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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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以明代經學家陳士元（1516－1597）易學為研究之對象，本章主要論 述之內容包括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以及對於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進 行概括性介紹，瞭解晚近有關研究之情形，以述明本研究之重要取向與研究之價 值。進一步說明本研究論題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論題主要研讀之資料，以下區 分為三節進行討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任何一位思想家，或是學術思想的建構者，乃至任何一個時代的重要學術思 想的形成，皆與其所處時代環境政治、社會、學術、文化，以及時空環境的主客 觀因素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因不同的歷史背景而有不同的學術思想之形成。理 解把握陳士元的易學思想主張，乃至其易學特色與時代定位，首先關注明代易學 發展的歷史背景，並進而確立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一、明代易學發展的歷史背景
明朝建立之初，洪武帝朱元璋（1328－1398）興學攬賢，於學術方面繼承宋 元以來的道學傳統。曾長期遭到壓制的朱熹（1130－1200）學說，在南宋末年慶 元黨禁解除後方獲得官方的認可，元仁宗延祐年間（1314－1320）開始以《四書 集注》試士，明太祖沿襲了這一傳統，「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 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為先，網羅碩學。肆世承平，文 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1 至永樂帝朱棣（1360－1424）則下 詔將周、程、張、朱等對四書五經所發的性理之言類聚成編，敕令翰林院纂修《五 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行天下，作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正式確 立了程朱理學的牢固地位。《五經大全》中有《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傳」
指《程氏易傳》，「義」為朱子《周易本義》，《周易傳義大全》合二書為一，並摻 雜以程朱後學鄱陽二董（董鼎［？－？］、董真卿［？－？］）、雙湖與雲峰二胡
（胡一桂［？－？］、胡炳文［1250－1333］）的觀點。《性理大全》亦將朱子《易 學啟蒙》彙編於其中，則有明一代的官方易學源自宋《易》。明朝多位君主如太 祖、成祖、惠帝、仁宗、宣宗等皆熱衷於研究、講論易學，上行下效，大夫士人 之間講《易》、撰《易》著的風氣大盛。《明史‧藝文志》所著錄的明代《易》類
1 ［清］張廷玉等：《明史‧儒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百八十二，頁 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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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就多達二百二十二部，一千五百七十卷。2
明代程朱理學獨步天下，作為開科取士的準繩，成為思想界的壟斷權威。朱 彝尊（1629－1708）於《經義考》中云：
按永樂中詔修《五經》、《四書大全》，開館則給月饌，書成則賜鈔、賜幣、
賜燕，又御製〈序〉文頒行，稱為廣大悉備。不知胡廣諸人止就前儒之成 編，一加抄錄而去其名，……《易》則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峰二 胡氏。於諸書外，全未寓目，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夫既 竊其廪賜，並未效纖毫搜采之勤，攘私書為官書，以罔其上，豈不顧博聞 之士見而齒冷乎？即此可見胡廣心術之不純，而同事諸臣亦苟且游戲甚矣。
3
《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皆為剽竊拼湊之作，《五經四書大全》
的制訂對明初的學術風氣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故顧炎武言：「愚嘗謂自宋之 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 說亡。」4 明代以《大全》為科舉內容，八股文為行文範式要求，破壞了宋以來的 研經風氣，時人往往不習漢唐經師留下的章句訓詁。楊慎（1488－1559）在《升 庵集》「舉業之陋」條下痛陳其弊：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茍 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 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
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為二 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
「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 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祕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
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5
明人為學帶有強烈的功利導向，無法通涉經史，便以割裂、綴合經史等雕蟲小技 炫人耳目、求取虛名，以致於考官、考生都鬧出了很大的笑話。唐宋以來，知識 階層影響社會的主要方式是通過科舉制度進入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因此考試內 容對學校教育、學術風氣和社會思潮有著極重要的影響。思想趨向統一雖有利於
2 ［清］張廷玉等：《明史‧藝文志一》，卷九十六，頁 2351。
3 ［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卷四十九，頁 343。
4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十八，「書傳會 選」條下，頁 1045。
