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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未必從此消失，反之，它的養分可能還留存土壤裡，以待日後開出雜交過後 新品種的花朵；而當新的詩觀與詩論以邊緣姿態抵制、攻擊主流典範時，主流的 穩固框架也將被鑿開缺口，在彼此的磨合之下，產生新的可能。詩觀、詩的本質 論、詩的美學價值、詩的創作實踐……等等的建構歷史，在今日看來，時常都是 這種擴張傾向的展現。
第一節 詩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向──一九八○年代以前
台灣現代詩自一九五○年代後半期開始即砲聲隆隆，大大小小的論爭接連上 演，不僅飽受詩壇以外人士的猛烈批評或嘲諷，詩壇內部也有不同聲音激烈對立。
古遠清以「結黨營私，論戰不斷」67作為總括性的描述，已勾勒出一九五○年代 後期至八○年代的現代詩發展圖像。其實，這些論戰雖也能視為古氏所言「結黨 營私」的表現，然而追根究柢，它們也確實可以說是圍繞著觀念與典範之爭。而 這個時期，亦可以視為台灣現代詩學典範初步建立的時期。
1953 年，紀弦獨資創刊《現代詩》，1954 年 6 月《藍星》創刊，同年 10 月則 誕生了《創世紀》，此三詩刊在一九五、六○年代鼎足而立，成為《葡萄園》與《笠》
創刊以前詩壇最重要的勢力，也主導了其時台灣新詩的發展走向，古繼堂謂之「個 人創作傾向和作品風格不同，三個詩社之間也發生過不同意見的爭論，但是從他 們的基本傾向看，都屬於台灣現代派範疇」68。雖然直接以「現代派」一詞將三 詩社全部囊括或許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但三詩社使台灣整體詩壇朝向現代化邁進，
並使現代主義成為當時詩壇的主流確是事實。1956 年 2 月，紀弦在《現代詩》第 13 期的〈現代派消息公報〉中以「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為口 號，提出了詩學界所熟知的「六大信條」，即引發了著名的「現代詩論戰」。在這 場論戰中，大抵圍繞在移植或是繼承、主知或是抒情、為藝術而藝術或是為人生 而藝術這三項主要議題之上。紀弦主張追求詩的現代主義化，特別強調詩藝的經 營，「加深了現代詩難以喻解的艱深及晦澀程度」69。覃子豪則強調詩主題、思想 與內容的重要，認為詩人應顧及與讀者的溝通、重視詩的實質與表現的完美等主
67 古繼堂的《台灣當代新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以此句話作為討論一九五、六○
各種詩論戰的章節標題，見頁 59-89。
68 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89 年)，頁 103。
69 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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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總體言之，雖然雙方仍未取得共識，爭辯之論題也未有結果，但這一場論戰 作為一九五○年代新詩論爭的高潮與結束，也為台灣現代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傳統派的攻詰雖然頗見偏狹且過於保守，但也確實引出了詩壇內外對現代詩本質 性問題的討論，也使得詩人們開始正視現代詩所面臨的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雖然 尚顯雜亂，但已可見到由詩壇眾人建立詩學／詩美學的嚐試。彼時正逢戰後政體 轉換，政治壓抑、語言隔閡，即使與中國大陸的五四文學傳統與台灣本土的新詩 傳統仍有藕斷絲連之處，但確實有較明顯的斷裂。加之官方反共論述的鉗制，詩 人亟欲重建新詩的理論架構，詩為何物、詩要如何寫、為何而寫、為誰而寫……
等等，都是詩人們所亟欲探問的。
而這些對於現代詩質疑的聲浪、面對的問題以及詩壇內外建構的詩學觀念不 斷變動、整合、擴大，再累積十數年的創作經驗之後，將它們推向了一九七○年 代，終於促成了台灣現代詩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場論爭「現代詩論戰」。對此，李癸 雲總結道：
(一九五○年代的) 這幾次論戰的爭議主要在於新詩該如何發展的新秩序 問題，以及詩的回歸傳統與反傳統、詩的可解不可解以及詩的小眾與大眾 等問題上，尤其可見「新詩論戰」的兩方陣營圍繞著詩的創作和閱讀層面 互相指責和回應，誤讀與澄清，可視為單純詩觀點之爭。在經過二十年的 創作累積之後，七○年代初登場的「現代詩論戰」，才真正有建立各自詩的
「典範」(canon)的意圖。73
在敘述一九七○年代「現代詩論戰」的始末之前，須先回溯至《笠》詩社的 創立與《葡萄園》詩刊的發行。1962 年，《葡萄園》詩刊於台北創刊，在〈創刊 詞〉中基於憂心當日詩壇讀者越來越少的現象，提出了宣言：
我們認為：如何使現代詩深入到讀者中去，為廣大讀者所接受、所歡迎，
乃是當前所有詩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希望：一切遊離社會與脫離讀者 的詩人們，能夠即早覺醒，勇敢地拋棄虛無、晦澀與怪誕；而回歸真實，
