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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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間資源與能力的相互支援，達成共同任務的要求。因此，第二個研究問題的 焦點即是在探究行政組織該如何因應任務需求，調整彼此的互動關係，俾符合相 互支援的需要？事實上，這個問題涉及跨組織執行的課責安排，而行政責任問題 往往是跨組織執行公共任務的核心議題。
第三、 「行動效能性」問題：如何使行政組織的集體行動能產生最佳的執行結 果？
行政組織的集體行動之所以無法產生特定政策或計畫的執行效能，往往隱 含著行政組織個體理性與組織集體理性不相容的社會困境。這種困境的產生，主 要是受到行動者在參與集體行動的過程中，無法獲得適當機制調和行動之利益與 損失的問題。因此，第三個研究問題聚焦在行政組織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間的衝 突，並探索調和此種衝突的可能解方，以達成符合集體理性之公共政策結果。
第三節、研究方法
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向來有兩套不同的邏輯系統主導著整個研究方法的 發展，其一是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其二是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史 美強, 2005:19; 吳秀光, 2001:19)。演繹法是從已建立的普遍法則演繹而得出結 論，在演繹推理過程中，前提必然地導出結論，也就是說，若且唯若前提為真，
結論必定為真；如果前提若非為真，結論將也亦非為真(潘明宏等譯, 2003:13)。
以數學演繹為例，其證明多由一組公理（axioms）出發，它們可能顯然為真或被 研究者假定為真，通過一步接一步的邏輯驗證，這個結論就稱為是一個數學的定 理（theorem），亦即一個數學的普遍法則。歸納法強調對於現象理解所形成的假 設、理論、法則都是奠基於經驗事實的歸納，並從某一組歸納後的假設來解釋現 象。在該假設的指導下，科學家在不同的個案中觀察現象發生的過程及其結果，
若觀察結果和假設相符，則該個案成為假設可能成立的證據之一(吳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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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研究成果形成所謂「適當邏輯」（a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強調經驗 環境（規範與習俗）對於行動所產生的制約力量。當此種證據經過相當的積累， 目的，係藉由演繹法與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的符號推演，協助將變數與變 數間之關係，做一清楚的說明，俾驗證研究者建構之理論模型的邏輯正確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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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通常更具有研究的特殊意義，因為理論的向前推進往往來自於後者的洞見 (吳秀光, 2001)。以著名囚犯困境賽局（prisoner dilemma game）為例，該賽局描 述兩位犯罪嫌疑人（嫌犯），在警察分開審訊的情況下，警察告知嫌犯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各嫌犯因害怕自己不說出實情而遭對方出賣，反而被訴以較重之罪 刑，故選擇對自己最有利之方案----坦承犯罪。當所有嫌犯皆坦承犯罪的結果，
反倒使警察能順利地將嫌犯起訴判刑。囚犯困境賽局反直觀之處在於，行為者選 擇自己最有利方案結果，卻是集體最不利的結果。這個經由演繹法找出的反直觀 邏輯，已廣泛應用在公共財生產以及國際衝突的研究中，並成功地為公共政策研 究帶來新的發現。因此，若科學家所依賴的假設能經過演繹的論證，將可使研究 者對歸納研究提出的假設更具信心，而大膽地將演繹命題運作化為可作為研究歸 納階段的實驗檢驗、個案研究、比較個案以及實證系統分析等方法的研究假設。
當實驗假設或稱經驗研究假設提出後，研究者可在經過資料蒐集後，以歸納法驗 證假設，以便解釋現象的通則，甚至能對尚未發生的現象提供合理的預測。
由於社會科學的現象不若自然科學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以致社會科學理論 對於人類行為的解釋或預測，總呈現出局部的、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特徵18。社 會科學需要學習自然科學從經驗資料中發掘理論的態度與能力，以便能找出“真 實”而非“虛假”的因果關係，拓展我們對於人類社會的理解與強化科學知識與實 務應用的連結關係。在這樣的觀點下，筆者不諱言本文選擇「實證科學」的本體 論（ontology）立場，相信任何人類行為與制度安排皆存有理性的因果關係安排，
但由於人類“理性”的複雜性，以致於人類社會的因果關係往往遠較自然的因果關 係難以拆解。當然，從知識論（epistemology）的角度而言，由於人類理性的複 雜，使得社會科學知識往往需要經由各種不同的形式與途徑產生，故選擇從「實
18 Riker（1962）認為社會科學羨慕自然科學研究的地方，在於後者事實上滿足了人類心中對科 學應該有的要求，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學問，是由一連串「相關聯」與「經過驗證」的一般化 通則所組成，這些通則對於事物發生的現象有足夠預測的能力。在個別自然科學學門當中，「相 關連」代表一般化通則是由一組公理出發，透過演繹邏輯而來；雖然這些公理常常會被修正，但 是它仍然構成一個前後呼應的理論模型。通則「經過驗證」則是表示，這些通則從精心建構的理 論中演繹出來之後，其陳述方式是準備好要面對實驗、觀察或是預測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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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科學」的本體論立場，並非意謂知識的來源僅限於量化的科學途徑，舉凡直觀 的、情感的、宗教的或藝術的質化途徑，亦有助於吾人對人類行為意義的瞭解。
