從 之前籠統的「學者」進而分別指出數家學派，並列舉其缺失。
當時存在著一些客觀的因素，使得司馬遷對學界不得不提出批判的聲音。首先，
學派的形成讓學者容易固守其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立五經博士，結果是開啟利祿之 路。於是司馬遷曾感歎地說：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
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
1 《史記》，卷 1，頁 46。
2 《史記》，卷 14，頁 511。
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1
不僅如此，其他未列為博士官的經書，亦有學士在朝廷為之爭取一席之地。〈儒林列傳〉
云：「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2《漢書》
亦有論述，而比《史記》更為清楚：「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 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3 二書未言武帝為何要江公與董仲舒辯論，但鑑於辯論之後公孫弘又比較二傳，可知治 二傳的學者必有所爭執，而辯論、比較的結果之一則指定《公羊傳》為太子的教科書。
此外，在司馬遷的時代，一般老百姓多少有能識字者。4《史記》記載楚漢時期的 酈食其是「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 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5此乃一例也。又如：「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 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雜說。」6可知即使公孫弘家貧，需以牧豕為業，仍可進修《春秋》雜說，以求翻身之 時機。由於識字的普及化，輿論與時說蠭出。因此，「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
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藩滋，一經說至百餘 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7許多人想藉由治經以圖進身之階。
雖然當時儒家與政治的結合使得學術蓬勃發展，但司馬遷並不滿於這種利害關係，
1 《史記》，卷 121，頁 3118。
2 《史記》，卷 121，頁 3129。
3 《漢書》，卷 88，頁 3617。
4 詳見 Robin D.S. Yates, “Soldiers, Scribes, and Women: Literacy among the Lower Orders in Early China”
（士兵、史、女人：古代中國下層社會的識字能力） 收錄 Li Feng & David Branner, ed.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Early China（中國上古時代的書寫與識字能力）(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pp. 339-369；又見 Anthony Barbieri-Low, “Craftsman’s Literacy: Uses of Writing by Male and Female Artisans in Qin and Han China”（工匠的識字能力：秦漢男女工匠的文字運用） pp. 370-399.
5《史記》，卷 97，頁 2691。
6《史記》，卷 112，頁 2949。
7 《漢書‧儒林傳贊》，卷 88，頁 3620。
以及隨之而來的以偏概全、固守其說的風氣。在《史記》中常批評古書的記載、各學 派的盲點，以及君王的荒唐迷惑。以下列舉數例以說明之。
一、〈周本紀〉
〈周本紀贊〉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 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 葬（我）〔於〕畢』，畢在鎬東南杜中。」1周滅商後是否都洛邑，還是僅在那裡紮營借 住，可算是歷史上的小細節，對於一千年後的中國，也未必有什麼重要影響。然而，
司馬遷能考訂出如此古老的史事，推翻當時的時論，可說是司馬遷實事求是精神的典 型寫照。因此，誠如張大可所說：「他的考信精神及其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鑒的意義。」
2
二、〈大宛列傳〉
〈大宛列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 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 物，余不敢言之也。」3
司馬遷所謂的《禹本紀》，可能指的是兩種古代文獻的其中一種，即《禹受地記》
和《禹大傳》。4二者應均為戰國產物。張騫曾出使西域，在那裡他並沒有發現《禹本 紀》所描述的崑崙山。因此，司馬遷以張騫實地考察的結果，推翻了《禹本紀》與
《山海經》之說。正如黃帝問題一樣，司馬遷回歸《尚書》的記載，認為更加可信。5
1《史記》，卷 4，頁 170。
2 張大可：《史記論贊輯釋》，頁 51。
3《史記》，卷 123，頁 3179。
4 詳見〔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447－1448。
5 《索隱》不認同司馬遷的結論，以為：「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於窴，於何而見崑崙為河所出？謂
《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
司馬遷此處言《尚書》，實際上是指〈禹貢〉一篇，如韓兆琦所言：「此指《尚書》中 專門講地理的〈禹貢〉。〈禹貢〉記載了大禹治水後將天下劃分為九州，以及這九州各 自的山川形勢、土質產物等，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地理書。」1
黃河的源頭何在，對於中國古今的歷史發展而言，意義或許不大。因此，這段論 贊實乃弦外有音，亦即司馬遷是針對漢武帝過於重視當時的方士之說（包含尋仙人、
煉仙丹、求不死等）加以批評。因此，有關崑崙山上「有醴泉、瑤池」的說法，司馬 遷強調：「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此贊文可說是一舉兩 得，一方面可以推翻《禹本紀》中的不確之說，另一方面可以貶抑方士不切實際的學 說，以及武帝對此所花費的金錢與時間。
三、〈六國年表〉
〈六國年表序〉云：「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2
將前代的遺民當作笑柄，古已有之。宋人（殷商的遺民）在春秋、戰國時期常被 譏笑（偃苗助長、守株待兔等故事的主人公是宋人，宋也曾淪為他國大戰之地）。秦代 之所以更容易引起後人的輕蔑，乃因一方面原先要將丕基傳至萬世的秦王朝，不過傳 到二世便滅亡了；另一方面秦始皇以暴戾統治中國，因此，人民乃以譏嘲為「復仇」
手段。儘管如此，秦對漢的影響非常巨大，在法律、文字、政治體系等方面，漢室直 接繼承了秦的做法。因此譏笑秦朝，在某種程度上等於也在嘲笑漢朝，故司馬遷以為 不宜。
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
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於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 耳。」
1 韓兆琦：《史記箋證》，冊 10，頁 6094。
2《史記》，卷 15，頁 686。
此外，司馬遷的批判具有另一層面的意義。當時許多儒者主張復古，以為古代社 會較為單純安樂。然而，這種想法與孔子的主張不同。《論語》記載子張的提問說：
「十世可知也？」孔子的答案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十世可知也？」孔子的答案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