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觀遊記史的流變，古典遊記誕生在魏晉南北朝，唐朝得力於古文運動，開 創可以自由寫景、抒情、言志、說理的散文傳統，使遊記臻至成熟。同時融入了 詩化的因子，以柳柳州的《永州八記》最具代表性。宋代遊記受到理學的影響，
明顯加入議論的部分，形成哲人遊記。明清兩代旅遊風氣盛行，因此也出現大批 遊記作品。王立群認為遊記發展在元代與明代前期，出現停滯的現象，直至晚明 才有新的突破，許多個人遊記專集與小品化遊記的產生，使遊記文學走向另一個 繁榮的高峰。
晚明遊記創作的內容豐富，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將這些作品 大致分為兩種不同脈絡：
一是以公安、竟陵二派為代表，以遊記小品為主體的「才人遊記」。所謂
「才人遊記」，是指一種在作者主觀才情主導下，自由書寫、不拘常套的 遊記作品。它從內心出發，以感覺為尚，以才情為文，追求自然率真之 美。……另一是以《徐霞客遊記》為代表的科學考察遊記。所謂科學考察 遊記，即是以科學考察為宗旨，注重考察內容的真實性、考察結論的科學 性以及考察紀錄的藝術性相統一的一種遊記作品。1
此二種代表系列皆有許多研究成果，在這兩類遊記之外，還有許多同時並存的優 秀作品。明清士大夫的旅遊活動十分多元，特別是帝國幅員廣大，地方軍政長官 赴任時都會遠離家鄉遊歷他方，文人紀錄宦途的所見所聞，或於仕宦的閒暇出遊，
形成為數眾多的宦遊遊記。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號雁澤，又號石倉居士、
1 梅新林、俞樟華：《中國遊記文學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頁 238-239。
西峰居士，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洪塘鄉人(今福州市)，其先世明初由陝西鳳陽隨軍 入閩。萬曆十九年(1591)鄉試中舉。萬曆二十三年(1595)，曹學佺年二十二歲，
考上進士，被時人稱為文章、科第、少年三絕。進士及第後，授戶部主事。後至 南京，出任大理寺左寺正一職。在官閑金陵的時候，也開始主盟詩社。曹學佺與 臧懋循、陳邦瞻、吳兆、吳孟暘等人互相唱和，並集眾人與會詩作刊刻為《金陵 詩集》，將金陵詩壇盛事推向高峰。曹學佺的詩文俱佳，特別是在詩的表現上尤 其突出。葉向高〈曹大理集序〉云：「大理詩刻意三百篇，取材漢魏下及王右丞、
韋蘇州，其文則如韓昌黎所謂『鑿鑿乎惟陳言之務去』者，故其旨沉以深，其節 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絕」2。清代文學家王士禛對於曹學佺詩，也給予很高的 評價，在其作《池北偶談》提到：「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啟、禎間無詩，惟侯官曹 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許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
然海內宗之者尚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3。曹 學佺詩作的成就，獲得名家們的肯定，他同時也將詩的創作融入在遊記當中，以 詩文互補的方式，記述他旅途中的種種收穫。
在眾多宦遊作品中，選擇《湘西紀行》作為研究對象，一為遊記的目的地較 為特殊，遠離已開發的城市。中國西南地方對於明代文人來說，是異於江南的地 域環境。王士性《廣志繹》云：「蜀、粵入中國在秦漢間，而滇、貴之郡縣則自 明始也。相去雖數千年，然皆西南一天，為夷漢錯居之地，未盡耀於光明，故以 次於江南」，4此說法點出當時西南地區較晚納入中國版圖，該區人口組成複雜，
生活習慣亦迥異於漢人，相對於中原地區，可說是「蠻荒邊境」的情形。因此，
除非官職調派至此，否則較少士人會主動選擇到這一帶旅遊。二則是《湘西紀行》
為曹學佺在察典獲罪歸故里後，蟄居十年，於天啟二年(1622)重獲啟用為廣西右 參議，從福建福州啟程到廣西桂林的全紀錄。曹學佺以日記體的方式，記錄每天 的行程，及所遭遇的人事物，歷時八十三天，無一日遺漏，留下晚明的交通狀況、
2 葉向高：〈曹大理集序〉，《曹大理詩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3。
3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403。
