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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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假設及名詞解釋，作為本研 究之基礎，茲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至西元 2020 年，憂鬱症所造成疾病的整體負擔，

將躍升為第二位，屆時憂鬱症將與癌症、愛滋病並為二十一世紀之三大疾病，因 此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的癌症」（Holden，2000）。由此可知，憂鬱為現代疾病一 大隱憂，然而，這種困擾只會發生在成人身上嗎？

一般人認為兒童時期最自由自在，沒有任何生活壓力，不太會有心理問題。

其實在兒童階段，面臨生理功能、認知模式和人際關係等多方面的劇烈變化，個 人所承受的外在壓力遠超過大人的想像（王建楠、吳重達，2011）。和大人不同 的是，此階段的孩子認知、語言能力尚未成熟，缺乏正確描述感受的能力，較不 易把內心的感受講出來，通常傾向於以行為來呈現他們的情緒問題。因此，究竟 兒童是否有憂鬱傾向，需要我們深入研究與探討之。

國內對於兒童憂鬱行為的研究並不多，張高賓（2006）的研究發現，台灣南 部地區國小三至六年級的兒童約有 22.1％有憂鬱症狀，其中疑似重鬱者有 3.8

％。張淑均（2008）調查高雄縣國小學童整體憂鬱傾向，發現目前高雄縣國小學 童無憂鬱傾向。張家羚（2009）則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整體憂鬱傾向」的題 平均得分低於平均值中點。謝佑欣（2010）調查 2109 位三~六年級有接受課後照 顧之學生，發現兒童疑似有憂鬱傾向盛行率為 15.9％。由於這些研究對國小兒 童憂鬱行為的研究結果存有差異，為了解目前國內國小兒童憂鬱行為之概況，乃 成為本篇研究的首要動機。

在憂鬱與人口變項的研究中，最多人探討的就是「性別」，人們對於憂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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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感到好奇是因為許多研究指出罹患憂鬱症的重要危險因子之一為性別差異 (Iwata & Buka, 2003)。但在針對兒童憂鬱行為研究中，尚未獲得一致的結論，

有些研究者認為國小高年級女童的憂鬱傾向高於男童（高啟賢，2004；吳聰秀，

2005），但有些研究者則認為男童的憂鬱傾向高於女童（張高賓，2005；黃曉雯，

2007），更有些研究認為男女童間並無顯著差異（Buchbauer，1998；謝秀雯，2007；

陳艷玲，2007；張淑均，2008；黃美雀，2009；張家羚，2009；謝佑欣，2010）。 這些研究結果的不一致，使研究者好奇究竟性別為影響憂鬱的因子之一，則成為 本研究期望了解的目的之一。

Adler 提出每個人的心理狀態會因出生序而有不同，此會影響每個人自己認 可在家中的地位，也會對長大成人後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究竟「出生序」跟 憂鬱行為有什麼關係呢？董氏基金會（2007）研究指出家中排行老么或獨生子女 者，其憂鬱情緒傾向較高，張高賓（2005） 則發現次子女的憂鬱程度達顯著水 準，出生序的排序越小，對憂鬱的影響程度越多。但也有些研究顯示，出生序對 於憂鬱來說是無顯著差異的（吳聰秀，2005；周杏樺，2009；張家羚，2009； 謝 佑欣，2010）。因此，至今為止「出生序」與憂鬱行為間的關係結果的不一致，

引起研究者欲探討的興趣，乃成為本篇研究另一項想要了解的重點。

Fendrich、Warner、和 Weissman（1990）表示失去父母或家庭關係不良，

例如低家庭凝聚力或無情感的控制（處罰和非支持性的控制），均會造成兒童較 高的憂鬱症比率。絕大部分文獻發現非雙親家庭學童之憂鬱傾向高於雙親家庭學 童（吳聰秀，2005；張淑均，2008；黃美雀，2009；周杏樺，2009），張高賓(2005) 更特別指出繼親家庭子女的憂鬱最高。這表示家庭結構的異動會使得兒童憂鬱行 為增加。但也有些文獻表示不同家庭型態之學童在兒童憂鬱得分或傾向上並無顯 著差異（謝佑欣，2010）。家庭是兒童成長的重要場所，在家庭中的生活經驗對 學童的行為、情緒與認知發展的模型影響甚鉅，家庭結構若面臨劇烈的變動，對 於學童的生活適應、情緒問題產生許多不利的影響（黃美雀，2009）。由此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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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有可能是兒童憂鬱行為產生的因子之一，但由於各個研究的結果並 不相同，家庭結構成為研究者欲深入探討的重點之一。