73 李癸雲，〈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台灣 文學學報》7 期 (2005 年 12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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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明朗，創造有血有肉的詩章。74
在此後數期的社論〈談詩的明朗化〉、〈現代詩人努力的方向〉、〈泛論現代詩〉、
〈論詩與讀者〉、〈論詩人的覺醒〉、〈論晦澀與明朗〉、〈論詩與明朗〉、〈論現代詩 的發展〉……等中，不斷重申〈創刊詞〉中的詩觀。簡而言之，便是追求明朗、
健康、親近群眾，與讀者溝通。這些詩觀，幾乎是原封不動地重現了「現代派論 戰」中反現代派一方的論點，等於是在「現代詩論戰」之前，為「要求現實」的 一派呼聲作了連接的軌道。
但較之《葡萄園》更具有影響力的是《笠》。1964 年，吳瀛濤、詹冰、桓夫、
林亨泰、錦連、趙天儀、薛柏谷、白萩、黃荷生、杜國清、古貝、王憲陽 12 位本 土派詩人以「挽救目前詩壇之頹廢現象」為出發點，發起創立《笠》詩社。雖然 在創刊初期，《笠》的定位尚且有些模糊，不過隨著一期一期的發展，在詩社成員 的逐步探索與詩論、詩觀的提出之下，逐漸建立起一套傾向於追求現實觀照的整 體詩學走向。雖然《創世紀》所主導之超現實詩風的主流地位尚未被推翻，但《笠》
與本土詩人群的崛起勢力也意味著，佔據前代的現代主義詩學典範，正在緩慢而 逐漸地進行交接儀式。《笠》與《葡萄園》的意義，也正在於開啟另一種不同於前 代主流典範的詩美學道路，使得路徑產生分歧。而接下來的「現代詩論戰」，則是 使主流詩學發生激烈轉向與典範重構的事件斷點。
「現代詩論戰」由 1972 年關傑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的〈中國現代詩的 幻境〉75以及〈中國現代詩人困境〉76二篇文章所引爆，關文再度提出對於「晦澀」
的爭辯，認為語文應是彼此溝通思想與意見的媒介，而詩人則應該要把自己對經 驗與對現實的感受用能與讀者共享的語文表達出來，而非如當下的現代詩「極端 缺乏大眾化及明確的內容」，將一般讀者摒棄於門外。易言之，關文所批評的焦點 雖看似與一九五○年代的攻詰頗有類同之處，然而卻可見得，外界對於現代詩的 批評核心，已經從傾向於針對「如何寫」的語言問題，重新擴大到內容、意義與 精神層面了。關文帶動了更多論者的批評，如高準、周寧、林梵、陳芳明、陳慧 樺、李國偉、劉漢初等，皆與關傑明站在相同的立場。
這場論戰在唐文標結束客座返美前夕發出的〈論傳統詩與現代詩──什麼時
74 〈葡萄園創刊詞〉，《葡萄園》創刊號 (1962 年 7 月)。本文〈葡萄園〉詩論文章皆引自文曉村 主編：《葡萄園詩論》(新北市：詩藝文出版社，1997 年)。本篇引文引自頁 17。
75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72 年 9 月 10-11 日)。
7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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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諺所謂「在新詩論戰之後……藝術作為一個『獨立於』政治或社會目的的『特 殊範疇』，而且具有其本身充分的、完整的價值，這個概念同樣已獲得普遍的認 可。……即便這個概念是建立在政治意識型態之上，即便這個有效性從今天的眼 光看起來是如何的虛假，但這個自律性概念在當時確實是被建立起來了：藝術被 認定為是獨立於社會或道德的功用之外」81的六○年代現代詩壇，到了七○年代的 現代詩論戰後，又被重新拉回了社會功用與目的論的範圍之中。原本強調「純粹」
的詩觀，重新沾上了社會性的要求，在空間上，則從對西方的移植與傾斜，轉而 回歸對台灣本土化或中國傳統的追求，並且成為了七○年代至八○年代初的集體 風格。即使觀點的分歧劇烈，但爭辯的核心，仍是圍繞著「現實」問題打轉──
無論是社會現實的當下／忠實反映或普遍人性與精神世界的觀照──在此核心基 點上，才有進一步藝術性的討論與否。換言之，紀弦在上個世代提倡的「純粹」
的現代詩論，在此世代已經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而此種以現實為基礎的詩典範之具體內涵，當然也並非僵固且一成不變。鄉 土化或本土化、中國或台灣、現實的具體內容、反映的對象、藝術性、技巧與語 言的追求與否……，都在不間斷地變化。這個現實詩學的主流風尚，一直延續到 了一九八○年代初，直到後現代狀況明顯地出現於台灣社會與文壇，才進入另一 個與前此時代都截然不同的新時代。
81 蔡明諺，〈新詩論戰之後──對六○年代初期現代詩壇的幾個考察〉，《苦悶與蛻變：六○、七
○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台北：文津，2007 年)，頁 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