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

資料來源：盛杏湲，2017，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會政黨的制度化」（MOST104-2410-H-004- 088-MY2）。 官（65.4％）和記者（58.3％），有高達 53.0％的民眾並不相信親自選舉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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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而掌握國家機器的政府官員則名列第四，也有50.7％的民眾不信 任。換句話說，主導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立委諸公和官員們儘管對於國家的運作 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在一般大眾的心裡都未有好的印象，前者的社會聲 望甚至更糟。

從過去的研究得知，民眾對於立法委員的厭惡，部分可能來自於立委過於 喜愛表演作秀、對待行政官員時的無禮態度和刻意羞辱，以及被認為只在乎自 己政黨與財團的利益，常常棄基層民眾的意見於不顧（盛杏湲、黃士豪 2009, 98-106）。但另一方面，由於立委有尋求連任的壓力，對於選區的經營和地方經 費的爭取也絲毫不敢怠慢，因此也時常背負著利益輸送、一昧討好選民的罵名

（何哲欣、黃信維、林靖堂 2016；鍾麗華 2015）。

Lowi（1979）在其著作《自由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除了強調利益團體對於國家政策 的龐大影響力外，也突顯了國會議員與行政官員之間的微妙關係。二者可說是 存在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國會議員為了討好利益團體而向行政官員爭取資 源，行政部門則是積極配合國會，並在過程中保全了政府預算。Lowi（1979）

對於行政官員、國會議員與利益團體三者的深入觀察，提供了一個分析行政權 與立法權間互動關係的新穎角度。不過，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利益團體的規模

普遍不大，例如美國所謂的軍事工業國會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onal complex, MICC），其中所描述的那種具有龐大政治影響力的利益 團體，在台灣就很難發現。另外，台灣的行政官員在面對立法委員時，也很少 呈現如此消極被動的傾向。立法委員單方面就可以自行決定極大部分的利益分 配，行政部門好像只能逆來順受，扮演著被予取予求的角色，並非我國的常態 現象。

在這問題上，國內有文獻可以提供一些回答。黃士豪（2007）以深入訪 談、調查研究及個案分析的方式來研究立法委員介入官員行政的影響因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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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選區服務和爭取經費補助是立委接觸行政部門的主因，他更指出，行政官 員的確有求於立法委員對法案和預算的支持，但雙方應是一互利夥伴的關係，

而非僅是由立法委員來主導資源的分配。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單純只從一種面相來觀察的話，可能會誤以為立法委 員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行政部門好像只能服從國會的決議和指示，處於消極被 動的角色。但至少就筆者對於台灣立法院的觀察，情況或許並非如此。在我 國，研究行政部門關於立法影響力的文獻十分缺乏，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再補充 與加強的空間。

2017 年 6 月 10 日，《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先生的不幸驟逝，也促使社會 重新思考亞泥新城山礦權展限一案。事隔幾天，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淑芬在公 視政論節目《有話好說》中感嘆：「這個國家的權力，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上，

我們必須要承認。立法院的個別立委，對於整個國家的行政權力有沒有辦法有 影響力？15 萬人沒辦法（指反亞泥連署人數），一個立委也是沒辦法。」綜合 上述好奇與觀察，本文將焦點放在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希望能 嘗試回答與驗證下述的研究問題。

本文的研究問題有二。第一，許多國外文獻曾指出，相對而言，行政部門 的資訊能力是較為強勢的（Etzioni-Halevy 1985；Fiorina 1989；Holden 1966；

McCubbins and Noble 1995；Peters 2010），而在台灣，行政部門之資訊優勢所呈 現的樣態與面向為何？第二個問題則是，上述之資訊優勢可否實際影響我國最 終政策的方向與成敗，即行政部門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為何？這是本研究欲 回答的二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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