綜觀上述，「性別」、「出生序」及「家庭結構」與憂鬱行為關係並無一致 結論，因此，針對此三項人口變項與兒童憂鬱行為的關係進行探討，成為本研究 的第二項動機。

過去有關人格特質的研究指出人格特質以完美主義及依賴性的人格特質較 易罹患憂鬱症，因為他們習慣採用負面悲觀的思考習慣（董氏基金會，2005）。 由國內外文獻得知，目前不論是青少年或成人的研究，憂鬱症狀、憂鬱情緒或憂 鬱傾向皆與神經質人格特質有關（Gershuny 和 Sher ，1998；黃碧華，2006；

廖敏倫，2006；陳文夏，2007；趙白玉，2008；沙寶珠，2009；蘇吉禾，2009），

但在外向性、友善性、嚴謹性、開放性人格特質方面所得知之研究結果卻不一致，

再加上國內目前以國小兒童為研究對象，針對他們的人格特質與憂鬱行為表現之 相關研究並不多，研究者認為有深入探討之必要。因此，了解國小兒童人格特質 與憂鬱行為表現的關係，乃成為本研究急欲釐清的第三項動機。

親子關係是人類出生後第一次接觸到的人際關係，許多國內外研究均發現親 子關係與憂鬱程度間存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表示親子關係愈好，子女的憂鬱程 度會愈低（Burg 和 Hammen，1991；Burbach 和 Borduin，1986；Liu，2003；

鍾筱萍，2004；蘇曉憶，2005；薛麗容，2009；周杏樺，2009)。但以往大部分 的研究均只針對青少年（國、高中生)而鮮少針對國小兒童進行探討，究竟親子 關係對國小兒童憂鬱行為表現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則成為本研究探討的第四項 動機。

同儕關係乃人際關係的一種，國內針對人際關係的探討文獻較多，從文獻中 可得知，人際關係和憂鬱行為表現兩者是經常交互影響的。人際關係不佳或缺乏 社會支持，易引發個體之憂鬱情緒；個體之憂鬱行為表現也會導致其人際關係不 佳或更加惡化的情形產生（王黛玉，2004；簡吟如，2009）。由此我們可以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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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關係與憂鬱行為表現也會交互影響，楊朝旭（2004）、吳佳陵（2010）、謝 慧屏（2010）研究青少年的憂鬱程度與同儕關係，發現兩者間的確存有密切的關 係，意即同儕關係愈好者，憂鬱程度會愈低。由此可知，同儕關係似乎對憂鬱行 為表現是會帶來影響的，但國內針對國小兒童同儕關係與憂鬱行為表現進行的相 關研究極少，難以了解實際的情形，使研究者極欲瞭解國小兒童是否會有類似的 情形發生，因此，了解國小兒童同儕關係與其憂鬱行為表現間的關係則成為本研 究第五項動機。

由上述內容得知，在許多研究中均發現，人格特質、親子關係、同儕關係為 憂鬱的影響因子（藍以琳，2008），分別會對個體憂鬱行為帶來影響，但究竟何 者對憂鬱的預測力較高、影響較大？目前並無研究將人格特質、親子關係、同儕 關係與憂鬱行為表現一同探討。再者，國內外針對憂鬱行為表現的探討多以青少 年、成人居多，鮮少針對國小兒童，究竟對於現今國小兒童而言，其人格特質、

親子關係及同儕關係與其憂鬱行為表現間的之關係為何？人格特質、親子關係及 同儕關係對國小兒童憂鬱行為表現的預測力又是如何？何者的預測力較高？實 有確認的必要。由其在不同人口變項下，兒童的人格特質、親子關係及同儕關係 對其憂鬱行為表現預測力為何，則成為本研究急於探討的第六個動機。

根據上述的各項研究動機，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 瞭解國小兒童憂鬱行為的概況。

二、 瞭解人口變項（性別、出生序、家庭結構）不同之國小兒童憂鬱行為表現 的差異。

三、 瞭解人口變項不同下國小兒童之人格特質與其憂鬱行為表現的關係。

四、 瞭解不同人口變項之國小兒童之親子關係與其憂鬱行為表現的關係。

五、 瞭解不同人口變項之國小兒童之同儕關係與其憂鬱行為表現的關係。

六、 瞭解不同人口變項下，國小兒童之人格特質、親子關係及同儕關係對其憂 鬱行為表現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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