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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這個正在進行中的二十一世紀詩壇，究竟有沒有一個集體表徵可以標誌，或 者，是否呈現著某種集體風潮與傾向？自二十一世紀前後開始進入詩壇並嶄露頭 角的詩人們，特別是「新生代」的詩人們，又是否存在某種集體性格？而進入二 十一世紀之後，女性詩壇又有著怎樣的發展與現況？
要談論二十一世紀，必須從一九八○年代說起。從八○年代以來，台灣社會、
文化、政治乃至經濟結構皆歷經了劇烈變化，於此同時，各種文化理論隨著全球 化浪潮捲入台灣，幾相合和，已先行一步進入台灣的「主義」們自然也跟著一同 冠上了「後」字：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諸般邊緣／弱勢論述也乘勢興 起：女性主義、原住民論述、酷兒論述……有如萬花齊轉，令人目眩神迷，而文 學場域自然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諸侯割據的同時，也彼此合縱連橫，共同對抗
「大論述霸權」。這是個關鍵性的時刻，彼時方經政治上的解嚴、經濟穩定且迅速 成長、社會轉型、文化變遷、全球化都市資訊時代來臨，逐漸進入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誠如前述，正是「後學」在台灣風起雲 湧的時代，以至於詩的形式、精神乃至內容都有了劇烈的轉變。孟樊以為：「一九 八○／九○這一時期的變化，說穿了厥為『解』(de-) 一字而已，換言之，就是『反 經典、反傳統、反主流、反權威、反體制』的詩風或詩潮。」1綜而言之，以「後 現代」指稱八○年代末以降的台灣現代詩壇，已是主流觀點。2這波風潮持續刮向 了二十一世紀，面對這個資本主義、跨國經貿、資訊科技的軀體均更形龐大的新 時代，全球理論家無不投以目光，無論是樂觀或悲觀，期望還是憂慮。而亦捲入
1 孟樊，《台灣後現代詩的理論與實際》(台北：揚智，2003 年)，頁 90。
2 此處依據孟樊的溯源與爬梳，「後現代詩 (postmodern poetry) 在台灣開始流行起來，籠統地說，
八○年代前半期係其肇端，詩人正式宣告出現『後現代狀況』，則大概在八五年以後 (註腳：一九 八六年十二月，柯順隆、陳克華、林耀德、也駝、赫胥氏等五位「四度空間」詩社同仁合出《日 出金色》詩集，羅青以〈後現代狀況出現了〉一文做為該書的總序，文中羅青為詩壇『正式』揭 櫫後現代主義，並認為在這五位年輕詩人的作品中，『可以聞到相當濃重的「後現代主義」氣息。
見《金色日出》，台北，文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頁三－十九。』)……至於
「後現代詩」獲得詩壇的正名，那是八○年代中期以後的事了。」見孟樊，《當代台灣新詩理論》
(台北：揚智，1998 年二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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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她們手上；此外，文學場域與社會、文化等諸場域彼此必然交織影響，文 學的表現與時代的氛圍習習相關，因此他／她們不僅正代表著台灣現代詩的未來，
更反映了當下的時代氣息與社會現象。以上所述，都有其探討價值，而以一面倒 的態度斷然評價或囊括所有新新世代詩人／詩壇，恐也未必公允。
而女性詩人，自然也是新新世代之中的一群。自八○年代末期，女性主義在 台灣從純粹的社會運動轉型，步入學院、建立系統論述並蓬勃發展以來，文學界 以此為工具，無論是在創作中自覺地彰顯女性主體、介入或干擾權力大論述，或 是批評界援用性別論述作為工具重新檢視文本，都已蔚為流行論述。詩壇自不例 外，台灣的女性主義詩學批評業經鍾玲、李元貞、鍾玲、李元貞、奚密、廖咸浩、
陳義芝、胡錦媛、何金蘭、李癸雲、劉維瑛、林怡翠……等人的建構，已然形成 一張頗具影響力的新版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資訊爆炸、網路高度發達，個 人部落格開始流行，所有人都能透過個人空間發表詩作，甚至隨時可以通過「臉 書」(facebook) 發表作品而獲得朋友以及訂閱者立即性的回饋 (按讚)，同時，網 路上的詩園地，如吹鼓吹詩論壇、喜菡文學網、BBS 詩板也並未有傳統傳媒的篩 選機制。因此，女性寫作者比起從前，在發表方面較不容易受到權力網絡的圍困 或壓抑。於是在這個人人皆可成為詩人的時代，女性詩人的數量與日俱增，創作 題材、內容、手法、形式、思維……皆更走向多元與自由。然而面對這些日益龐 大的女性書寫人口，台灣女性主義詩學批評卻似乎已稍露疲態。在上述研究先進 的建構之後，後繼者在此框架中翻滾填補，關於女性主體、女性發聲、身體情欲 書寫等等性別話語的反覆討論已是老生常談，而對象也不斷膠著在詩學界性別論 述領域的常客，如夏宇、顏艾琳、江文瑜、馮青……等人的身上，雖然看似自由 多元，但實則已可見活力衰減，戰鬥力也難免下降。事實上，進入二十一世紀，
新的女性詩人不斷誕生，在時代變異之下，應已產生了新的女性詩學問題與文學 現象。
在本研究的觀察中，2000 年前後現身詩壇的新世代女詩人已經不若八、九○
年代甫受到女性主義理論刺激的女詩人們，常在詩的書寫中對性別議題有直接、