5 ［明］楊慎：《升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 1270 冊，卷五十二，頁 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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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的管理，卻又不可避免地使學術走向僵化。身處明清易代之際的黃宗羲
（1610－1695）便直截了當地指陳明末學風流弊。《鮚埼亭集》卷十《梨洲先生 神道碑》曰：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 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 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
不墮講學之流弊。6
以梨洲之見，士人不可拘泥於語錄之說，應以儒家的六經作為治學的根柢，博通 經史而後可效證事理的變化規律，才能掌握經世濟民的實務之術。閻若璩（1636
－1704）也分析了明代經學凋敝的原委：
予嘗發憤歎息，前明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蓋有 三焉：一壞於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其失也陋；再壞於李夢 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於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 於以讀書為禁，其失也虛。7
明代學術的不振歸之於三弊：制度層面以八股取士；雖提倡復古，但方向偏失而 未倡六藝；陽明之學崛起取代理學，卻重心性而廢學。明末士人間流行「講學」
的授課方式，講學內容節引自語錄，唯談性命之理，在具體的功夫修養上，兼採 禪宗之法，求天理於心中，陸九淵云：「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8，陳獻章（1428
－1500）言：「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9「夫 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茍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道存焉，則求之書籍可也。求 之書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則求之吾心可也」。10 陳獻章強調求道 的次序是先求之古籍，若不得才求之於心。然而當世之人心氣浮躁，投機取巧，
斷章取義。若求之吾心可得，又何必依漢唐治學舊法，皓首窮經，從事辛苦繁瑣 的章句訓詁之學？故捨書冊、廢文字、去聞見。錯誤的治學觀念導致士人無法建 立扎實的學問基礎，日蹈空疏。士人縱有讀經者，也僅止於取得功名，用心鑽研 經學的少之又少。
相較漢唐以代表純正儒家思想的經注之學為取士的門徑之一，理學的思想性 無疑更加強烈，可供士人自由闡釋發揮的空間更具彈性。理學原本就是程朱學派
6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卷十一，頁 518。
7 ［清］閻若璩：《潛邱劄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59 冊，卷一，頁 407。
8 ［明］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三十四，《語錄上》，頁 395。
9 ［清］陳獻章：《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四，〈答張內翰廷祥書，括而成詩，
呈胡希仁提學〉，頁 279。
10 ［清］陳獻章：《陳獻章集》，《陳獻章詩文續補遺》，〈與林緝熙十五〉，頁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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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建的「一家之言」，將其作為社會的思想準則所引起的負面效果也更為顯著。
因此在後代士人的傳統認知中，明代是經學最為衰微的時代，張廷玉（1672－1755）
《明史‧儒林傳》云：「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兩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 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 其然乎！」11 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云：「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
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12，「故經學至明為極衰時代」。13 理學應試化所引發的 弊端迭出不窮，明中後期心學崛起，發軔於南宋陸九淵（1139－1193）、楊簡（1141
－1225）、王宗傳（1181 年進士），明代以後影響日廣，學說暢行四海，反思與檢 討理學的聲浪日漸高漲。
儒家思想發展到明代，無論理學還是心學，皆以抽象而具超越性的理、心為 宇宙自然的最高原則與追求，引起提倡實學者的強烈不滿。明中期的前後七子掀 起文壇的復古運動，經學復古思潮緊隨其後。以陳耀文（1524？－1605？）、胡 應麟（1551－1602）、楊慎為代表的學者，回歸漢代經學的考據本色，以扎實的 訓詁、辨偽、輯佚力拯明代學術的空疏之風，引領了清代的務實學風和漢學復興 運動。艾爾曼追溯清代樸學源頭時說道：
晚明時代，對於考據學自我覺醒的潛在意識出現了，人們開始追求新的學 術方法，只有這種方法，才會使考據學成為一種具有自足性的學術話 語。……明代考據學因深受理學思想的束縛而尚未成熟，他們只是認為，
儒家經典現存的注釋充滿偏見，業已過時，需要以新的考證精確的解釋代 替之。繼泰州學派批判理學正統思想之後，明代考證學者開始重建儒學傳 統。批評意識以這種方式在學術界扮演著創造性角色。他們潛心於實證研 究，對其興趣遠遠超過內聖之學。……考據學者摒棄對經典的義理闡發，
潛心研究漢唐學者提出的考證課題。他們認為，早期經注（也即疏證）考 證嚴謹、系統，為闡釋經典本身奠定了堅實基礎。14
物極必反，理學已發展至窮途之末，有識之士的當務之急，便是樹立一個充滿活 力的學術傳統作為新的儒家典範。為與高度義理性質的理學做出區隔，他們選擇
物極必反，理學已發展至窮途之末，有識之士的當務之急，便是樹立一個充滿活 力的學術傳統作為新的儒家典範。為與高度義理性質的理學做出區隔，他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