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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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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 青少年復原力之研究現況

在國內,復原力之概念已廣泛受到各個學門的重視,如心理、諮商、醫學、

護理、教育與社會工作等領域,近年相關研究也從早期保護因子的探討,轉向愈 趨多元的研究發展(常欣怡、宋麗玉,2007;陳金彌、陳月枝,2007)。近年青 少年復原力研究之方向可大致歸納為三:(1)復原經驗與保護機制的發掘;(2)

復原力保護因子效果之驗證;(3)復原力導向介入效果之驗證。

復原經驗與保護機制發掘方面,相較於過去以一般或高關懷青少年為主,近 年有研究對象區隔愈趨細緻化的傾向,如親職化、自傷、網路成癮、物質濫用、

安置機構、性剝削、精神疾病與次文化團體等(林慧玲,2017;邱馨瑩,2016;

張齡方,2017;梁信忠,2011;陳瑤婷,2013;趙淑惠,2016;齊沛瑜,2016),

且多元文化背景也逐漸得到重視(蔡宜臻,2016;簡孟如,2016)。這些研究探 索青少年在特殊情境或場域中展現復原力的過程,以及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 係,從中歸納出幫助青少年克服逆境之保護機制,如家人、手足與同儕的支持、

家庭彈性的教養方式、穩定的工作、友善醫療經驗、宗教支持系統等。

驗證復原力保護因子效果之研究亦十分豐富,在不同學門的參與震盪下,復 原力模式之建構愈趨多元化,但仍以個人、人際與家庭等微觀層次(micro level)

保護因子為主,如個人心理特質(王濬楷,2013;吳秉叡,2012;李秋涼,2012;

施雅婷,2017;洪俐婷,2015;陳美倫,2017;陳慧雯,2015;曾婉君,2014);

歸屬感與依附關係(包康寧,2011;周宛樺,2016;陳美倫,2017;蔡麗燕,2016); 以及父母管教方式(陳宥慈,2016)等,部分研究證實了社會支持與復原力之關 係(洪晟芝,2010;張家瑀,2018;陳誼芳,2016),但研究中的社會支持多是 指家庭、學校與同儕支持多寡,無法用來概括個人所處關係網絡中的資源。由此 可知,鮮少研究觸及中觀層次(meso level)如社區、社群關係網絡之因素如何影 響復原力之展現,Hunter and Chandler(1999)認為保護因子是建構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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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實務之基礎,需要在不同層次的基礎上了解青少年之風險或保護機制,方可 針對個人、家庭與社區發展適當的介入方案,由此觀之,國內針對保護因子之研 究顯有層次上的不足。

在介入效果驗證方面,許多研究證實了復原力導向之介入在內在層面能改善 焦慮、增進對壓力的適應、增進自我認同與自我效能感(方郁棻,2018;朱育萱,

2015);在外在層面可促進自我照顧、解決問題、人際互助、利社會等行為的產 生(唐善美,2015;黃思恬,2015)。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研究選擇以探索教育

(adventure education)或冒險治療(adventure therapy)的模式來介入(呂天福,

2010;沈文銘,2013;黃怡萍,2014;詹一心,2012),該模式特色為強調將個 人置於真實的環境刺激與人際網絡中,在實際的互動、連結與規範情境中體驗與 反思,進而達到教育的目的。此趨勢反映了環境網絡因素的影響已得到重視,前 述使用探索教育介入方式的研究者們,試圖在人為的介入情境中盡量保留自然關 係網絡裡的影響因素,以期介入效果可以最大程度的延續至日常生活中。

綜合上述回顧,近年國內青少年復原力之研究已意識到外在環境因素對復原 力之影響,在許多介入研究中嘗試以探索教育或冒險治療的模式,將這些環境因 素納入控制,但在保護因子效果之驗證方面,仍對環境因素甚少著墨,究竟環境 因素如社會資本中之關係網絡結構、共享價值與期待、以及約束力量等元素,如 何對青少年復原力造成影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驗證。

二、 社會資本之研究現況

早從Durkheim(1893/1984)開始,社會學家就開始關切環境因素如何影響 個人的身心健康,他觀察到即便在最個人主義的層面上,若要理解個人行為,亦 無法抽離社群的特點及其所鑲嵌的人際關係,最著名的論證即是對自殺行為進行 的實證分析。Durkheim 認為解釋自殺最好從社會力量著手,並提出證據說明了 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具有潛在的保護效果,能夠用以抵抗自殺的風險,在 混亂脫序(anomic)與社會連帶薄弱的社會或社群中,自殺現象較普遍;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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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融合且社會連帶緊密的社會或社群中,人們則可以透過人際連結與道德規範 的支持來避免走上絕路。Durkheim 的理論開啟了社會連帶研究之濫觴,因其重 視關係網絡連結之本質,亦被視為社會資本理論的雛形(Halpern, 2005)。

當代許多研究證實了社會資本與個人的身心健康及福祉(well-being)有密切 關係。Egeland and Hostetter(1983)發現社區內存在緊密且凝聚力強的社會網絡,

能夠解釋為何居民們的自評心理疾病程度較低;Bowling, Banister, Sutton, Evans, and Windsor(2002)針對 65 歲以上老人的主觀生活品質做調查,發現儘管控制 了社會期待、人格特質、心理特質、健康情況與財富多寡等變項,個人與鄰里社 會資本仍對主觀生活品質具有解釋力;Faris and Dunham(1939)在其經典的著 作中證實了居住在黑人社區中的黑人,相較於住在白人社區或多族裔社區的黑人,

即使前者生活條件較差,但仍有較低的心理疾病程度,此即後來Halpern(1993)

所說的「團體密集效應」(group density effect),對於弱勢群體來說,被鑲嵌在一 個社群裡,就能夠擁有更多來自朋友、親屬的支持,鄰里間的信任與互惠關係能 夠提供社會心理途徑的健康保護,也以可緩衝外在大環境的直接歧視(Pickett and Wilkinson, 2008)。在團體密集效應中可以看見社會資本運作的效果,社群中形成 的網絡、規範與約束力量成為環境中的保護因子,讓個人能夠屏蔽外來的歧視,

得到較佳的心理健康結果(Kawachi, 1999)。

部分復原力文獻認為社會資本應是環境中的資源或介入的標的,甚至可能是 復原力建構的重要元素(Norris, Stevens, Pfefferbaum, Wyche, & Pfefferbaum, 2008;

Olsson et al., 2003),人際關係中的連結和支持性的互動,能夠避免個人落入孤立 者(isolates)與邊緣者(peripherals)的境地,且可以有效的幫助社區面對環境的 變異。不過這些文章也共同指出,儘管社會環境對成人健康與福祉的影響已逐漸 受到重視,但在青少年領域卻有待進一步的推展。

國內不乏社會資本對青少年身心健康影響之文獻,但尚未有研究將社會資本 與復原力保護因子做直接連結。吳元瑞(2015);幸宇晴(2013);黃春太、姜逸 群、黃雅文與胡益進(2008);薛景瑚(2014)等人證實了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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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人受到的人際支持,以及與家庭層次的社會資本,如家庭的社經地位、教養 方式與親友互動等,確實對青少年之自我效能、自我概念幸福感與學業成就等心 理及行為特質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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