如此一來，所謂知識「正確配方」的提問，其提問本身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知 識本就允許研究者對同一現象有不同詮釋。當然，筆者無意加入科學研究質化與 量化研究典範（paradigm）論辯，本文主張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公共行政研究 應單純地回歸研究問題的需要，亦即知識應用的需要，選擇知識產製的方法，而 不論其為質化或量化的方法。這樣的知識產製途徑，可稱之為「混合方法途徑」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pproach or mixed methods approach）。
「混合方法途徑」是近年來在質化與量化途徑之外的第三種新興研究途徑，
它試圖跳脫質與量的研究途徑爭辯，主張質與量的研究方法同樣有用且同等重 要。所謂「混合方法途徑」係基於知識的實用主義（pragmaticism）觀點19，依 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採用融合量化與質化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的研究策略，俾獲 得問題的最佳理解(Creswell, 2003)。混合方法途徑的目標並非要取代質化或量化 途徑，而是希望在單一研究中能同時擷取兩種途徑之長，並彌補或減輕兩種途徑 之短(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14-15)。當然，從典範的觀點而言，質化與量 化研究典範之間具有典範的不可共量性，亦即兩者的本體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 的假定是互不相容的。惟「混合方法途徑」無意陷入典範的爭辯，它並非是第三 種典範，所以不能也無法解決典範不可共量的問題。在哲學的立場上，混合方法 途徑是基於實用主義的論點，主張知識的產製過程，包括研究方法與概念的選 取，需視方法或概念能否幫助研究者提出重要的研究問題與實用的解決方案，故 實用主義隱含的是應用取向的(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就公共行政研究 而言，混合方法途徑已被應用在方案評估（program evaluation）或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領域。誠如方案評估學者 Posavac 與 Carey 指出的：「追求完善的科 學知識，應該超越個人對數字或故事的偏好…….。」，因此「對多數評估者而言，
19 不可否認的，實用主義也存有若干的研究限制。對於此點，筆者將留待至本文第五章在進行 反思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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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倒不在於必須從質化或量化方法二中選一，而是如何讓不同的方法相互支 援，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
。」(羅國英等譯, 2007:329) 。綜合而言，筆者主張社會科學研究應學習自然科學研究在知識積累與應用的 優點，以提升學術研究的積累性與應用性，但由於人類行為“理性”的複雜性，本 文選擇以「混合方法途徑」研究行政組際協調問題。因此，筆者嘗試在本文研究 過程中整合演繹法及歸納法，俾嚴整地回答本研究的相關問題，以滿足本文的研 究目的，茲就本文各研究過程所採用之方法的意涵及其在本研究中擔任的“功 能”，分述如下：
壹、演繹過程
在研究的演繹過程，筆者試圖發展出行政組際協調的理論模型，以解釋專業 分工的行政組織在協調過程中的集體行動態樣與結果。為此，筆者採用文獻分析 法及賽局理論分析等兩種方法，建立本研究的理論模型，並推導相關的研究命題。
一、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
由於文獻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整合某個領域中，已經被思考及研究過的資訊，
它可以幫助研究者瞭解過去、解釋現在與推測將來（朱浤源, 2000）。因此，筆者 透過文獻回顧找出演繹過程所需的相關研究變項與概念，以及變項與概念的基本 假定與情境假設（基設）。文獻分析的範圍，則是透過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 目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以及相關英文文獻資料庫，
透過廣泛蒐集、整理與分析國內外文獻中有關跨域管理、政策執行、組織關係等 相關研究與著述，進而瞭解行政組際協調研究之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概念架構。
為綜理相關的文獻，筆者從行政組際協調面臨的挑戰、行政組際協調研究途徑以 及行政組際協調研究成果等三個部分進行分析，期協助吾人理解行政理念與行政 革新變遷所形成之行政制度類型的問題；釐清行政組織的集體行動基設；以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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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組織間的互動關係等議題。
二、賽局理論分析（Game Theory Analysis）
二、賽局理論分析（Game Theory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