4 王士性：《廣志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68。
地理人文資料，彌足珍貴。同時日記的寫作屬於私領域的範圍，藉由筆者的爬梳，
不但能了解旅途的脈絡，更能使讀者得以一窺曹學佺的在間隔十年空窗期後，重 返官場的心理變化，以及面對行旅過程的心情起伏。同時，從《湘西紀行》的詩 文裡，看曹學佺的文學表現。
然而，關於《湘西紀行》的研究甚少，大陸學者多以曹學佺的生平、詩觀和 詩作作為研究重點，遊記部分則較關注於《蜀中廣記》，對《湘西紀行》幾乎沒 有著墨。筆者所見僅有臺灣學者許建崑著有《曹學佺《湘西紀行》探究》一文，
針對曹學佺宦遊的路線、交遊酬酢等作了梳理，但未注意到曹學佺紀遊敘述方式 的變化。就紀遊載體而言，遊記經歷了賦、書、序等演進，至唐代古文運動，散 文寫作成熟，相較於詩歌、駢文等音律形式較嚴格的文學樣式，散體能靈活伸縮 長短，給予作者更大的表現空間，故遊記創作以散文為主。但細觀歷代遊記發展，
有不少韻散並存的作品，在曹學佺之前如南宋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
等名作，皆在散文中穿插詩作，曹學佺更在《湘西紀行》頻繁紀錄路途中寫下的 詩句，令筆者十分好奇遊記中詩與文之間的關係為何？既然「詩文間雜」是遊記 普遍的形式特徵，則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曹學佺為何選擇某種語言形式，或特 定表達方式來撰寫遊記，其目的是什麼？
六朝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對韻文和散文做了分類：「今之常言，有文有 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
自近代耳」，劉勰將文體分為有韻的文類，和無韻的筆類，文體由於內容不同，
用途有別。在《文心雕龍‧明詩》篇提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 非自然」，人的感情受到外在事物刺激而感動，透過詩來紓發內在的情感，故〈毛 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劉勰文中的「筆」類，是指無韻的散文。散 文的發展，始於文字紀事。從商、周時期的甲骨刻辭、青銅銘文看到當時人據事 直書的文字紀錄。5逐漸發展有歷史文件彙編的《尚書》和哲理之文《易傳》，其
5 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
中《尚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敘文和論說文的總集，6堪稱中國散文創作始 祖。《文心雕龍‧書記》篇引《尚書》云：「書用識哉」，證明其是用來記錄當時事 物，印證遊記中散體「紀錄行程」的重要的功能。並言「書者，舒也；舒布其言，
陳之簡牘」，進一步說明「書」這種文體，其性質在於舒布文辭，將作者胸中的 情意烘托紙面。7劉勰藉由對「書」的說明，闡述散文的功能和特色。古代文人 對作詩行文信手拈來，在紀遊的文章中穿插詩作，已有前例可循，實際上，遊記 作者透過詩文的搭配，達到不同的效果。但過去研究者多著重於行程的解析，未 注意到韻散運用對紀遊書寫造成的影響。曹學佺將路途中所作之詩與文同錄於
《湘西紀行》，共計日記八十三篇，詩作七十四首，另外，還將其中的詩另存於
《桂林集》，可見他對詩作更加重視。《桂林集》收錄的詩作涵蓋的時間軸較長，
《湘西紀行》裡的詩，大部分都收錄其中。除此之外，還有曹學佺到任後在桂林 創作的所有作品，詩作以在桂林為官期間的生活動態為主，前往湘西的行旅詩僅 占一小部分，故本文未將《桂林集》納入主線進行討論。本論文欲探討《湘西紀 行》裡詩文的敘述方式，完整體現曹學佺在謫居十年後，重獲啟用的複雜心境，
以及「旅遊」帶給曹學佺感官的刺激與心靈上的觸動。藉由曹學佺的日記，更充 分的了解晚明的旅遊背景，和福建、江西、桂林等當地的山水風光與風俗民情。
6 鄭永曉：《散文史話》(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 年)，頁 15-16。
7 王更生：《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瑰秘寶──《文心雕龍》》，(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頁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