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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蘇州市民的「地方公益」排斥外資的競爭心態,無法順利抵制振興電燈 公司。五四運動爆發的「民族主義」抵制日貨的氛圍,比「地域主義」來得強烈,

且更有用的凝聚蘇州市民的向心力,共同打壓振興電燈公司。與其說是抵制日貨,

不如說是蘇州市民想要取回蘇州電業的權利,排擠一個非蘇州人經營的電業公司。

實質的原因並非「民族主義」的愛國情緒,而是經營電廠的「利益」。祝大椿藉 由「添股改組」隱藏引入外資所得的利益,蘇州市民透過「民族主義」、「抵制日 貨」隱藏欲取得蘇州電業的利益,雙方各有立場,透過不同的商人關係網絡與對 方競爭,形成特殊的蘇州電業風波。

二、 研究回顧

與本文討論主題直接相關研究成果的是黃河的〈對民國前期蘇州收回電權運 動中商界的考察〉,探討蘇州商人抵制振興電燈公司的歷程,是否在民族主義浪 潮下從生意人轉向愛國者。3黃河認為,蘇州商界抵制振興電燈公司的真實動機 應為利益驅使所致。他引用王季同參觀報告所推論的數字,振興電燈公司每月利 潤可能高達 1.8 萬,在王季同在報告中指出:「尚有餘利洋一百五十元,若照三 萬盞算,則每天可於六百元。」4高額利潤刺激了蘇州商人收回蘇州電業的決心,

甚至因為「電業壟斷性」的特質,使商人必須使用非常規的商業競爭途徑,使用 歷史契機解決問題。該文的主要結論:第一,振興電燈公司改組起初並沒有引起 蘇州各界的重視。第二,抵制運動對於收回電廠並無實質助益,市民公社缺乏社 會與經濟資本,無法成功成立新的電燈廠,蘇州總商會取代市民公社,成為抵制 運動的中流砥柱。不過,相對於市民公社的高調抵制,蘇州總商會略顯低調。第 三,商界抵制振興電燈公司的方式有控告舉報及創辦新廠兩種方式,從蘇州商會 檔案可以明顯看出蘇州商會控告振興電燈公司「暗售日人」,黃河以「道德制高 點」來形容蘇州商人使用「民族主義」包裝控告的正當性。四,蘇州商會以「市 政」和「主權」的口號抵制振興電燈公司。5

黃河認為,蘇州商人不明白「市政」和「主權」的真實內涵,「主權」屬於 國家,並非屬於地方,「地方主權」是錯誤概念,「市政」才屬於地方。地方主權 的概念其實是一種地域主義的概念,並非錯誤概念。高家龍(Sherman Cochran)

在《大公司與關係網:中國境內的西方、日本和華商大企業》提到中國商人的特

3 黃河,〈對民國前期蘇州收回電權運動中商界的考察〉,《近代中國》,2 期(上海,2018),頁 252。

4 黃河,〈對民國前期蘇州收回電權運動中商界的考察〉,《近代中國》,頁 258。蘇州市檔案館館 藏蘇州商會檔案,檔號 I14-02-0184-012,〈王季同參觀振興電燈報告書〉(1918 年 2 月 10 日)。

5 黃河,〈對民國前期蘇州收回電權運動中商界的考察〉,《近代中國》,頁 255-256。

與近代上海電力照明產業研究,1882-1929 年〉都是以 1920 年代前存在於上海的 電燈公司的個案研究。在個案研究當中,著重於企業家的經營和企業內部材料, 的《中國的大企業-菸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以英美煙公司和南洋 煙草公司兩家在中國的競爭為題,討論「帝國主義侵略」、「經濟民族主義」和「企 都,1999.12),頁 887

18高家龍(Sherman Cochran),《中國的大企業-菸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1),頁 188-189。

19 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頁 193。

葛凱(Karl Gerth)從消費者的角度,結合消費主義與民族主義,分析中國的國 貨運動。22在《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中,以五四運動中抵制

26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中國的大企業-菸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頁 142。

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提出中國商人 形成資產階級,經濟抵制運動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動員的一種方式。29從抵制運動

29 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頁 280。

30 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頁 300。

31 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頁 201-202;李達嘉,〈罪與罰-五四抵制日貨 運動中學生對商人的強制行為〉,《新史學》,14 卷 2 期(台北,2003.06),頁 108。

32 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頁 165。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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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電燈公司主要以供電照明,屬於消費財的類型,業者、消費者、政府三 者在電燈企業如何發展,均扮演重要角色,振興電燈公司如同其他地區的電燈公 司,必須考量消費者和政府的關係。目前由於缺乏振興電燈公司內部材料,本文 無法分析公司營運內部問題,而是利用檔案材料,分析振興電燈公司與蘇州市民 和政府的關係建立與斷裂。同時,本文藉由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探討蘇州商人 抵制振興電燈公司的原因,抵制日貨是核心觀點,抵制運動背後是蘇州人想取得 電業的權利,但並不是完全追求利益,而忽略抵制運動的成效,也並不是因為抵 制運動的成功才導致振興電燈公司的結束,而是蘇州市民的利益驅動,兩者互相 交織而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