明確且具有某種集體性的表態或實踐。在當下的這些女詩人身上，有著更為顯著 的個體追求與更為多元的書寫題材和意圖，畢竟需要反抗父權中心把持文壇朝政 的時代已漸漸後退，而今日發聲管道的多元自由，也使得具有女性主義企圖的詩 人未必只想選擇詩做為性別議題的載體。當然，對於性別的顛覆意義並未從這些 新興女詩人的文本活動中消失，她們依舊憑藉著自己的方式，不斷擾亂固有的性 別機制與巨型論述，而個體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聯也並不如前行代詩人／詩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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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新世代詩人所一貫評價的薄弱。然而，本文認為，若我們繼續重覆舊有的性 別議題與觀點，以相同不變的敘事方法來進行女性詩作研究，可能會愈形僵化甚 至削弱女性主義的政治力量。再進一步來說，台灣女性詩作既已經過八、九○年 代女性主義思潮的洗禮，加上前行代女詩人的努力，今日的女詩人們不一定需要 再特別標舉女性身分以為衝撞體制的第一步，甚至在很多時候，她們會在書寫中 刻意模糊性別角色，更有許多女詩人時常有意識地與主流論述合流，而不以邊緣 族群自居。因此，以舊有框架中的女性文學批評模式來探討這些新的女性詩人時，
便出現了難以適履的重重障礙。畢竟當書寫生態有所改變的時候，文學批評當然 也只得因時制宜，隨機應變。因此，筆者試圖探問，在顏艾琳、江文瑜、李元貞 等人的暴烈反動之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女性詩作究竟走向了何處？在顛覆傳統 詩歌美學標準、戲耍權力中心的形式實驗已經被夏宇玩過一回又一回之後，當下 的女性詩人究竟還有什麼新的招數？她們究竟「前衛」到了什麼境地，或者，她 們只有因循前賢的步伐吃力追隨，更或者，她們根本放棄了追求前衛新奇的行為，
回歸單純的文本，琢字磨句，錘鍊詩意？社會文化的變遷、傳播方式的革新，是 否造成了她們書寫內容與表現形式的轉向？她們又是如何以詩書寫或詩活動呼應 跨世紀以來的種種變革？她們反應了怎樣的當代 (女性) 文學生態？以上探問，
便是本文問題意識出發的起點。
再回到前文，這是一個「後現代狀況」持續在全球發燒的時代，不少理論家 對此現狀以及泛濫的「後學」理論憂心忡忡，甚至發出某種戲劇性的預言或結論，
宣示後現代主義可能正在或即將死亡。例如，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 即 在近作《理論之後》6中指出：
我們永遠無法處於『理論之後』，因為若沒有理論，就不會有反思的人類生 活。隨著我們處境的變化，我們只會用盡某種類型的思考方式。隨著資本 主義的嶄新全球敘事以及相伴而來的所謂反恐戰爭的出現，一般稱之為後 現代主義的思考方式現在很有可能即將壽終正寢。畢竟，後現代主義是向 我們擔保巨型論述已屬往事的理論。……後現代主義必須奮力一搏，擺脫 已經頗為僵化的正統教條，探討新的主題，尤其是那些它至今仍不願碰觸 的主題。7
6 該書英國原版於 2003 年 9 月出版，台灣中譯本初版則於 2005 年 4 月出版。
7 泰瑞‧伊格頓 (Terry Eagleton)，《理論之後》(台北：商周，2008 年)，頁 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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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伊格頓此書是針對全球後現代主義與整體文化理論所做的宏觀評價與辯 證反思，然此段話仍對本文的思考起點產生了警示作用：「後現代主義」在台灣學 術界長年暢銷，已不再是新穎思想，面對八○年代以降乃至二十一世紀的詩壇現 象，若動輒冠以「後現代主義」一詞，或逕行以各種後學「主義」為標籤，既未
能客觀看待新世紀以來詩人的書寫意義／價值，亦會過於簡化與僵硬。
循此種種思考脈絡，本研究嘗試跳脫舊有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各種「主義」
的框架，直接就目前對二十一世紀 (女性) 詩壇的初步觀察，以「行動」作為討 論主題。本研究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現代詩具有行動化特質，詩，不再僅能 夠以平面文字／文本存在，也能夠化為「動作」、物件、舞台演出，或者成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與詩人彼此合一，作為其某種理念實踐或身體力行的媒介。
雖然，讓詩跳脫純粹平面文字階段的舞台或跨界藝術實踐並非新世紀獨有，但詩 的思維觀念與表現方法不斷變化，來到二十一世紀，詩行動已可說是一件稀鬆平 常的事。舉例來說，自 2000 年以來，由台北市政府成立的年度台北詩歌節，屆屆 幾乎會挖空心思追求新奇平易，策劃各種詩行動或詩遊戲的展演與場景，與參加
雖然，讓詩跳脫純粹平面文字階段的舞台或跨界藝術實踐並非新世紀獨有，但詩 的思維觀念與表現方法不斷變化，來到二十一世紀，詩行動已可說是一件稀鬆平 常的事。舉例來說，自 2000 年以來，由台北市政府成立的年度台北詩歌節，屆屆 幾乎會挖空心思追求新奇平易，策劃各種詩行動或詩遊戲的展演與場景，與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